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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农历正月初二的深夜,吉林通化城里,年还没过完。
街道上爆竹的碎红纸屑被寒风卷成堆,积在墙角旮旯里。
家家户户的红灯笼在漫天寒意里轻轻晃,长白山腹地的夜风把每一块灯笼面都打得绷直,橘红色的光在冰雪地面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影。
零下三十度的低温把整座城冻得铁板一块,浑江的冰层已经有一人多厚,踩上去嗡嗡作响,像踩在一块沉睡的巨石上。
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整座城里藏着一股劫后余生才有的松动气息。十四年,这是人们等了整整十四年才盼来的一个不用提心吊胆的年。
往年春节,炮仗响起来的时候,街上的人都要先抬头看看,确认不是枪声。
今年不用了,今年可以踏踏实实地放。
凌晨四点整,通化城内的电灯突然连续闪灭两次,随后全城陷入了死一样的黑暗。
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冲天大火同时燃起,橘红色的火焰把低垂的云层都映亮了,把通化城的轮廓烧成了一幅黑色的剪影。
紧接着,城区三个方向传来三声长哨,尖利刺耳,一声连着一声,把那个原本该属于过年的寂静夜晚彻底撕碎。
这是暴动信号。
万余名荷枪实弹的日伪残余、国民党武装、土匪,从各处潜伏地点同时涌出,像潮水一样扑向通化城内的医院、公安局、专员公署、司令部……
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通化二·三暴动"。
而在城外数十里之外的山路上,一支队伍正踩着没膝深的积雪,顶着长白山腹地彻骨的寒风,连夜向通化方向急行军。
带队的人叫方虎山,是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的政委,此刻他还不知道,等他赶回通化,迎接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而正是那个景象,将直接牵出此后那个让他背负争议至今的命令。
【一】从咸镜北道出走的少年
要读懂方虎山这个人,得先知道他是从哪里走来的。
方虎山,原名李天夫,出身于朝鲜咸镜北道。
咸镜北道在朝鲜半岛的东北角,山地密布,地形崎岖,紧邻中朝边境,隔着图们江就是中国吉林省的延边地区。
这一带历来是朝鲜人向中国东北谋生的主要通道,很多朝鲜家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辗转越境,到东北讨口饭吃。
方虎山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幼年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东北。
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对朝鲜人民来说,这是一段最黑暗、最绝望的时期。
方虎山在这段时间里出生、长大,他降生在一片已经失去主权的土地上,打记事起,周围就是日本宪兵的皮靴声和殖民统治的阴影。
街上的告示用日文写,学校里必须说日语,地里的粮食要交给日本人,壮丁被强征去做苦役。
朝鲜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二等人的日子,低人一头,抬不起头。
这种无处不在的压迫在方虎山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不是麻木和认命,而是一种从骨子里往上长的愤怒。
方虎山1916年生在朝鲜半岛,小时候亲眼看着日军在中朝边境烧杀抢掠,对日本人的恨从小就刻进了骨头里。
后来老家整个被日军吞并,他没办法只能逃到中国东北定居。
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有大量朝鲜族移民聚居,尤其是吉林延边一带,朝鲜族的村庄连着村庄,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近,也有着同样对日本人入骨的仇恨。
方虎山到了这里,算是找到了同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随之沦陷。
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东北的朝鲜族和汉族百姓都明白,这片土地的命运彻底变了。
很多人选择忍,忍着过日子,忍着看着日本人在街上横行。方虎山不是这种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开始与日军进行顽强的抗争。
刚满十五岁的方虎山为了保家卫国,也加入到了武装队伍中。
他加入的是黑龙江省密山县的抗日游击队,即后来抗联第四军的前身。
密山县地处黑龙江东部,紧邻苏联边境,是当时东北抗日力量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游击队里中朝两族的战士混编在一起,语言不完全相通,但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那时候他年纪小,中文说得也不是很流利,所以大家为了照顾他,经常派给他一些轻松简单的工作。
但倔强要强的方虎山却并不愿意待在大后方,他希望自己能早日练得一身本领,为打击日军贡献力量。
于是他多次向上级申请到前线战斗。最终在他不懈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
等上级终于批准,方虎山一上战场,便让人刮目相看。
岂料,初次参加战斗的方虎山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
每当冲锋号吹响时,他便总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率先砍倒敌人的先头部队。
而当他每次落入敌军的包围圈时,他也总是能凭借勇气和智慧突围出来。
就这样,一次次的战斗下来,这个来自朝鲜咸镜北道、说话还带着口音的少年,在密山的游击队里慢慢站稳了脚跟,也逐渐被更高层级的人注意到了。
打仗凭直觉和勇气,能在小规模游击战里活下来,甚至立功。
但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将领,靠的远不止于此。
有人看出了方虎山身上的那股潜质,决定把他送出去磨一磨。
【二】莫斯科、延安,把人磨出来的那些年
1936年,方虎山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朝鲜班留学,学制一年半。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专门为亚洲各国培训革命干部设立的学校,朝鲜、中国、越南、印度等地的革命人士都曾在这里求学。
这所学校的课程体系相当完整,涵盖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解放运动史、军队组织与动员学,进来的人是游击队出身的基层战士,出去的人要能站在更高的视角看战争、看局势、看组织。
方虎山在莫斯科接受了将近两年的系统训练。这段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
从一个靠着勇猛在游击队里立足的年轻人,到一个能够研判战局、推演策略的军政干部,这中间隔着的,正是莫斯科那一年半的功夫。
语言关、理论关、军事关,一道道过下来,他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凭着一股子狠劲往前冲的密山少年了。
1939年3月,方虎山与朱德海等9名毕业学员一起离开莫斯科,经新疆辗转,半年后抵达延安。
从莫斯科到延安,这条路绕了半个亚洲大陆,中途走的是新疆那条线,过戈壁,翻山口,在物资匮乏和战时管控的重重障碍里一路往南。
等他们终于踏进延安的时候,行程耗掉了将近半年。
延安是那个年代无数革命者的汇聚地。窑洞、黄土坡、抗大的课堂,黄河岸边的冬天,这一切对方虎山来说都是新的。
他来的时候,抗日战争正打得最艰难,延安的一切都在战时节奏里运转。
到了延安之后,方虎山没有被安排到最前线,而是继续走了一段相对较长的积累之路。
在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某部工作,1942年初在延安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海外工作研究班学习,任第四组(朝鲜组)组长,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任该校第一区队指导员。
这段时间前后将近六年。从抗大学员,到八路军一线工作,再到海外工作研究班,再到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每一段经历拆开来看,都是扎扎实实的积累。
方虎山没有急着要职位,没有走捷径,而是把各个层面的工作都做了个遍,从理论到实操,从参谋到教学,把自己从里到外打磨了一遍又一遍。
整风运动那几年,延安的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审查。
这场运动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对方虎山来说,大约也不例外。
但他扛了下来,走了过去,在延安那个特殊的熔炉里,把早年的棱角和冲劲磨成了更沉稳的东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延安的人们放声大哭,窑洞外的山坡上,到处是抱头痛哭的人。十四年,整整十四年,多少人没能等到这一天。
方虎山接到的命令,是去东北。
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随武亭赴东北,11月初到达奉天(今沈阳),参与组建朝鲜义勇军,任南满的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
从咸镜北道出走,到密山游击队,到莫斯科,到延安,兜兜转转将近十五年,这一刻,方虎山终于带着人,踏上了那片让他走出去、也让他一直没能放下的东北大地。
【三】通化:一座踩着火药桶的城
通化这座城,位于今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地形多山,四面被山岭夹住,浑江穿城而过,每年冬天都冻得结结实实。
南部与朝鲜以鸭绿江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煤、铁、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也是东北和朝鲜之间的交通咽喉,日寇还曾计划在其本土遭到攻击时将天皇转移到此处。
这样一块战略要地,历来是兵家眼中的香饽饽,谁拿着它,谁就卡住了东北通往朝鲜半岛的命门。
日本投降之后,东北的局面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立刻恢复平静。
战后在中国大陆遗留的日本侨民和日军俘虏高达350余万人,其中平民约170万人,不含押往苏联的59万关东军俘虏。
这些人分散在东北各地,遣返工作旷日持久,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完成。
东北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日本占领当局及伪满洲国已经在此统治14年,日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有大量产业,处置起来颇为麻烦。
遣返工作直到1949年才结束,大约150万日侨乘船回到日本,仅葫芦岛一地便遣返了105万日俘日侨。
通化城里的情况尤为特殊。在抗战末期,即1945年8月初,苏联红军发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时,日军便将关东军总部和伪满洲国首都全部迁往通化。
战后,1.7万名日本侨民没来得及撤走,还有上万名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其中不少是关东军的残余势力。
这批人被集中安置在战俘营和侨民区,等待遣返。
但等待是漫长的,而漫长的等待里,人心会生出各种东西。
这些日本人里,有相当一部分不甘心就这样走。
他们在通化这片土地上经营了十几年,有些人的房子、工厂、店铺,全都扎根在这里。
日本天皇说投降,就投降了,可心里那口气,没这么容易咽下去。
尤其是那些受过严格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关东军军官,他们从未真正接受战败的事实,只是被迫放下了手里的枪,骨子里的那根弦,还绷着。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在通化的势力早就盯上了这批潜在的力量。
1945年11月,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派出两名加入了国民党的日本特务,携带20万元"活动经费"来到了通化,秘密联系到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又名孙耕晓)。
他们的目的便是联合日本人策划暴乱。
孙耕尧这个人,是通化城里的一个老油条。
他在伪满时期是有名的大汉奸,曾经担任伪协和会通化支部宣传委员,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被当地民众称为"二鬼子"。
日本投降后,他又迅速混到了国民党中,甚至担任了一个县党支部书记的重要职位。
这种人,什么旗帜打着风向走,最擅长的是在乱局里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那条路。
另一边,在日本人的阵营里,藤田实彦正是那根最危险的针。
藤田实彦,蓄着一把大胡子,原本在滞留通化的日本军民中有着很高的威信,被称呼为"带胡子的大佐"。
他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大佐军衔,是日军中受过系统军事训练、有战略眼光的将领。
天皇的投降诏书让他放下了枪,但并没有把他心里那股重新夺回通化的念头熄灭。
1945年12月15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与日本战犯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见面,密商暴动计划。
1946年1月,孙耕尧、藤田实彦等人达成"孙田"暴乱协议,制定出具体的暴动纲领、目的与任务、主攻目标、兵器配备、兵力部署及行动口令、信号、标志,计划于同年2月3日发起暴动。
他们接到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严令,确定暴动时间为1946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二)。
选这个时间,是经过仔细盘算的。正月初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民心最松懈,守备最松弛,城内主力部队又都在山里剿匪,留守的兵力薄得像一张纸。
整整一个冬天,这颗炸弹就静静埋在通化城里,等着那个点火的时刻。
而方虎山带着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的主力,正在通化周边的山区里跋山涉水地执行剿匪任务,对城里那颗正在慢慢引线燃尽的炸弹,浑然不知。
【四】情报突破,生死一夜
炸弹还没引爆,就被人发现了。
同年2月2日,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股长沈殿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将情报汇报给军械部长吴云清。
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一边催调援军,一边逮捕潜伏在通化的敌人内应。
沈殿铠打入敌人内部的方式,是将计就计。
孙耕尧以为成功策反了这个人,殊不知对方一直在配合演戏,等拿到了关键情报,立刻出来报告。
但情报来得太晚,城内的兵力少得可怜,我军主力部队正在通化一带各山区剿匪,市内只有三个连兵力。
对面集结了万余人的暴动武装,己方只有不足五百人,兵力比接近二十比一。
态势极度悬殊,但没有退路。吴溉之迅速拍板,一边继续催调援兵,一边立即展开斩首行动,从源头上掐断暴动的指挥体系。
并命令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负责指挥,立即逮捕敌首孙耕尧等,查抄暴乱总指挥部。
当晚七时许,由茹参谋长和沈殿铠带着警卫班,火速赶到敌特分子姜际隆家,将孙耕尧等12人抓获。在人证物证面前,孙耕尧只好全盘交待暴乱罪行。
孙耕尧被抓住了,而且当场认了罪。孙耕尧被捕后,写下供状,后刊登在1946年3月13日的《东北日报》上,他供述:"我在进行策动时,即与以田友为首的日本军人密切配合,决定在2月3日4时举行暴动,将通化共产党、民主政府、自卫军全部消灭,成功后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但藤田实彦这个最关键的军事指挥者,跑掉了。可惜,藤田实彦大佐还是漏网之鱼。
斩首行动只成功了一半。名义上的总指挥孙耕尧落网,但真正懂军事的核心人物藤田实彦还在外头,而且这套已经启动了将近两个月的暴动机器,根本已经停不下来了。
各处潜伏的武装力量早就就位,武器已经藏好,信号已经约定,哪怕头被砍了,身体还会继续动。
作为暴乱核心人物之一,孙耕尧在暴乱前因机密泄露被民主联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行刑时暴乱已经开始,全城断电,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
等到天亮时,暴乱已经被镇压,战士们返回驻地时,发现孙耕尧等暴乱头目还在苟延残喘,遂一一补枪。
这个细节读来格外荒诞——行刑的枪声在黑暗里响了,子弹打偏了,行刑者不知道。
等到天亮,暴乱已经结束,他们才发现孙耕尧还活着,于是再补一枪。暴乱的总指挥,死在暴乱结束之后。
那一夜,是整个通化城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夜。
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凌晨4点,此时的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喜悦氛围中。
但是,忽然间通化市的电灯闪灭了两下,紧接着全城陷入一片黑暗。
与此同时,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
紧接着城区又响起嘟嘟嘟的三声长哨声,整个通化市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枪声、爆炸声、哭喊声夹杂在一起。
这时以孙耕尧为首、藤田实彦为军事指挥,纠集的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土匪万余人,从各处潜伏的地方荷枪实弹叫喊着,一窝蜂地向我各要害部门发起攻击。
暴动的浪头同时扑向专员公署、公安局、通化支队司令部、工兵学校……城内守军以不足五百人的兵力,硬顶着万余人的正面冲击,在黑暗里、在春节的炮仗声余音里,打了一场极度悬殊的守卫战。
守军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援兵在赶来的路上,只要撑住,就能活。
城内混战持续了整整十余个小时。守军死守各要害位置,寸步不退,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事先部署的工事,用远少于对手的人数,把万余人的攻势一次次顶了回去。
经过10余小时的激战,当日下午平息了暴乱。东北民主联军取得歼敌5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500余支,手枪100余支的战果。
但在这场战斗里,有一处地方发生的事,比战场上的厮杀更令人心寒。
朝鲜义勇军五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在完成接应青少营安全转移后,又立即赴"红十字"医院抢救伤员。
医院的敌人已经提前行动了,他们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用手术刀、剪刀刺杀或动手掐等残暴的手段,杀死我正在酣睡的伤员150多人。
高连长指挥三个排,从三面围攻反叛的1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
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30余人、俘虏30余人,其余落荒而逃。
待救出50多名伤员后,他们又火速增援专署大楼。
穿着白大褂的日籍医护人员,在医院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拿着手术刀和剪刀,在病床边对着毫无还手之力的重伤员下手。
那些刚刚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战士,死在了他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死在了床上,死在了本该救治他们的人的手里。
方虎山带着主力从山里赶路,踩着积雪连夜奔行数十里,当他赶到通化的时候,战斗正在最后的收尾阶段。
他接管了战场,第一件事,是去了医院。
【五】三千俘虏,那个沉声说出口的命令
方虎山走进医院的那一刻,里面的气味和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些还没冷透的棉衣,那些被手术刀划开的伤口,那些死在病床上的战友——这些人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活下来,却死在了已经宣布投降的"医务人员"手里。
死在了正月初二,死在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夜里,死在了那150多张病床上。他们死的时候,应该还在睡着,以为自己平安了。
方虎山在医院里走了一整圈,一句话都没说。
城内的战场清扫工作结束之后,方虎山的部下押着3000多的日军俘虏,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穿着单衣,排着队来到城头,让他们跪下谢罪。
这3000多人,是这场暴动的直接参与者。其中有此前就被关在战俘营、放下武器之后又重新拿刀的日本军人,有在被集中管控期间秘密串联、鼓动暴动的关东军军官,也有被裹挟进来参与攻击的日本移民男性。
这场暴动从1945年底就开始谋划,经过了整整两个月的准备,武器事先藏好,目标事先勘察,每个人的分工事先分配,这不是一场临时的冲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等待时机的武装反扑。
暴动的那一天里,他们冲向了医院,冲向了公安局,冲向了专员公署,用重新拿起的武器,向着这片他们曾经占领的土地发起了最后一次疯狂的冲击。
现在这3000多人跪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等待着处置。
劝阻的声音来了,而且不止一个人开口。
有人说,按规定应该优待俘虏,不能擅自处决;有人说,这件事涉及面太大,要上报等待指示;有人说,日后遣返工作还要进行,这样做会引发外交麻烦;还有人说,这三千人里不是每一个都亲手动了刀,要分清楚责任再做处置……
劝阻的话一条条摆出来,每一条听起来都有道理,每一条单独看都站得住脚。
方虎山站在那里,听着这些声音,目光扫过城头跪着的三千多人,又转向医院的方向,那里的硝烟还没散尽,还有棉衣上没干透的血迹。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开口了。
他沉声说道:这份非议,我心甘情愿担下。
命令随即下达。方虎山的部下让这三千余人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跪于城头,用刺刀逐一挑死,尸体踹下城去,塞进浑江凿开的冰窟窿里。
冰面在之后的寒夜里重新冻合,冻得严严实实,霜雪覆上去,天亮的时候,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而,当这件事的全部重量随着岁月慢慢显现,所有人才看清楚:方虎山在那个瞬间,不只是下了一道命令,而是用自己的名字,替那三千条性命,签了一张他明知道将来要用整个前途来偿还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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