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伊朗在6月9日相互发动打击，显示出外交形态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此前一天，一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美军随后对伊朗发动空袭。
美军称，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侵略的相称回应”。而在此之前，唐纳德·特朗普还宣称，他正处于“达成一项非常、非常好的协议以结束战争的最后关头”。
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武装力量中实力强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打击美国在巴林和约旦的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将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
这一轮事态发生前几天，以色列和伊朗刚刚短暂恢复直接冲突。导火索是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而当地原本据称处于停火状态。此后，双方展开多轮相互打击，随后又宣布将停止敌对行动。
乍看之下，这些事件彼此矛盾。外交本应是战争的替代方案，停火本应减少暴力。如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次相互攻击，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也在停火安排下持续进行，外交与冲突越来越像是在同时展开。
几十年来，决策者一直认为，战争与外交是国际政治中彼此分明的两个阶段。各国先谈判，谈判破裂后才会开战。最终，战场现实或国际压力又会迫使对手重返谈判桌，外交则成为冲突的退出机制。
1973年阿以战争后的局势，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例子。冲突结束后持续推进的外交努力，最终促成了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为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决定性和平条约奠定了基础。这项和平条约于次年签署，至今仍然有效。
如今这一模式已越来越难以辨认，中东地区呈现出另一种动力结构。交战方在军事对抗持续之际仍在谈判，停火与空袭并存，斡旋方在威胁升级的同时穿梭于各国首都之间。
问题不在于外交失灵，而在于外交已不再承担其传统功能。外交如今不是在结束冲突，而是在帮助管控冲突。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被管控的冲突，并不等于已经解决的冲突。
以色列与伊朗、以及如今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最新升级，正说明了这一困境。各方似乎都不希望爆发全面地区战争，因为代价将极其高昂，后果也难以预测。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放弃其认为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以色列认为，真主党的军事能力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有强烈动机削弱这一组织。伊朗则认为，保卫真主党对自身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该组织既是遏制以色列的重要力量，也延伸了德黑兰在地区内的影响力。美国打击伊朗，则是为了维持威慑，并表明针对美国人员和资产的袭击将付出代价。
其结果，是一种经过校准的升级循环。动用武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是为了向对手展示决心，安抚盟友和国内受众，并说服对方领导人相信，进一步升级的代价将超过其潜在收益。外交的作用也不是消除根本争端，而是防止局势失控、螺旋式升级。
这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均衡。当外交主要充当危机管理机制时，领导人就更少面临作出艰难妥协的压力，而持久和平恰恰需要这种妥协。谈判可以在暴力持续的情况下无限延续，停火会变成短暂停顿而非解决方案，冲突也会因此长期化。
中东地区过去那种战争与和平的清晰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敌对大国不再按部就班地从外交走向冲突，再从冲突回到外交。相反，它们似乎长期停留在两者之间的地带。这一点应当引起决策者警惕。
当代外交的许多做法，仍建立在一些已不再完全适用的假设之上。谈判常被视为局势降温的证据，停火也常被认为意味着正朝和平迈进。但这两者都未必真正说明，一场冲突是否正在接近解决。
因此，美国与伊朗、以及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最近的相互打击，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中东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并不是重新滑向更大规模的战争，而是陷入一种长期对抗状态：暴力周期性爆发，外交周期性介入，但两者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实。
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的核心挑战一直是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而今天浮现出的挑战有所不同：当战争与和平同时发生时，谈判者面对的是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如何结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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