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发咸的茶，七刀八孔，三十六岁的李兆麟倒在水道街九号。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下午，哈尔滨道里，二楼房间的桌上放着茶杯。孙格龄把茶递过去，李兆麟接在手里，喝了一口。
他很快觉出不对。
茶水发咸，头也发晕。门里埋伏的人听见暗号，几步冲出，先夺他口袋里的手枪，再举刀扑上来。
他没有倒在抗联的雪地里。
他倒在哈尔滨解放前五十天。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一九一〇年生在辽阳小荣官屯。少年时，他在书箱门上刻过八个字：“运思出奇，横扫千军”。
那时他还年轻，手边不是枪，是书箱。可九一八后，东北的路变了，他从北平回到关外，进工厂，联络工人，组织义勇军。
往后十几年，他换过好几个名字：李烈生、孙正宗、张玉华、张寿篯。名字在变，人一直在山林、村屯、冰河之间走。
最难的时候，抗联队伍在北满雪原转移。饥饿、严寒、围追，像一层一层铁皮裹上来。
他写下《露营之歌》，开头就是“铁岭绝岩，林木丛生”。这不是书斋里的词，是人在雪窝里熬出来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兆麟随东北抗联干部进入哈尔滨，担任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枪声刚停，暗处的眼睛就盯上了他。
哈尔滨城里，国民党军统“滨江组”潜伏下来，日伪残余也在活动。李兆麟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讲话、开会、接触群众，都在明处。
有人劝他离开。
他把话撂下：“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这话后来成了刀口前的一道影子。
特务先想在路上开枪，又想在饭店埋伏，还想派人潜入中苏友好协会。几次都没成。李兆麟身边有人保护，协会戒备也严。
真正的缺口，是一个女人。
孙格龄在哈尔滨政府人事室办事，外面看是普通工作人员，暗里替特务组织活动。她装成同情进步的人，说自己是烈士后代，对国民党方面不满，想向李兆麟反映情况。
她靠近得很慢。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纪念“三八”大会上，孙格龄又见到李兆麟。她说有国民党“接收大员”要谈“国大”代表问题，地点在水道街九号。
李兆麟当天另有安排，没有去。
第二天，局又摆好。
三月九日下午，他参加完活动，往水道街九号去。那地方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远，二楼房间里，阎钟璋、高庆三等人已经藏着。
桌上有茶。
孙格龄端起茶杯，递到李兆麟面前。杯沿贴到嘴边后，毒药开始发作。
他的手大概已经握不稳了。
里屋的人冲出来，抢走手枪，刀往胸口、头部落下。七刀，八孔，其中有刀伤直逼要害。
屋里很快安静下来。
特务原想把遗体运走，投到江里毁掉痕迹。可李兆麟迟迟未归，警卫员报了信，苏军很快包围水道街九号一带搜查。
尸体找到了。
三月十日傍晚，消息传开。哈尔滨街头的风还冷，许多人听见“李兆麟遇害”几个字，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四月三日，追悼大会举行。万人送别，棺木前有人低头，有人握紧拳头。
四月二十八日，哈尔滨解放。
他差了五十天。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刺杀的人陆续受到审判。阎钟璋、刘文升等主犯被判处死刑；刘明晨、阎力维、孙海镜、高喜元等人后来也被重新追究。孙格龄一路逃往长春、沈阳、天津、香港，最后去了台湾。
水道街九号后来成了兆麟街八十八号。屋子还在，街名换了。
今天走进李兆麟将军纪念馆，玻璃柜里陈列着旧照片和文字。人站在那间屋前，眼前还会浮出一只茶杯，一只伸过去接茶的手。
三十六岁，七刀八孔，离哈尔滨解放只剩五十天。
那杯茶没有带走他的名字，反倒把“兆麟”两个字，钉进了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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