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的2026#2026年4月29日，“文研讲座”第39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资源与仪式——论古蜀兴衰与商周变革”，由文研院邀访学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主持。
讲座伊始，陈建立老师指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认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契机，尤其是2020年以来三星堆祭祀坑的第二次发掘，掀起了全社会对古蜀文明的关注热潮。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器、象牙等品类丰富、来源多样，展现出一幅多元复杂的文明交流与技术传播图景。在第二次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中，黎海超教授主持了第五、六、七号坑的发掘工作，他擅长将自然科学分析方法与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研究相结合，系统性探究古代社会资源、技术、文化的互动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
黎海超老师在讲座中
黎海超老师表示，希望借本次讲座，对过去几年三星堆发掘和零散研究中关于三星堆文化兴衰等问题的新进展进行整合梳理，作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汇报。三星堆备受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源”的问题，即三星堆缘何在晚商时期迅速兴起？二是“流”的问题，即它又为何在商末周初骤然消亡？三星堆几乎所有高等级器物，都出土于八座祭祀坑，坑外遗存非常零星，这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情况差异较大。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其发展程度不应仅由偶然发现的祭祀坑来定义。而本质上，三星堆文明具有显著的“突发性”特征。学界更多关注其突然消亡问题，八座祭祀坑的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以珍贵器物被大规模毁坏、焚烧、埋藏为标志，三星堆自此走向衰亡。但实际上，三星堆在中晚商时期的集中兴起也同样突兀。在这之前，成都平原铜器等高等级物质文化未出现过像中原地区那样稳定发展的技术传承。因此，黎海超老师尝试突破仅聚焦三星堆本身的研究视角，将中原、长江流域等地区纳入整体分析框架，探讨广域资源互动网络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
2020年 六座新坑的发掘地图
随后，黎海超老师简要回顾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历程，指出了三星堆发掘中的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是1934年首次正式科学考古发掘，由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 David C. Graham，1884-1962）主持。尽管发掘时长不到十天，却出土了以玉器、石器为主的重要遗存。第二个是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一醒惊天下”便始于此次由砖厂工人取土偶然发现的发掘工作，历时约两个月。第三个是2020年六座新祭祀坑的发掘。
目前所见，三星堆的祭祀坑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二号和三号坑在方向、形制、尺寸上高度一致，是一对；七号和八号坑、五号和六号坑也分别成对；一号和四号坑似乎也可归为一对。这种两两成对的分布特征，对解读祭祀坑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采用了精细化的科学保护方法，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目前五号、六号坑仍在发掘，相关研究整体处于初步阶段。祭祀坑的埋藏流程大致为：先挖掘坑体，再把器物打碎、焚烧后填埋，最后在坑内覆盖一层象牙。
葛维汉 David C. Graham（1884-1962）
美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起担任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及考古学教授
三星堆的崛起大致始于晚商初期，集中体现为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高等级物质遗存。黎海超老师强调，这里的“崛起”并非指文明的最初出现，而是指以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等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为代表，文明发展到达高峰的历史时段。在崛起过程中，三星堆与周边多个文化建立起复杂的资源交流体系，覆盖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方向交流内容各具特色。
北向主要是青铜原料及技术上的交流。三星堆青铜器既包含青铜神树、青铜立人等本地风格器物，也存在非本地风格器类。通过对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及西周东周时期铜器的成分微量元素进行系统分析，建立起一个长时段数据库，经数据处理对比后发现：三星堆时期的青铜器原料与后世成都平原青铜器所用原料存在显著差异，反而与同期黄河流域商文化的青铜器原料高度关联，这一特征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分布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在商代晚期，三星堆、殷墟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宁乡、新干、汉中等地的青铜器中均出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尽管目前还不能明确其具体矿源，但这足以表明上述文化之间已形成了基于某种原因的紧密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
西北方向主要是冶金技术的交流。中国青铜文明的主流技术传统是陶范铸造，锻打技术应用较少。但三星堆新出土了大量工艺精湛的锻打青铜器，其铅锡配比适配锻打工艺，器壁厚薄均匀，这一技术与中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与青铜锻打技术相呼应的是金器制作技术，三星堆金器大多采用锻打工艺制成，且青铜器与金器的锻打技术能明显表现出工匠群体或技术的共享。虽然目前还不能证实其与中亚、西亚地区存在技术传播，但考虑到锻打技术在中亚西亚更为盛行，二者之间存在技术关联的可能性较大。
成都平原各时期铜器微量元素分组对比
南向主要是象牙和海贝两种资源的流通。黎海超老师指出，象牙和海贝的来源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具体遗址与年代进行针对性研究，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资源传播路线存在差异。仅就商代晚期而言，三星堆与殷墟是海贝出土数量最多的两个遗址，其他遗址的海贝出土量远不及二者。海贝出产于印度洋、南海等热带海域，如果将殷墟、三星堆和海贝产地三点连线，三星堆恰好处于中间位置，很有可能在南北资源流通中扮演了桥梁角色。象牙的功能需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完整未切割的象牙常被认为用于祭祀，但黎海超老师认为祭祀可能只是象牙在特定阶段的特殊功能；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更多与历史时期的用途相同，即作为雕刻的原材料。五号坑出土的象牙雕刻碎片，便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此外，象牙也存在由南向北的流通状态。三星堆象牙器的纹饰呈现出多元特征，既有本土风格，也有与中原商文化高度相似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于三星堆还是殷墟的研究，象牙都是一种经常被忽视的高等级器物。
三星堆出土的场景化铜器也为上述推测提供了佐证。这些器物虽然外观差异较大，但都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模块化结构：最下层是以大象为原型的神兽，中间层是祭祀仪式的主持者，最上层是盛放海贝的尊、罍类容器。这种结构极有可能是对当时现实场景的艺术化再现：主持仪式者骑乘大象，头顶盛放海贝的容器，做着进献的动作。类似的行为，至今仍可以在南方部分地区见到。这些器物象征着象牙、海贝等重要资源由南向北的流通过程。
在东向交流中，大口尊和罍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青铜器类，表明三星堆可以被纳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整体发展中。
三星堆场景化铜器解读
（黎海超老师供图）
接下来，黎海超老师将视角转向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早、中商时期，商王朝建立了以城邑为据点的资源控制与获取模式，既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中心都邑，也分布着众多地方性小城邑，这些小城邑很可能是商王朝在各地区设立的资源获取据点。到晚商殷墟时期，商王朝不再通过地方性城邑来获取资源。从商文化分布范围来看，早、中商时期商文化持续向外扩张，而到殷墟时期，尽管商文化的发展到达顶峰，但其辐射范围反而有所缩小，且不再设立地方性文化中心。这种资源获取模式的转变，本质上反映了商王朝宏观管控模式的调整。将这一模式的转变置于长江流域的背景下观察：作为商代前期商王朝控制南方资源的重要据点，盘龙城在中商晚期的废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消退，三星堆、宁乡、新干等长江流域地方性的青铜文明相继崛起，它们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形成了近乎平等的交流网络。比如，长江中游的硬陶器、下游的原始瓷器大量出现在殷墟等商文化控制区的高等级墓葬中，三星堆的象牙、海贝也向北流通至殷墟。与此同时，殷墟则向这些地区输出青铜原料和铸造技术。这一点可以从宁乡、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分类中得到印证，从类型学角度它们都可分成本土型、中原型、融合型三类，说明这些地区原本没有自己独立的青铜技术，其青铜文明是在中原商文化的技术基础上，结合本土需求发展而来的，其青铜资源也主要来自商王朝的供给。
因此，从整个东亚大陆的广域网络来看，三星堆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长江流域整体资源网络的变迁同步发生的。我们可以将盘龙城的废弃作为关键节点，它标志着商王朝的战略内缩与资源管控模式或国家宏观管控模式的转变，此后商王朝与长江流域形成了一种更平等的贸易式往来。而三星堆恰好处于这一网络的枢纽位置，承担着集聚与转运南方热带地区与北方中原地区资源的功能。过去我们常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地处偏远，但从东亚大陆的大尺度视角来看，三星堆恰恰位于多个文化圈的交汇点，连接着南亚、东南亚、中原、长江中下游乃至中西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打通了南亚、东南亚与中原之间的资源通道。因此，三星堆的崛起有偶然也有必然。
东向-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发展
黎海超教授指出，资源网络对三星堆的影响体现在社会与艺术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对社会性质的影响。以往我们较少讨论三星堆社会的生业模式，但三星堆将最高等级的青铜器用于表现“进献资源”的场景，这足以说明经济交换活动在其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其次是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三星堆艺术看似风格奇特，但其造物逻辑是多元元素的拼接与融合。以跪坐人顶尊铜像为例：顶部的尊，是中原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变体，尊颈部经过三星堆工匠的本土化改造，尊内盛放的海贝来自南方热带海域；中间的人像是三星堆本土风格，但其姿态是“南方”地区的流行动作；最下层的神兽，则是以“南方”大象为原型创造的本土神兽形象。由此可见，三星堆艺术是典型的融合艺术，它将来自不同文化的器形、纹饰、姿态与风格重新组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风格，其中每个构成元素都能找到明确的文化源头。因此，这一广域网络不仅是经济交换的资源流动网络，更深刻塑造了三星堆的信仰体系与艺术传统，是三星堆文明崛起的支撑。
三星堆的消亡则与这一资源网络的崩塌密切相关。到了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曾经庞大的资源交流网络已不复存在：金沙遗址不再出土海贝，海贝之所以被认为是三星堆社会的一种核心交换资源，是因为其仅集中出土于祭祀坑中，并未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金沙遗址的象牙遗存也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大幅减少；金沙青铜器普遍器形较小，工艺粗糙，以尊、罍残片为主，风格兼具本土特征与三星堆遗风，铅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青铜原料与中原地区差异显著，表明二者交流不复之前的密切。
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三星堆二号、三号、七号、八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五号、六号坑略晚，四号坑的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经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其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年之间。近20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这一时间段对应的历史事件有：在成都平原，祭祀坑集中出现，三星堆文明走向衰亡，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金沙；在中原地区，商周王朝更迭。这极有可能暗示着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的资源网络因商周变革而瓦解。黎海超老师猜测，三星堆的消亡与周灭商事件密切相关，有可能是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摧毁。不过这尚未得到文献的确证，尽管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蜀”的记载，但三星堆与金沙是否就是文献中所指的“蜀”，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残片
接着，黎海超老师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与实验考古成果，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解读。首先，通过对器物碎片的拼对与整理，发现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破坏是人为的、有明确目的的精细化毁器行为：破坏方式多样，包括穿刺、砸击等，每件器物至少被砸成两到三段，且碎片被有意分散到不同的坑中。这种破坏看似无规律，实则具有明确的动机，比如刻意破坏人的头部和手臂（象征祭祀仪式中的执行者），剪短鸟形器的翅膀（象征天地沟通的媒介），目的是从宏观到微观彻底摧毁这些祭祀器物的宗教功能。
为验证这一猜想，黎海超老师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多项实验考古工作，试图复原祭祀坑形成的可能场景。一是祭祀坑挖坑及灰烬量测算实验：实验表明，挖掘祭祀坑的劳动量巨大，在二到四人参与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两天以上时间；根据坑内迹象推测器物应是在坑外焚烧后再掩埋。此外，通过竹子焚烧的产灰率，可进一步测算祭祀场景消耗的燃料总量，为复原焚烧时间、温度与具体场景等提供依据。二是玉器焚烧实验，结果表明焚烧行为应当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活动。三是六号坑木箱复制与焚烧实验。结果显示，目前尚无法确定焚烧是在坑内还是坑外进行，但更倾向于短时间焚烧后立即填埋，形成缺氧焖烧的效果；朱砂更可能是后期涂抹的；箱内玉器应是木箱焚烧后放入；综合竹子焚烧声音、火焰效果等多种感官因素，六号坑极可能是真正的祭祀坑，与其他大型祭祀坑（相比之下更倾向于是“祭祀器物埋葬坑”）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用单一理论解释八座坑。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大棚北面空地
黎海超老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讲座尝试梳理三星堆的广域资源网络及其与文明兴衰的内在关联。商时期，三星堆与殷墟及其他方向的文化形成了资源、技术、文化的互动网络，这一网络支撑起三星堆文明的迅速崛起。三星堆社会具有浓厚的“交换型”特征，这一特征深刻体现在其宗教、祭祀、艺术系统中。商周变革之际，三星堆祭祀坑集中出现，古蜀社会发生剧变，原有的资源网络瓦解；而金沙遗址与西周王朝之间没有再建立起新的资源网络。三星堆的消亡很可能是商周变革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祭祀坑的形成是一场持续一定时间的、规模宏大的仪式化行为，其目的在于彻底摧毁三星堆的原有信仰体系，带有明显的宗教仇视色彩，极有可能是敌对势力征服后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观点均为假说，相关考古与科技分析数据仍在持续积累中。
在交流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围绕三星堆消亡的外部势力、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资源交流的具体路线、祭祀坑的深层含义、盘龙城废弃后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资源交换关系、三星堆文物修复技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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