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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有点长,九千余字,绝对开卷有益,20余帧图片更进一步增强可读。
作为资深老报人与文史学者,“玄坛庙”这是张老一年来继龙门浩、黄桷垭、南坪城、海棠溪之后又一文史力作。川耀先生的写作始终恪守“亲历、亲见、亲闻”三原则,许多史实都是书上未载、世人不知的独家。他的文风干练干净、言简意赅,蕴含着极大的信息和嚼劲。
在钩沉重庆故城往事时,川耀先生不仅叙事严谨、史证充分、眼光宽远,更可贵之处是他将枯燥的史料化作充满趣味的故事。他以笔为犁,通过翔实考证,生动还原了那些被岁月尘湮的市井风物、重大事件与先贤轶闻,真正做到了为城市存史、为母城留魂。感谢张老在完稿后第一时间交“黄硕视点”发布,以飨读者一以贯之关注,恭请家人朋友们把您的读后感放进留言,云计算会为您永恒保存。
百年壮歌玄坛庙,历历往事耀千秋
文/张川耀
明末清初,战乱不息、川东尤甚。彼时连遇干旱、百姓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相传一位“隐善”游历到渝城之南,自称财神“赵玄坛”。选址交通畅达的八角巷开粥棚、设药寮、施衣物、教蒙童认字识数……,普济十里八乡的苍生百日。他走后,受惠缓过气来的民众,感其恩泽立碑塑像建一小庙纪念,“玄坛庙”由此而来,开埠后建洋行占据小庙,取名“聚福”意在赓续神明荫庇。
位于重庆南岸的玄坛庙,与渝中朝天门隔江相望,上与繁华的龙门浩相邻,下与烟火气十足的弹子石接壤,前临滚滚长江,后依苍翠真武山。在近两公里的黄金江岸线上,享有南岸“上下五渡”中太平渡、玄坛庙、野猫溪、呼归石四渡之便利。为稳固激流中的十余处趸船泊位,壮硕铁链牢固嵌入江岸坚崖,数十条铁链横卧江滩,景象蔚为壮观,见证了水运时代的繁荣昌盛。
重庆开埠后,玄坛庙凭借得天独厚的江岸优势受青睐,洋行密集、重庆海关“外关”落子于此。1929年重庆建市,南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四坊从巴县划出,隶属重庆市,建南岸市政管理处,后拆处设区,玄坛庙长期对四坊行使管辖权,当年办公地就设在友于里。八年抗战期间,重庆成为陪都,昔日冷寂的“洋码头”再度勃兴,内迁工厂滨江聚集,洋行存放故宫国宝,黄家巷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寺庙、医院义不容辞积极投入抗战洪流。
玄坛庙历史人文积淀丰厚,近现代大事要事层出不穷,宛如一部厚重史书,记录着时代的沧桑巨变。接下来,笔者将循着历史脉络,展开玄坛庙波澜壮阔的“惊世之痕”。
一、海狮路 海关办公地
从下龙门浩街尾,太平渡顺江而下至野猫溪,拥有多处深水泊位,在“以水为路的年代”,依仗这得天独厚的优势,玄坛庙早年就是重要港口、工商重镇。1891年3月,重庆开埠后海关在朝天门设“内关”,在长江航运咽喉处玄坛庙狮子山设“外关”,初始用两艘趸船验关。首任税务司英.好博逊极具远见,次年便在“外关”滨江后山置地近20亩,并在山崖勒石“重庆关税务司界碑”立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秋。同时以海关第一字“海”,狮子山第一字“狮”,将此地更名为“海狮路”,而原来叫狮子山路的滨江青石板路,从此被岁月尘湮。2009年10月,这块长2米、重3吨的界碑被切割,作为珍贵文物迁移至重庆海关大楼珍藏。
川江航运之父、英国人蒲兰田受聘海关,执掌长江上游巡江工司十余年。他不仅严格考核中外船长,他更主导治理航道、设立水位标志,为川江轮船安全航行奠定制度与技术基础。在他的建议和督促下,海狮路滨江通道上矗立起两层砖木吊脚楼,航船式建筑--“水位楼”,其设计兼顾实用与通行功能,楼下不影响行人通行,楼上面江上下水两面,设有黑白相间硕大木板活动标志牌,每日三次实时预报水情涨落,供来往船舶、仓储物流单位参考。狮子山海关遗址处,另有一处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依山临江而建的水位水尺,长久监测长江水位,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是川江航运珍贵的历史遗存。
开埠后为保护洋商利益,美英法德意日等列强,先后派出二三十艘砲舰在重庆江面游弋显示武力,位于弹子石谦泰路的法国水师兵营、王家沱日租界(外贸畜产公司羽毛厂、现在重庆武警医院)就是列强欺负中国的见证。随后各洋行纷纷办航运,太平渡至野猫溪长期是外轮靠泊地,所以这一带又曾叫“洋码头”。
1928年5月,国民政府收回海关主权,逐步裁撤洋员,1931年春,由重庆仁记东华营造社在狮子山修建新海关“外关”办公楼和职员宿舍。1940年初,中国海关重庆太平门分关公署被日机炸毁,从白象街152号迁往南岸海狮路,与江务课合署办公。1941年夏,中国海关总署及税务司移驻重庆,办公地就设在海狮路,成为全国海关行政中心,部分高管办公和住地,租住在汤百万之子汤壶峤刚在下浩建业岗建成的一所庭院里,从此人们称这栋房屋为“海关别墅”。
清末重庆府批准官四民六合资,重庆首任商会会长李耀庭领衔成立川江轮船公司。1909年10月27日,第一艘挂龙旗,聘请英国人蒲兰田任船长,由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制造,上海江南船坞组装,载重80吨适配川江浅滩航道的“蜀通号”蒸气轮船,锚地就在玄坛庙,新船抵达时万人空巷,河沙坝挤满看中国人自己轮船的人。
军阀、四川省主席刘湘,1929年前后在重庆组建海军,以“嵯峨号”为旗舰,后更名“建中”“望江101”,还有“巴渝号”"长江号”“修渝号”等,锚地玄坛庙和王家沱。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前,下江的几次对日会战和保卫战,中国海军损失惨重,幸存的军舰有“永庆舰”“威胜舰”“德胜舰”等撤至重庆,除执行江防任务,长年停靠玄坛庙水域。
“水位楼”坎下,曾是民生轮船公司船舶小修站,公私合营后不久民生并入长航,重庆航修站设于此。美国1940年制造的LSM--249,载重500吨,是曾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艇,它可以一次装载五辆坦克或一个营的兵力。解放后由招商局接收,后划拨长航重庆分公司,取名人民28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退役,作为长航重庆航修站专船,枯水期停靠海狮路,洪水期移往龙门浩新码头,我弟弟川忠从南海舰队转业后,在人民28号上工作了20余年。紧邻还有一座举力逾百吨,检修船舶的U型船坞。
二、安达森 洋行藏国宝
入夜,在整个玄坛庙江岸,抬眼渝城万家星光、江岸泊船、灯火璀璨、宵灯倒影、波光潋滟、两江交汇、左冲右突、迂回曲折,酷似古篆巴字在回旋,实在是美轮美奐。拥有慧眼睿智的先人,将这自然奇观,取名“字水宵灯”,被清.乾隆年间巴县令王尔鉴修《巴县志》时,纳入巴渝十二景,他撰《字水宵灯》诗: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卷光难掩、云流影自清,领看无尽意、天水共晶莹。这是对此自然景观的最佳诠译,从此成为重庆千古一景。
光绪十年,丰都人氏、咸丰进士、翰林院编修、川东书院院长徐琴舫,应南岸士绅之请,在海关“水位楼”与安达森洋行之间的狮子山临江绝壁,挥巨毫题写硕大“字水”二字,由著名工匠崔兴发镌刻,二字间还刻有一首五言诗“生成岷江势、河分大小流,朝天巴字水、嘉陵对渝州”。
光绪二十年,巴县令傅松龄组织测绘巴县县域时,受“字水宵灯”启发,恰逢枯水期,于是调集石工在两江交汇玄坛庙岸边礁石濒水处,篆刻下“两江望巴”四个巨型大字,与岸壁“字水”遥相呼应。
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故宫文物南迁中线的9331余箱文物(与总数合计差额7箱为小件附箱,所以史料统计有9331/9338两种口径),1938年5月,由民生、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分十九批陆续运抵重庆。弹子石吉时洋行(储运公司703仓库)存放1814箱古瓷、玉器、牙雕等工艺珍品,打铜街川康银行存放3830箱历代书画、古籍善本、宫庭珍档。位于慈云寺与“字水”石刻之间的安达森洋行靠山临水,3694箱青铜重器、珍精书画、古稀瓷器、宗教文物等存放在拥有9座建筑,其中安全系数最高的4座仓库里,是三处国宝里最重要,品级最高的一批。
据曾在安达森洋行工作过的张健民、康济亚老先生回忆,这批国宝秘密入库后,洋行代理人张定波深知“这是中华民族末曾中断的文明,上至炎黄祖宗,下系子孙万代”,责任重大、使命在肩,不仅带领洋行全体职员宣誓“守口如瓶、秘不外泄”,率领大家在帆布上绘制出有网球场大小的瑞典中立国国旗。在保护国宝的1938年5月至1939年4月,每当空袭警报的红灯笼升起,职员们不是跑防空洞躲避,而是立马把这面护宝国旗在仓库空间展开,让日机识别,避免挨炸。
1939年开始,日本法西斯更加丧心病狂,对重庆实施无差别狂轰烂炸,存放在渝的故宫国宝安危揪人心。经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和故宫南迁总办事处会商后议定,自当年4月末起,陆续将原分藏于打铜街、弹子石、玄坛庙的三处国宝先行溯江转运宜宾,再分批溯水运往乐山安谷乡,入藏林壑清幽、祠宇错落、僻远烽烟、静谧安然的古佛寺及六氏宗祠。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初,历时13年,分南、中、北多路颠沛流离,经千难万险,散存在西安、汉中、贵州、四川等地故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将近2万箱文物,陆续汇集重庆南岸海棠溪,在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向家坡库房集中,历时一年,通过清理、核对、归类,重新登记造册、装箱,于1947年初装船启运南京。
解放后安达森洋行更名“立达仓库”,1956年公私合营纳入重庆商业储运公司管理,开始定名“南岸公私合营仓库”,文革前更名“704仓库”。1980年重庆商业储运公司将南岸701(上新街滩子口)、702(下浩门朝街)、703(王家沱复兴街)、704(玄坛庙海狮路)仓库整合成南岸仓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安达森家族后裔一行十余人,前往海狮路安达森洋行旧址凭吊,重庆商业储运公司南岸仓库原负责人康济亚、叶大玲、米铃铃等全程陪同。2018年1月,故宫博物院与重庆市、南岸区签约,在安达森洋行旧址共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2021年12月25日建成开放。
三、两座寺 慈云和千佛
慈云寺,坐落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得两江襟带,拥山峦环抱,自古便是聚敛天地灵气的形胜之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初名观音庙,香火绵延。至宋代,能工巧匠于面江山门之右,以原生之石凿成丈八青狮,威仪凛然,静镇江岸。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寺院得以扩建,并设八省会馆善堂,成为商旅、水上人家与信徒共仰的福地。
时至1927年,云岩法师(世称八指头陀)发愿募资,鼎力依山据形扩建,融汇中西风格,将其更名为“慈云寺”,取“佛慈广大、覆护如云”的深意。寺前青狮,与对岸太安门黄桷崖上天生形似白象遥相呼应,一狮一象,不仅构成了“青狮白象锁大江”的独特景观,更承载着镇煞妖孽、护佑黎民的深远寄托,让自然的险峻祥瑞与人文祝祷,成为千年坚定不移的寄寓。
慈云寺,殿宇形制似近现代馆舍,营造布局匠心独运。甫入山门,院落豁然舒朗;大雄宝殿巍峨雄峙,左畔天梯依山势层叠攀升,移步换景,法堂、经楼、禅寮错落有致,古雅禅韵浑然天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我曾两度拜谒住持惟贤法师,焚香还愿,其中一次是陪发小、我奶妈儿子,香港宝生银行总经理高继鲁。
慈云寺卓异渝州丛林,独有七桩殊胜往事,历来为人称道。其一,寺院距玄坛庙长江码头要津,昔年云游僧尼往返峨眉、普陀、九华诸山朝圣多在此泊舟挂单,因地理机缘,破古来僧尼分寺旧制,开僧尼同驻一刹之先河;其二,寺內专设“爱道堂”,为比丘尼安居专修之净地,僧尼同殿共修早晚课诵,寮院分区而居、各守规制、互不相扰;其三是,院中四层楼阁中西营造法式,环护古建殿宇,新旧形制相映成趣;其四,大雄宝殿供奉缅甸释迦牟尼玉佛,位列为中国四大玉佛之一;其五,寺藏明代刺绣袈裟,千尊佛像荟萃一衣,为佛门稀世法物;其六 ,从印度移植的菩堤树,“文革”莫名枯死,改革开放后奇迹复活;第七,抗战日机空袭重庆之际、国难当头,寺里成立的“僧侣救援队”屡屡奋不顾身、冒死渡江,救护罹难同胞、义举流传巴渝。
我家与慈云寺有着深厚佛缘,祖母和先严都是在家潜心修行的居士。1954年1月,先父英年早逝,是肺结核夺去了他生命,年仅43岁。生前留有遗愿:国运日新月异,日后土地变迁恐坟茔难安,身故之后不另择地安葬,我已皈依佛门并与澄静法师谈妥,遗体就在慈云寺荼毗(火化)。遵其遗嘱,父亲灵体以棉衾妥裹,用滑杆软抬进寺门,经大雄宝殿左侧,登陡峭百步天梯至山顶两座砖砌火葬炉前,一座火化炉开着,只见三方一层又一层架满大块子柏木干柴,估算不下千斤,炉膛中央和正前方空置,给父亲留下坐位空间,炉桥下放置松香、硫磺等引火助燃物。
父亲的忘年交、亦师亦友、手谈对手,须眉皆白的澄静法师,亲自送父亲最后一程。他蹲在父亲僵硬的遗体前口中念念有词,伸手在父亲左右两肘、双膝和后腰揉捏,然后抱起父亲上身叫一声起,父亲便端然起坐,再将父亲双腿盘膝,左右手心朝下放置在左右膝盖上,完成打坐姿势,法师双手平推向坐下一探,气定神闲似乎毫不费力,面对面托起父亲整个身躯,稳步走向火化炉,将父亲安坐在炉桥上摆放的大块子柴上。然后用严肃低沉的声音吩咐向遗体告别,一家人悲恸万分哭得昏天黑地,法师见时辰已到,叫两个小沙弥将一旁的大块子柏木干柴,在父亲遗体面前,一层层堆叠至炉顶,然后关闭钢板门、点火,顿时炉火熊熊、浓烟滚滾、烈焰将炉门烧得通红。大哥两年前被重度流感带走了,我成了长子,当年刚11岁,两天后待火化炉冷却,在大姐夫率领下,经一位“师父”点拨,在灰烬中将父亲遗骨仔细选出,装入一民国瓷坛,寄放在慈云寺里。
与慈云寺一箭之遥的千佛寺,位于玄坛庙石溪路临江高地,虽同属佛门但自有风归。近些年,多次受时任主持常慧法师和画馆设在千佛寺的著名画家、被誉为“天下第一鹤”、挚友武辉夏先生之邀,到寺里礼佛、品茶、论画、观景。千佛寺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历经数百年沧桑,是重庆纯正尼众古刹,文脉独特、底蕴深厚。古寺先后历经大乘寺、兴隆寺之名,由于大雄宝殿內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侍立迦叶、阿难两大弟子,殿內两侧环侍着明清景德镇彩绘瓷塑,众佛神态、法器各异,身份职守各不相同的佛造像,彰显“千佛护世、万德庄严”,香火绵延数百年。1935年,由尼师主持寺务,并广结众缘完成千佛造像布设,正式定名千佛寺。
抗战时期,寺里比丘尼目睹日机丧心病狂轮番空袭山城,心怀悲悯、愤怒填膺。在尽最大努力接待跨越山河受难居士和民众的同时,当看见日本飞机从涂山飞过来,在市中心区投弹,不是躲空袭,而是挺身而出背上急救物资赶紧乘船过江,在弹火中奔走街巷、枪救伤员、收容难民、赈济百姓,以比丘尼温润言行、柔弱身躯践行济世大义,留下许多动人的抗战护民往事。今日千佛寺,居高临江、视野旷远,是观两江汇流、阅渝城勃兴、览字水宵灯、看大船赶潮、见万机展演的绝佳C位,是融自然胜景、佛门文脉与抗战精神于一体的南岸标志性人文地标。
四、黄家巷 东方好来坞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下江战事危急,中国的电影人随电影中心紧急内迁,经过辗转西来,中国电影制片厂选址渝中观音岩纯阳洞金刚塔侧建厂;中央电影摄影场抵渝后,曾暂居上清寺范庄,由于场地窄小又紧邻党政中枢,不适合电影拍摄制作,经影剧事业家夏云瑚奔波、协助,最终选定南岸玄坛庙黄家巷为片场。
一百多年前,洋行买办黄锡滋,紧紧抓住并牢牢依托重庆开埠商机,又借“岳家”聚兴诚银行财力和非凡的营商经验发家致富。他独具惠眼,相中玄坛庙磨刀岭这块前临江、后靠山,易学大师推崇“前有照、后有靠”的旺家聚财之地置业,所有房舍皆按中西合璧园林式公馆庭院修建。黄锡滋落户此地后,果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盈利颇丰,进一步投资此地,房屋依山而建、鳞次栉比,人们便将这蜿蜒曲折、风格别具的小街取名“黄家巷”。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摧毁了黄锡滋的事业,抗战烽烟让他山货土产生意受挫,“强华”长江航运难济。此时,夏云瑚向其提出租赁黄家巷,为激励国人提供精神鼓舞的电影摄影场提供场所,民族爱国实业家黄锡滋慨然应允。黄锡滋在黄家巷的房舍实在是多,而且修得好,中西合璧环境舒适,战时美丰银行曾租赁黄家巷49号,将部份高管和眷属转移到南岸躲避空袭。紧接着聚兴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高管和家属,也在黄家巷和友于里原四川丝业总公司租房避难。
国难当头,孙瑜、沈西苓、白杨、胡蝶、吴茵、周璇、夏添、魏鹤龄、顾而已、高占非、王人美、黄宗江、周曼华等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影剧艺人汇聚于此。彼时,他们仅有一张床榻容身,全部家当和“行头”不过随身一皮箱,日常饮食质低价廉,霉米竟成家常便饭,尽管环境艰苦、物质匮乏到了极至,然而,他们对艺术的赤诚、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当年拍电影、演话剧,导演和演员没有明显界限,在黄家巷七年半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先后参与了“雾季公演”等30多台话剧演出,出品了故事片和纪录片77部。陪都影剧史权威石曼说:陪都是剧作家们的丰产地、演员们的竞技场,中国影剧人的摇篮和圣殿。
1938年2月,红角赵丹、“上海玫瑰”叶露茜下榻黄家巷时,在国泰演出由表演艺术家、活动家吴雪执导的《塞上风云》,宋之的执导的《民族万岁》,成为黄家巷影剧群体投身文艺救国的最先亮相者。
1939年初夏,在频繁的空袭警报声中,赵丹、叶露茜继三年前在上海诞下女儿赵青,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儿子赵矛,在黄家巷上面的仁济医院降生。在黄家巷,由孙瑜执导的《长空万里》,主演由高占非、白杨、魏鹤龄、王人美等担纲,这部影片真实再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们,以弱抗强、保家卫国、誓死如归的壮举,以热血镜头唤醒全民抗战的斗志。
白天为躲避日机空袭,入夜这条巷子的灯光通宵达旦,到处是人们紧张忙碌的身影,这里不光有导演、演员,还有数十个放映队在此集训和出发,将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和美英俄拍摄反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影片,送往国统区城乡放映。隐于南岸玄坛庙,紧张繁忙的黄家巷,正是让全国与世界看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地方,被誉为陪都影坛的“东方好莱坞”。为了节省十分珍贵的胶片,导演总要等到戏份打磨成熟才指挥开机,十有八九都是一次过。
拍《十字街头》名扬华夏的天才导演沈西苓,1938年底开机,在黄家巷以带病之身呕心沥血编导《中华儿女》,他精挑细选,邀赵丹、白杨、康健、施超、石羽、魏鹤龄、顾而已、陈依萍等联袂出演,以四个独立故事:《一个农民的觉醒》《老公务员之死》《抗战中的恋爱》《游击女战士》,串联起全民抗战群像,将觉醒奋起、不屈不挠、挺直脊梁、舍儿女私情、共克时艰、万众一心,坚定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民族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成为陪都影坛文艺救国的标杆之作。沈西苓终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1939年夏,《中华儿女》成功上演不久,年仅36岁的一代影坛奇才便溘然长逝,葬于距仁济医院不远的黄荆庙沙罐窑。
黄家巷“中电”的演职员们,行事低调谦和,待邻里亲如一家。他们常常将拍完的新片,第一时间放映给街坊四邻观看。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俊男靓女,在银幕上化身为保家卫国的英雄,其凛然大义与勇敢气魄,总能深深打动在场的每一个人,敬佩发自内心由然而生。听闻演员们生活清苦,街坊邻居便自发送来心意:端午的包谷、麦粑、粽子,中秋的月饼、糍粑、黄酒,岁末的汤元、香肠、腊肉。玄坛庙临江周胡子的临江小面,以佐料齐、味道好、放青多著称,这是演员们进城排练、演出,剧散回黄家巷的必经之地,凡说是“中电”的,进店吃面一律八折。从金陵逃难来渝,厂址在黄家巷下口经营坚固肥皂厂的老板武光舜,更是“包下”了演员们卸装用的凡士林,还特意为他们生产了“香胰子”相赠,于细微处尽显玄坛庙百姓的质朴温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赵丹来渝拍摄《在烈火中永生》拌演许云锋,与饰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的项堃、饰演双枪老太婆的胡朋等专门抽时间回了一趟曾经住过的黄家巷,老邻居们热情地拉着赵丹的手,老“龙门阵”、知心话说个没完,这份跨越时光的邻里情谊,依旧滾烫如初。
玄坛庙黄家巷顶端,曾叫叶家山,仁济医院便座落于此。该院始建于1896年,由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英籍医生樊立德来渝,在渝中木牌坊(民族路新描容理发店、平壤口腔科位置)购地创办,是继宽仁医院之后,重庆第二家西医院。医院几经转手,因城内院址狭小,且与宽仁医院相距过近,时任英籍院长沈德才决定另辟新址,在南岸叶家山购地百亩,于1924年启动新院建设。历时十载,南岸新院于1934年落成,科室齐全,病床逾百张,附设护士学校,是当时重庆规模大、设施好、医术高的少数教会医院之一,1943年1月,我就降生在仁济医院。抗战时期,仁济医院被国民政府卫生署确定为创伤医院,专门救治大轰炸受伤民众与前线作战重伤官兵,成为陪都重要的战地救护医院。
五、玄坛庙 古今皆精彩
1957年以前,海棠溪至弹子石尚无公路通行,而地处两江交汇的玄坛庙,却因天然岸线与多处优良泊位,在“以水为路”的年代里,成为繁盛一时的航运枢扭。白理、怡和、太古、强华、聚福及民生等多家中外航运公司,纷纷在此设立机构、修建趸船,有轮渡与木船的摆渡,让玄坛庙的水上交通十分便捷。尤其是重庆成为抗战陪都后,这里背靠山岳、纵深隐蔽,更是理想的迁建与庇护之地。玄坛庙正街、八角巷、施家河、友于里、石库门、新院巷、红星坡、虎乳街、野猫溪、临江巷、老码头、石溪路……,吊脚楼、梱绑房、穿逗屋与中外风格的公馆洋行犬牙交错,一条条青石板路将街巷烟火、工厂机器轰隆、岸边泊位、江中穿梭行船,有机构成生动画面。
依稀记得,听亲朋叙说和自己亲历,玄坛庙一带工厂挨一扎二、密密麻麻,是重庆沿江工业集聚区。抗战时期,大量沿海沿江工厂內迁而来,华荣机械厂、泉记铁工厂、民安机器厂、兴源翻沙厂、泰昌营造社、永诚织袜厂、求新皮鞋厂、纺织配件厂及船舶修配厂等数十家工厂,在日机空袭威胁下仍然日夜赶工,支援前线战事与陪都运转,也完整保留了民族工业的技术火种与产业工人队伍。石溪路、野猫溪一带工厂尤其多,当年陈然秘密刻印《挺进报》,就是以中粮公司机器厂厂长身份作掩护,而今钟楼矗立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工厂经公私合营整合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格局,既满足了山城百姓生活需求,也为重庆成为西南工业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在石溪路起步,只有三四十人的惠工铁工厂,以生产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为主,年产不过几十台。八十余载奋进努力,从惠工机床厂到重庆第二机床厂经不断发展,现在数控机床年产达3000余台,除满足国內需要,还畅销欧美、中东、南亚地区。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重庆茶厂。为支持西藏和平解放,该厂克服困难,在原强华轮船公司旧址,边筹建边生产,抓住时机派人从两湖和云贵川收购茶叶,赶制“康砖”边销茶,保障进藏部队与藏区民众用茶需求。同时,在国家统筹下,重庆茶厂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加班加点生产专项任务“沱茶”,两年产出4000余吨优质茶,通过中苏贸易换回136架米格--15战斗机,为新中国空军建设提供了关键装备。
正是这批战斗机,让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空扬威。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就是驾驶米格--15,一举击落多架美国飞机,其中包括“王牌飞行员”戴维斯驾驶的F--86战机,成为“一级战斗英雄”。当年志愿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赵宝桐等同样是驾驶米格战斗机,在朝鲜战场立下赫赫战功。重庆茶厂生产最紧张的1950--1955年,我、川秀和川玉两个姐姐恰好都在茶厂工作。1983年8月,“峨眉牌重庆沱茶”,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第22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大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这也是中国制茶业获得的首枚国际金质奖章。
民生轮船公司素来重视职工生活,抗战时期在长江沿线,设立了渝中千厮门、南岸前驱路与玄坛庙施家河三大船员聚居区。施家河的宿舍群,多由公司购自洋行职员与外轮高级船员的住宅改建而成,建筑精良、配套完善,泊位就在家门口,上船出航,到港归家均十分便捷,成为民生公司高级船员的聚居地。这里曾居住过两位川江航运史上的传奇人物。一位是周海清,他精通英语、谙熟航道,是川江首位华籍甲级船长。在外轮任职18年后,他于1935年加盟民生公司,出任总船长。他不仅是抗战时宜昌大撤退前“三段航行”法的探索者,大抢运时的航运总监,1949年8月18日,还驾驶由加拿大刚交付民生的大型先进海轮“虎门号”,开启了香港至澳门首航。
另一位是莫家瑞,这位传奇船长,既是“三段航行”的实践者,也是宜昌大撤退、大抢运时的优秀领江。他驰骋川江航运数十年,建国后进入长江航运重庆公司,突破了“川江不能夜航”的禁区,更是在枯水期首创带驳加拖的航行方式,大幅提升运力,成为多届全国劳动模范。他曾三次驾驶“江峡”轮,迎送毛主席视察长江,培养出川江第一位女总船长王嘉玲,创下川江航运一件又一件不朽传奇。
(插图除署名外,系重庆档案馆提供和网摘,用于公益,若有认为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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