有人始终在积累明天就被花掉的口粮|口粮|穆旦|背米|诗人|诗歌|阿尔贝·加缪|雅各

配乐 / Max Richter - Richter: Dream 1 (before the wind blows it all away)

声音导演 / 王小一

读睡朗读频道

雅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父辈源头，诗人借这个形象展开她的家族史回望。

《创世记》里，雅各在逃亡途中露宿荒野，梦见一架梯子立在地上，顶端通天，天使在梯子上上下往来，神向他许诺土地、后裔和祝福。醒来后，雅各说这里是神的殿、天的门。诗人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调用这个典故：

当我把雅各的形象和尘世联系在一起

他便浮现了

或许他生前攀爬的也是这样的梯子，实心或悬空的

对雅各来说，梯子是梦中的、悬空的、通向天国的；对外祖父来说，梯子是实心的、窄的、霉味的、陡峭的。两种梯子被叠在一起，形成一种残酷的互文：同样是攀登，圣人通向启示，穷人通向劳役。

诗人所写的是背米、做搬运工、养活七个孩子的外祖父，却密集地嵌入了文学艺术史的典故。表面看去，雅各、穆旦、加缪、阿左林，与祖父的生活毫无关系，然而这正是整首诗的张力所在。诗的题眼，恰恰藏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并置之中。

再如这一句：

二十世纪的人和十六世纪的人是同样一件东西

阿左林在《西班牙的一小时》中，以一种审美化、冥想式的历史想象，说二十世纪的人和十六世纪的人并无本质不同。那是一种来自永恒或时间之外的审视：人像影子的影子，出现在世界上短暂出现，旋即消失。

然而诗人却是站在全然不同的另一立场上，重新说出这句话。照理说，二十世纪应该比十六世纪“进步”了，机器、城市、工资制度、博物馆、现代文明都出现了；但对于某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处境没有变，仍然只是“一件东西”——可以被使用、搬运、替换、消耗的身体。这里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物化感：人不是人，而是劳动单位、体力工具、城市机器里的零件。

阿左林的“一小时”，是文学家的、审美的、历史追忆式的一小时；到了外祖父这里，“一小时”变成按小时计算的零工、工资、被出卖的体力。

要理解诗人何以总是如此拧巴地使用这些典故，诗里反复出现的“不理解”正是关键：

我不理解他

正如不理解此刻咖啡馆里

独坐的陌生人

我理解他，仿佛理解众多

无法走入其中的门廊所造成的厌倦

这里的“理解”其实已经被削弱了。她不是说“我终于理解了外祖父”，而是说“我理解他，仿佛理解众多无法走入其中的门廊”。这是一种站在门外的理解。门廊在眼前，但进不去；外祖父的生活可被想象、可被描述、可被类比，却不能真正被触摸。

诗人使用典故的方式，透出一种异常悲怆的情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精湛精神技艺的诗人，在试图理解家人时，能够调动的经验竟然显得无效和错位。

诗人也没有停留在这样一种自怨自艾的悲怆中。在承认了某种无力后，她开始从祖辈的经验出发，反过来修正自己的对阶级、剥削和劳动的理解。

诗里问：

——当我们说被剥夺时，从什么地方被剥夺？

城市或许本来就一无所有，麻木得不痛苦

这几句非常关键。一般谈论阶级时，我们很容易说“被剥削”“被剥夺”，仿佛贫穷只是某种已经拥有之物被拿走。但诗人追问的是：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土地、没有收获、没有可以完整展开自身的生活，那么我们究竟应当说他从哪里被剥夺？城市劳动者的贫困，不一定表现为失去某种原本丰盈的生活；更残酷的是，他可能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一种麻木、不痛苦的状态中，连“我本来可以拥有什么”都无法想象。

外祖父“应该有更多的才智但只是背米然后做工”。诗人并不把他写成一个天然质朴、健壮、与土地相连的劳动者。相反，他从一开始就“脱离土地和收获”，在许多“不建设什么的活动中”消耗生命。他的聪明只能在麻将桌上显现，他的欢乐也只能在纪律、金钱和机器的缝隙中短暂出现。诗中说：

欢乐就是限制和拘束的借贷

无论那来自纪律还是金钱

无数竞争着的机器

也没有办法给他的汗水脱粒

“脱粒”本来属于农业劳动，意味着劳动终于和收获发生关系。但外祖父的汗水无法脱粒，因为他的劳动并不通向自己的收获。他的身体被使用，却不能从这种使用中得到某种完整的成果。他不是被田地养育的人，而是被城市零工、工资和劳动制度耗尽的人。

也正是在这里，诗人重新认出了自己与外祖父的关系：

他来不及去想的憎恨，终究遗传下来

外祖父留下来的不是故事、思想、遗训那一类高度符号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阶级感觉，一种由长期劳动、忍耐、屈辱和服从留下的身体记忆。它甚至不是外祖父本人已经清楚想过的“憎恨”，而是他来不及思想、来不及表达、也来不及组织成语言的东西。诗人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尚未被思想完成的情感。

诗的末段说：

他遗传给我领工钱者的平衡身体的方法

不必通过创伤而成为什么

在众多裁缝、工匠、地主和互相吞吃的人们之中

他被选择成为我的外祖父

这里不是温情认亲，而是一种震动：我不是自由地从文明、文学、博物馆、诗人那里来；我也从这个被劳动压低的人那里来。

“领工钱者的平衡身体的方法”，说的不是血缘上的相似，而是一种生活姿势的继承：如何在被雇佣、被计算、被限制的处境中保持身体平衡，如何不通过创造、不通过完成某种高贵事业，也仍然活下去。

《背米》如此动人，它既没有把外祖父浪漫化为朴素而伟大的劳动者，也没有把他简化为阶级叙事中的受害者。它一方面承认诗人的理解始终有隔膜，另一方面又承认这种隔膜并不能取消身体和阶级经验之间更深的联系。典故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一种失败的理解方式，一种复杂的自嘲。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克制和反思中，外祖父的形象变得真实、沉重，而难被任何现成话语所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