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杜月笙传》（章君榖著）、《民国上海青帮史料》、《上海沦陷时期史料》、百度百科"杜月笙"词条、维基百科"杜月笙"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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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声炮响落定，上海沦陷。
这座城市在那一天变了。
不是突然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先是闸北的房子塌了，然后是苏州河北岸的街道烧了，然后是南京路上换了旗帜，然后是外滩那排洋楼的窗户里，坐进了穿着不同制服的人。
租界的铁门还开着，华界的秩序却已经散了架。
日本军队进城的那几天，很多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码头停了，市场关了，弄堂里连狗叫声都少了许多。法租界的边上，日本宪兵每隔几步站一个，腰上别着刺刀，眼神扫过来的时候，路人都不约而同低下头去。
上海滩经历过很多事，北洋军阀打进来过，外国巡捕驱逐过，各路势力你来我往轮换过，但没有哪一次，像这一次这样，彻底切断了这座城市原本的脉络。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离开了。
他叫杜月笙。
他走的那天，没有声张，没有仪仗，几个贴身的人提着箱子，从十六铺码头登船，顺着黄浦江出了吴淞口，往南去了。
船走的时候，岸上没有人送，江面上灰蒙蒙的，水色浑浊，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咸腥气。
这一年，他四十九岁。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这一走，和上海之间的纽带，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走之前，把上海的事一一交代了下去。留守的人里，有跟了他十几年的，有从小看着长大的，有危难之中生死与共过的。
他对那几个核心人物说，他不在的日子，各自守好各自的那一摊，不该碰的东西不碰，不该见的人不见，他在香港，有事随时来报。
那些人点头，说先生放心。
这句"放心"，后来被证明只是一句客气话。
一年多以后，1938年，杜月笙坐在香港坚尼地台寓所的椅子上，听一个从上海专程赶来送信的人，把那边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他的脸色，随着那人说话，一点一点沉下去，沉到最后，像一块压在水底的石头，没有波纹，没有声音，只有重量。
他让人去把那个副手叫来。
那个人从上海赶到香港，走进屋子，屋里除了杜月笙，还坐着十几个门徒和亲信。
没有寒暄，没有过渡。
杜月笙站起来，走过去，当着所有人的面，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那声响在屋子里炸开，然后是死一样的静。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高桥镇走出来的人
民间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底色。
杜月笙的底色，是穷。
1888年8月22日，他生在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高昌乡，也就是今天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一带。
出生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民间说这一天阴气重，不是好日子。这话当然是迷信，但放在杜月笙早年的遭遇上，倒也不算说错了什么。
父亲杜文卿靠摆摊卖米为生，在十六铺一带混口饭吃，勉强算是个小贩。母亲朱氏体弱，在杜月笙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撒手走了。
父亲续弦，继母进门，又生了孩子，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拮据。杜月笙四岁不到，父亲也没了。
他就这么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跟着继母过了几年，继母也不宽裕，后来他被送到舅舅家，舅舅家同样穷，又辗转到了外婆家。他在这几家之间来回漂，没有一处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读书读了没几年，家里供不起，就停了。十四岁，他一个人进了上海，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
水果行的活不体面，一天到晚削削切切，手上沾满果汁，冬天裂口子，夏天招苍蝇。工钱少得可怜，住的是杂物间改成的铺子，睡的是一张破席子。
但杜月笙不怎么抱怨，他那时候就已经在看人，在学如何跟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
他的记性好，认识的人不容易忘，对方说过的一句话、喝的是什么茶、喜欢什么话题，他都记着。
再见面的时候，他能接上茬，能说到人家心里去，让人觉得受重视。这个能耐，在水果摊上用处不大，但后来他走进了别的地方，这个能耐救了他无数次。
在十六铺混了几年之后，杜月笙进入了黄金荣的圈子。
黄金荣是当时法租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做的是包打听出身，手下管着法租界巡捕房的一摊事，同时在帮会里有极深的根基。
他的门下三教九流都有，想靠近他的人多了去了。杜月笙进来的时候，只是个跑腿打杂的角色，连黄金荣的面都不容易见到。
但他没有着急，一步一步来。
先是讨得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的欢心。林桂生这个人精明，眼光毒，能让她看上的人不多。
杜月笙做事仔细，嘴上会说话，又从不在背后议论是非，时间长了，林桂生开始在黄金荣面前说他的好话，渐渐地，黄金荣开始把一些小事交给他做。
他做一件，做好一件，不出差错，不揽功，把该分的好处分给该分的人。
这样下来，他在黄金荣门下的位置，就越站越稳了。
1925年，他正式自立门户。同年7月，他与黄金荣、张啸林合开了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杜月笙担任总经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跑腿的变成了东家。
1927年，上海滩的格局重新划定，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三大亨"。
这三个人，各有各的路数。上海滩的人说：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这九个字，把三个人的性格差异说得清楚。
会做人，是杜月笙最核心的本事。
1929年，他开设中汇银行，正式踏入金融圈；1930年，他出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1932年，他创办恒社，名义上是民间社团，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实际上是帮会组织的升级版，借此大量吸纳各界人士，把他的网络从帮会一路延伸进工商、金融、新闻、电影各个领域。
到1937年，恒社成员已超过五百人，其中有工厂主、记者、律师、电影明星，也有码头工头、包车行老板、弄堂里的小商贩。
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曾赠他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上海滩给他送了个外号：当代春申君。
春申君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贵族，以广纳门客著称。这个类比，是当时上海人对杜月笙最高规格的肯定。
【二】淞沪烽火里的那一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打响。
这场仗，杜月笙没有躲。
战事一起，他就开始行动。他出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发动恒社门生参加别动队，配合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作战。他提供资金，协助在闸北一带的要点秘密修建掩体工事。
他托关系采购了一千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送前线部队。他暗中联络戴笠，帮军统在上海境内布置情报网络，为前线提供日军动向。
这些事情，做起来不容易。当时日军的情报机构已经开始渗透上海各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杜月笙手下的人，有些是被明确跟踪的对象，有些在做事的时候已经意识到风险。但他没有停，一直在做。
1937年10月，他还应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沪主任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部队捐送了防毒面具，这是他对各方势力都保持一定联络的一个具体体现。
然而，淞沪会战最终以国军失利告终。
三个月的血战，上海守不住了。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全面沦陷。日军进城，整个上海的秩序重新洗牌。
日本军方随即开始接触本地各路人物。他们的算盘打得很清楚：上海太大，靠军事力量直接管理耗费巨大，如果能拉拢本地有影响力的人出面配合，会省掉很多麻烦。
杜月笙是他们最想拿下的目标之一——他的名头在上海各阶层都有重量，他手下的码头工人、搬运工、车夫加在一起，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力量，日本人如果能让他站到这一边，上海的局面就好控制得多。
日方通过中间人传话，开出了条件，内容大致是给他保留在上海的生意和地位，作为交换，请他出面协助稳定局面。
杜月笙拒绝了。
这个拒绝，不是轻描淡写的推托，而是明确的态度。
他随即开始安排撤离。1937年11月，他携家眷登船，从上海出发，抵达香港，在坚尼地台租下一处宅子住下来。
临走之前，他把上海的事务做了详细的交代。恒社的运营、码头的管理、地下联络网的维护，分别交给了不同的心腹门徒负责。
他留下的这批人里，有跟了他将近二十年的老人，有他一手从街头带出来的年轻人，也有在各个行当里有一定根基的中间人物。
其中有一名副手，跟了他超过十年，是他在上海生意和事务上的重要经手人之一，处理过不少涉及钱款和关系的事务。杜月笙对这个人，信任程度不低。临走时专门叮嘱了几句，让他多担着些。
那人当时答应得很干脆。
但杜月笙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的船离开吴淞口没多久，上海那边的人心，已经开始松动了。
【三】香港坚尼地台的每一天
香港的冬天不像上海那么阴冷，但坚尼地台这处宅子，还是让人觉得不够踏实。
杜月笙在这里安顿下来，表面看是在休养，实际上每天都很忙。他在香港期间，依然是上海各路人马消息传递的核心节点之一。
从上海来的人，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带来的消息，有关于日方动向的，有关于各处地下网络运作情况的，有关于留守门徒生计状况的，也有关于沦陷区伪政权人事变动的。
杜月笙坐在那里，一一听过，然后下判断，发指令，再由来人带回去传达。
他的大管家万墨林，这段时间跟着他形影不离。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目不识丁，却有一项旁人比不了的本事——记忆力极强。
杜月笙所有联络渠道的电话号码，共190组，万墨林全部熟记于心，随时可以报出，一个不差。杜月笙有什么要联络的，只需要说出对方的名字，万墨林立刻能告诉他号码。
这段时间，杜月笙还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境内秘密设置了几处电台，用于与留守人员的远程联络。
浦西白克路一处，设在他的汽车司机邵翰铎家中；浦东高桥古镇，设在恒社社员丁凤山家中。两处电台轮流使用，确保联络畅通。
他在香港出任的职务也在这段时间陆续落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利用这些名义，发动募捐，协调物资，把能调动的资源尽量往前线和伤兵救护上面集中。
1939年，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坐镇香港，主导敌后工作的统筹协调。这个位置，让他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那一时期上海敌后工作体系里最重要的民间力量之一。
然而，越是掌握的信息多，他对上海留守那批人的情况就越清楚，也越担心。
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临走前以为的那样稳得住。
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日方对各类资源的管控越来越严，码头的收入缩水，生意越来越难做，日伪政权给出的一些条件，对某些人来说，显得格外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日积月累、在生存压力下一点一点渗进来的。
1938年，一批从上海专程赶来香港的人，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他不愿意听见的消息。
【四】那个消息
从上海来的人，进门的时候脸色就不好看，说话之前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怎么开口。
杜月笙让他说。
他留在上海的那名副手，在他离开之后，开始与日方人员来往。
这件事起初很隐蔽，以为杜月笙在香港，上海的消息传过来慢，一时不会被察觉。但上海那边杜月笙留下的耳目不少，时间长了，消息还是到了香港。
往来的内容，不是什么商业上的往来，而是带有实质性的协助配合——日方通过这名副手打探过几次恒社人员的动向，副手没有拒绝。这算是往来里最轻的一条。
更严重的，是另外一件事。
这名副手借着杜月笙不在上海的当口，以杜月笙名义出面，在上海的几笔款项上做了手脚，中间截留了一部分，装进了自己口袋。
对外的说法是这些钱是杜月笙授意动用的，旁人一时也无从核实。
这两件事，放在青帮的规矩里，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是大过。
一条是向敌方透露帮内人员信息，这在帮会里叫"背门庭"。
一条是借先生名义敛财，中饱私囊，这叫"欺师"。
两条叠在一起，无论放在哪个年代、哪个规矩体系里，都不是能轻轻揭过的事。
杜月笙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来报信的人坐在那里，不敢再多说话，屋子里只有窗外偶尔传进来的风声。
沉默过后，杜月笙让人去传话，把那名副手从上海叫来香港，说有事要谈。
那名副手从上海到香港，坐了几天的船，一路上大约也有些预感，知道这趟来的目的不简单。
他进门的时候，屋里坐了十几个人。
这排场不像是"有事要谈"，更像是一场审。
杜月笙没有绕弯子，走上前去，当着所有在场的人，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声音清脆，在那个不大的屋子里传得很远。
按照帮会里多年沿袭下来的规矩，先生责打门徒，是有资格、有依据的。打完之后，该怎么受罚就怎么受罚，跪下、认错、承担后果，是门徒该走的程序。
但这一次的走向，和所有人预想的不一样。
那副手没有跪，没有认错，没有低头。
他站在那里，捂着脸，慢慢直起身子，环顾了一眼四周那些人，然后嘴角扯出了一道冷笑。
冷笑之后，他把手伸进了怀里。
枪托握在掌心，枪口慢慢抬起来，方向，直指杜月笙。
那一刻，整个屋子里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
谁也没想到，这个跟了杜月笙十几年、在上海滩大小风浪里混过来的人，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走出这一步。
然而，就在扳机扣下去的瞬间，眼前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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