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上世纪7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故事。
罗马尼亚是苏联阵营内最早试图走“独立路线”的国家之一，1960年代末，中罗关系升温，中国需要用实实在在的工业项目稳住罗马尼亚。1971年，一机部承接了援助建设罗马尼亚11个工厂的任务，涵盖电工、汽车模具、机械加工等多个门类，涉及总体设计、设备供应、安装指导全链条。
这个任务需要一个既能跟罗方工程技术人员对等对话、又能在一机部系统内推动资源的人来负责，组织上考虑到江泽民俄语流利、英语过关、是电机专业出身、有工厂和研究所两级管理经验，最终选中了他。
1971年7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他带着6名同事登上了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飞机。
江泽民刚到罗马尼亚，就碰到一个结构性的麻烦：中国援外的标配做法是“交钥匙”——中方包总体设计，包全部设备和建材，派专家指导安装调试，最后一把钥匙交过去，受援国接过来就能转。这套办法在亚洲、非洲很顺手，因为对方确实缺底子。但罗马尼亚不是这样，罗方有自己的设计院，有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不少工厂的工艺水平不比中国差，他们看了中方递过来的全套方案后，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江泽民得知罗方的态度后，马上把考察组的骨干召集起来说：“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退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
这句话的意思是：援罗的很多项目得重新设计，不是微调，而是大改：工艺流程要往高了调，设备清单要换，报批口径要变。但要完成这么大的改动，光靠一机部的力量根本推动不了，还需要外经部、财政部、大使馆等多个部门配合。
就在此时，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内部又爆发了矛盾，这个组进驻罗马尼亚西北部的肯布隆后，一开始还算团结，但当大家坐下来讨论技术方案时，分歧爆发了：有人说这样布线，有人说那样定型，谁也不服谁，最后吵到拍了桌子。考察组办公室的隔壁就是罗方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他们的中文嚷嚷声全漏过去了。
翻译周相吉急了，连忙打电话给江泽民汇报情况，江泽民听后说：“周末我来一趟。”
罗马尼亚周末双休，到了周六，江泽民从布加勒斯特坐车赶到了肯布隆，他没有召集汽车模具厂考察组全体开会，而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把每个人叫出去散步、聊天、单独谈话。这天晚上，江泽民又请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话题从工作滑到别处再滑回来，有说有笑，气氛慢慢松下来。
第三天早上，江泽民回布加勒斯特前对周相吉说：“你放心吧，没事了。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谈了，他们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有什么事以后再找我。”后来这个考察组果然没再吵过。
1971年10月3日，江泽民回到北京，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汇报自己想调整援罗模式的想法，他认为：援罗不能再走全包“套餐”，应允许罗方分担部分设计和土建，中方集中力量供给关键设备和技术，工艺路线整体往上提。
周子健一听就火了，因为这不是改一两页图纸的事，而是动援外的基本操作框架，当时正处于“运动”后期，擅自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他训斥江泽民说：“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
江泽民听后却说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罗方工程师看完我方的图纸后，曾不客气的说，有些设备他们自己能造，但我们硬塞过去，等于废掉人家一条生产线；而且罗马尼亚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少数跟中国走得近的国家，我们把人家当‘低水平受援对象’对待，他们会怎么想？”
周子健听后沉默了一会，最后说：“你写一份详细书面材料，上报研究。”
江泽民从周子健的办公室出来后，陪同汇报的田文远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
江泽民说：“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一机部领导同意江泽民的意见后，江泽民又拉上驻罗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去外经部面见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方毅听完江泽民的汇报，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方毅对江泽民说：“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回复罗方吧！”
后来方毅跟部里其他人说起了这件事：
我那时候根本不熟悉江泽民，我们没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过援助越南、朝鲜等项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江泽民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江泽民说服方毅后，马上回到布加勒斯特，继续跑那11个厂。1973年，援罗任务告一段落，江泽民奉调回国，先后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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