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姨家定居在上海，亲戚办红白喜事他从来不回来，也不随份子钱|上海市|二姨|亲戚|份子钱|圆子|定居|红白喜事|结婚|过年

这件事在我们家族里，几乎是每个人提起都要摇头的。我奶奶八十大寿，二姨没回来；我大伯去世，二姨没回来；我表姐结婚，二姨没回来；连我外婆——她亲妈——过世，二姨都没回来。

每次家里办事情，亲戚们围坐在一起，话题总会绕到她身上。“上海人就了不起了？”“去了城里就把根都忘了。”“份子钱都不出一个，真是做得出来。”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我妈每次都不吭声，别人说的时候她就低头喝茶，偶尔点点头，不替二姨辩解，也不跟着数落。我小时候不懂，觉得我妈这是在和稀泥。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和稀泥，她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二姨叫周秀兰，是我妈的亲姐姐。她们俩相差四岁，出生在苏北一个叫周庄的村子里。那地方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我妈说她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是她奶奶的旧褂子改的，改完了大姐穿，穿小了给二姐，二姐穿小了给我妈，穿到最后布都糟了，手一撕就开。

二姨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妈说她十二岁的时候就敢一个人坐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去县城卖鸡蛋，卖完了把钱藏在鞋底里走夜路回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她学习成绩也好，比我妈好得多，老师说她要是能读到高中，考大学是有希望的。可我外公不这么想，他觉得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点下地干活，省下钱来供弟弟。二姨读到初二就不读了，她把课本整整齐齐地收在一个纸箱里，放在床底下，然后扛起锄头下了地。我妈说她那天哭了一夜，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可她还是扛着锄头去了。

我妈是靠我二姨供出来的。这话是我妈自己说的，说了不止一次，每年过年喝点酒就要说。她说她上高中的时候，学费是我二姨在镇上手套厂打工挣的，一个月三十六块钱，二姨自己留六块钱，三十块寄回家，交代我妈妈她别省着，该吃就吃，该买书就买书。我妈说二姨那时候的手，十个手指头全是被针扎的眼儿，冬天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可写信回来从来不说苦，只说“小妹你好好学，姐挣钱供你”。

我妈后来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二姨高兴坏了，那天她去镇上给我妈买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的，花了八块钱，那是她大半个月的伙食费。我妈拿到那支钢笔的时候哭了，二姨还笑她，说哭什么哭，你将来当老师了，可别把你的学生也惹哭了。那支钢笔我妈用了几十年，后来笔尖都磨歪了，她也没扔，收在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

二姨是九二年去的上海。那一年她二十七，结了婚，嫁了个上海人，我姨夫叫老顾，是厂里的技术员，上海本地人，家里在杨浦区有一套老房子，不大，四十来个平方，但搁在那个时候，一个苏北农村的姑娘能嫁到上海，那是天大的造化。我记得我妈说起二姨结婚的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高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她说二姨结婚的时候连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我外婆给了她一床被面，我妈给她买了一对枕巾，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嫁了。男方没有摆酒席，就在家里请了几个亲戚吃了顿饭。我外婆当时心里是不高兴的，觉得男方不重视，但二姨说没关系，她在乎的不是这些。

二姨嫁到上海之后就很少回来了。一开始还回来过年，后来隔一年回来一次，再后来就不怎么回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我外婆去世那年，二○一三年，我在念大二。外婆走得很突然，脑溢血，送到医院就不行了。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只说了一句“你外婆没了”，然后就挂了。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去，到家的时候，灵堂已经搭起来了，亲戚们进进出出的，有人哭有人忙，乱糟糟的一团。

我问妈，二姨回来吗？我妈沉默了一下，说她不回来了。我问为什么，我妈说老顾身体不好，离不开人。我当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那是她亲妈，老顾身体不好可以请人照顾，亲妈没了都不回来，这说得过去吗？亲戚们更是炸了锅，有人直接当着我的面说“周秀兰这是不认亲了”，有人说得更难听，说“嫁到上海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连亲妈死了都不回来磕个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妈听着，还是不吭声，眼眶红红的，手里捏着一条手绢，时不时按一下眼角。我去安慰她，她反过来安慰我，说二姨有难处，让我别跟着瞎起哄。

我那时候不懂，觉得我妈太护着二姨了。现在想想，我妈不是护着二姨，我妈是知道，但她不能说。

二姨后来再也没回来过。我外婆的忌日，清明，过年，一次都没有。而且她不光人不回来，钱也不出。我们老家的规矩，亲戚办红白喜事，人不到，份子钱是要到的，这是一种礼数，也是一种心意。可二姨什么都没有，连个电话都很少有。偶尔过年的时候，我妈给她打个电话，两个人说不了几句就挂了，说的也都是些家常话，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从来不提家里的事。

我渐渐长大，对二姨的印象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和一个模糊的面孔。说心里话，我是不理解她的，甚至有些怨她。我觉得她太冷漠了，太自私了，太把自己当上海人了。这种想法在我心里存了好多年，直到去年。

去年秋天，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上海出差，待一个星期。出发前几天，我妈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了半天，最后说：“你到了上海，去看看你二姨吧。”我问她二姨住在哪里，她说了一个地址，末了又加了一句：“你去了别大惊小怪的，她家地方小，你就在门口站站就行。”我当时没多想，觉得我妈是怕我嫌弃二姨家房子小，心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上海房子小谁不知道。

到了上海的第三天，我办完了事，抽了个下午去看二姨。跟着导航坐了三站地铁，又走了十几分钟，进了一片老小区。那地方在杨浦区的深处，楼房都是七八十年代建的，外墙刷的涂料已经斑驳了，有的地方露出了里面的水泥，楼道里的灯是坏的，墙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我找到那个门牌号，是一栋六层楼房的底层，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自行车和旧纸箱，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我愣了一下，我记忆中的二姨不是这样的，我记忆中的二姨是那个头发乌黑、说话爽利、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女人。可面前这个老太太，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整个人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

“二姨？”我叫了一声，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认错。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忽然眼睛亮了，像是两颗快要熄灭的炭被人吹了一口气，猛地红了一下。“你是……小华家的？”她的声音又轻又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我是小华的儿子，二姨，我是小宝。”我的鼻子忽然就酸了。

“小宝啊，”二姨的眼睛红了，但她没哭，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手心是粗糙的，全是老茧，“小宝都长这么大了，上次见你的时候，你还在你妈怀里抱着呢。”她说着就把我往屋里拉，嘴里念叨着，“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二姨给你倒水喝。”

我进了门。

那间屋子，我站在玄关就把整个家看完了。一室一厅，不，严格来说连一室一厅都算不上，就是一个大间，中间用一块布帘子隔开，里面是床，外面是所谓的客厅。客厅里摆着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子、一个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堆着药盒子，降压药、降糖药、丹参滴丸，堆了十几个盒子。地上铺的瓷砖已经裂了几块，用透明胶带粘着，墙上贴的墙纸也翘了边，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

厨房和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是跟邻居共用的。

二姨让我坐下，转身去倒水，她的手一直在抖，倒水的时候水洒了一些在桌面上，她赶紧用袖子去擦，一边擦一边不好意思地笑：“老了老了，手脚不中用了。”我接过水杯的时候，看见她的手指变形了，关节粗大，指甲又厚又黄，那是当年在手套厂扎针扎出来的毛病，后来发展成了类风湿，手指就再也伸不直了。

我和二姨聊了一个多小时。她问了我妈的情况，问了我工作的情况，问了我有没有对象，问得很细，像是不放心似的要把我前半辈子没跟她说的那些话一次补上。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但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好看的，让我想起我妈说的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

她没有提家里的那些事。没有问我外婆的坟有没有人扫，没有问我大伯的丧事办得怎么样，没有问那些亲戚们对她的评价。一句都没有。她像是刻意绕开了那些话题，只说我妈、说我、说她自己的日子。她说老顾三年前走了，走得很安详，没什么痛苦。她说她一个人住，倒也清净，就是身体不太好，老毛病多，去一趟医院要排大半天的队。她说她现在不出门了，走不动了，买菜都是让邻居帮忙带的。

我看着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的屋子，看着桌上那些药盒子，看着二姨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看着她那双变形的、不停地发抖的手，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她不是不想回来，她是不敢回来。

她怕什么？她怕亲戚们看到她这个样子。她当年嫁到上海，在所有人眼里那是高攀，是飞上枝头变凤凰。所有人都以为她在上海过的是好日子，住楼房，看大电视，出门就是大商场。她要是回来了，穿着一件破毛衣，住在杨浦区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的破房子里，连份子钱都掏不出来，亲戚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原来你在上海混成这样啊”，会说“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老家”，会同情她，可怜她，用那种让她无地自容的目光看着她。她受不了这个。

所以她选择了消失。不回来，不出钱，不联系。让别人以为她是飞黄腾达了不愿意搭理穷亲戚，也好过让别人知道她过得并不好。这是一种体面，一种她拼命维持了三十年的、脆弱的、摇摇欲坠的体面。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她供我上的学。”我妈的学费，是二姨一个人在手套厂没日没夜地扎针扎出来的。我妈后来读了师范，当了老师，嫁了人，住上了楼房，每年过年都能给晚辈发红包。而那个供她读书的人，在上海的一间破屋子里，靠邻居帮忙买菜，一个人守着满桌子的药盒子过日子。

我站起来，假装去上厕所，走到走廊里，眼泪就下来了。我不敢出声，用手捂着嘴，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好一会儿。哭完了洗了把脸，又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回了屋。

走的时候，我把随身带的两千块钱塞在杯子底下，我怕二姨不收，所以没说。可我刚走到门口，二姨忽然喊住了我：“小宝，等等。”

她走到我面前，把那两千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塞回我手里。她的手在发抖，但塞钱的动作很坚决，像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二姨不缺钱，”她说，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哑，但脸上带着笑，“二姨就是……你回去跟你妈说，姐想她了。让她有空给我打个电话，别老心疼那点电话费。”

我握着那两千块钱，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姨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她摸我那样——我其实根本不记得她有没有摸过我的头，可在那一刻，我感觉那个动作无比熟悉，像是她已经摸了一辈子。

“快走吧，天快黑了，”她笑着说，“路上小心。”

我转身走了。走到楼道拐角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二姨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举起来，朝我挥了挥。楼道里的灯是坏的，只有走廊尽头透过来一点灰蒙蒙的光，她的身影就站在那一片灰蒙蒙的光里，瘦瘦小小的，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树，枝干都弯了，根还牢牢地扎在土里。

我出了小区，站在路边，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看见二姨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