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冬，长沙城刚飘起细雪，雅礼书院里，杨昌济对台下的青年说：“做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坐在角落的毛泽东听得入神，而此时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正为《民立报》忙碌的章士钊并不知道，自己与这位年轻人的缘分已悄然拉开序幕。
时针拨到1920年3月，毛泽东赴沪筹措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经费。杨昌济荐他去见章士钊。茶桌旁，章士钊一句“纯正青年，值得扶携”，随手写下两万银元的票据。毛泽东郑重收好，只说了一句：“湖南青年不会让先生失望。”
那笔钱买下几十张远洋船票，也买下两人此后半生的往来。1925年春，章士钊短暂出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旋即辞去，南下隐居。出仕不过数月，他对乱局的失望全写在脸上，开始埋头古籍。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大后方，或讲学，或办报。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最紧张的午夜，章士钊悄悄递上一张字条：“此地不宜久留，移步为安。”毛泽东心领神会，旋即转入安全处所。一次善意提醒，让两人之间的信任更结实。
新中国诞生后，章士钊应邀北上，居于东郊民巷小楼。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的头衔放在案上，他仍日日抄经、点校古籍。1956年，他已八旬，依旧执笔如飞，常以半文言半长沙方言给中南海写信，偶有对时局的肺腑之言。
1957年5月，全国政协请他参加座谈，征询对党和政府的意见。会场气氛本是温和，轮到章士钊时，他先援引黄炎培“历史周期率”，又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提醒执政者当自警自励。随后他话锋一转：“千万切莫学赵匡胤，得天下便屠功臣。上下离心，非国之福也。”
座中一时寂静。有人低声议论：“老先生口无遮拦，怕是捅了马蜂窝。”章士钊却端坐不动，手持折扇，不悲不惧。发言稿送上去后，批示未至，而外界风声渐紧，“右派”两字在城里游荡。身边友人劝他写检查，他淡淡一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7月，已有人建议把他与章伯钧、罗隆基一并划右派。消息传进毗邻北海的那幢小楼，他提笔疾书致信毛泽东，自称“老朽直言，或有过激，甘领斧正，唯望明察”。
信件很快送至庐山。毛泽东看后，在纸上批下八字：“言过其实，未存恶意。”并嘱：章先生是吾师，“此人不必再议”。一锤定音，风浪顿息。
政治风暴躲过去，章士钊又回到书桌。同年秋，他开始第七遍抄写柳宗元全集。墨迹苍劲，犹似老松。1965年，《柳文指要》初稿脱稿，分上下两册，百余万言。他选自认为最精彩的上册，送呈中南海。
毛泽东夜读至“捕蛇者说”新解，提笔批注：“议论生动，可发。”对几处引据轻轻涂改，又批“可付梓”。下册交康生审读后受阻，理由是“缺乏阶级分析”。
毛泽东折回上册，让康生细看全稿。康生细读后感慨：“八十五老翁，力尚如此。”反对声消弭。出版手续却因形势反复拖至1970年。康生再提全面“马列化”修订，章士钊回信：“古人不知辩证，然有真情；今人不当强配钥匙。”毛泽东阅后批示：“原稿刊行。”
1971年，《柳文指要》刷印一万册。那是文化风雷最劲的日子，此书得以露面，颇为罕见。次年，周恩来访美筹礼，挑中此书，双手递给尼克松。薄纸装帧，淡绿封面，从中南海书架走向大洋彼岸。
1973年5月25日，92岁高龄的章士钊乘专机赴香港探亲。下机时，他仍挽着手杖，笑称“寄情山水，省得听人争论”。然而两个月后，他因病卧榻。临终前，右手颤抖，在被单上反复划写“回家”二字。7月1日，客居香江，气息归寂。
讣告飞抵北京，周恩来即电示：迎灵柩回京。7月13日，八宝山礼堂肃穆，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执绶引灵。郭沫若宣读悼词：“章公以意气为国，以文章传世，其人其言，犹在耳目。”花圈最醒目者来自毛泽东，挽联平实，仅称“先生”。
回望章士钊的九十余年：两万银元托付新锐，重庆一纸字条化险为夷，政协一席直谏终得包容，柳宗元研究历尽波折见刊。人物的命途与时代脉搏紧紧相扣，起伏之间，留下一行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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