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曾巩集》、《宋史·曾巩传》、欧阳修《居士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寄欧阳舍人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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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年间,江西南丰城外,有一座破落的曾氏宅院。

院墙的石灰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头灰黑色的砖缝,缝里长了细细的青苔,一到阴天就冒出水珠来。

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处,每到梅雨季节,院子里就得摆上四五个木盆接水,滴滴答答的声响从夜里响到天亮,有时候盆满了溢出来,把地上的泥踩得稀烂。

灶台边常年备着一摞陶碗,因为一顿饱饭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事,碗的数目多一些,至少能让一家人轮流盛到一点东西。

这座宅子里住着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加在一块儿,足有十几口。

这家人姓曾。

曾家祖上并非寒门,曾巩的曾祖父曾致尧在太宗朝考中进士,是正经的读书人家,当年在南丰城里也是有几分体面的门第。

到了曾巩父亲曾易占这一代,官职不算显赫,做过几任地方小官,俸禄有限,却也撑着一副读书人家的架子。

家里来了客人,酒要备,菜要备,绝不能让人说曾家小气;乡邻有难,借钱的事情也从不皱眉头,一概应承下来,从不让人空手离开。

这种性子,让他在乡里口碑极好,人缘四通八达,却也让家里的账本一年比一年难看,积累下来的亏空,像一块越来越重的石头,压在家底下面。

庆历年间某日,曾易占突然撒手西去,年仅四十九岁。

他走得突然,什么也没有交代清楚。

留下的,不是田产,不是积蓄,而是一屋子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位中年丧夫的老母,以及一笔说不清还要多少年才能还清的外债。

长子曾巩,接过了这副担子。

那年他不过十八九岁,连个秀才的功名都还没有,手里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一肚子读了十几年的书。

兄弟姊妹九个,最小的还在吃奶,最大的也才刚刚能搭把手做点杂活。

老母亲身子不好,时不时要抓药,药钱从哪里来,每次都是一道难题。

那些外头的债主,有时候上门来,客气的留下一句话,不客气的就站在院子里,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

曾巩就站在那种处境里,扛了下来,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家里最难熬的那几年,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炸了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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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亲留下的那个烂摊子

曾易占这个人,在地方上做过几任小官,品秩有限,俸禄不丰,一辈子都没有走到过什么显要的位置。

他自己倒不在乎这些,性情随和,待人宽厚,既不汲汲于功名,也不斤斤计较于钱财,乡里有人来借,他从不细问用途,也从不拒绝,借条有时候也懒得立,就这么白白地把钱给出去了

这种性子,造就了他极好的人缘,也造就了他身后那一笔说不清还要多久才能还清的账。

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家里的光景已经很不好看了。

存粮常常不够吃,外头的债却一笔一笔压着,曾易占本人又不是善于理财之人,账目混乱,哪笔是借出去的,哪笔是欠下的,弄得一团糟。

他去世的时候,家里的存粮撑不过两个月,而外头的债,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还清的可能。

曾巩日后在文章里写过那段岁月,措辞极为简练,说"家贫不自振,兄弟多,不能相养"。

这几个字,看起来平平淡淡,实则字字都是那些年的真实滋味——

家里穷到自己都振作不起来,兄弟姊妹一大堆,却没有能力互相供养,每个人都是一张要填的嘴,却没有人能拿出东西来填。

曾巩自己呢,读书是真的从小就开始的事。

他十二岁时便能作文,当时南丰城里的前辈见了他写的东西,都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十八岁入太学,同学们都知道他文章写得好,有人预言他日后定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然而"将来"这两个字,在填不饱肚子的现实面前,实在是太遥远。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他既要想着怎么把债慢慢还上,又要张罗全家的日常嚼用,还要在这些琐碎事务的夹缝里挤出时间来读书备考。

那个年代,读书人能改变命运的途径极为有限,科举几乎是唯一可以指望的出路。

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咬着牙,把两件事同时撑着——养家,和读书。

就在这种捉襟见肘的岁月里,他做了一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他提笔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

彼时的欧阳修,早已是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

他在仁宗朝入朝为官,诗文俱佳,在士林里声望极高,无数读书人把得到他的一句赞誉视为莫大的荣耀。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贸然写信给这样的大人物,在旁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弄不好还会被人笑话不知天高地厚。

可曾巩这封信写得极好。

他谈学问,论文章,没有半句奉承的套话,也没有那种低三下四、一味讨好的语气,措辞清晰,见解扎实,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同龄人里少见的稳重与深度。

他不是去求欧阳修提携的,他是真的有话要说,有见解要交流。

欧阳修收到这封信,读完之后大为惊叹,当场表示愿与这个年轻人以文章相交,结为忘年之交。

此后,欧阳修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曾巩的名字,称赞他才学不凡,说日后定是文坛的大器。

在写给友人的信里,他也不止一次地举荐曾巩,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有古人之风,不可小觑。

有了欧阳修这个背书,曾巩在士林里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

来往的读书人多了,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一些原本接触不到的文坛动向,也慢慢进入了他的视野。

可名声再好,当不了饭吃,还不了债。

家里的窟窿还摆在那里,妹妹们的婚事还悬在那里,弟弟们的学业还需要钱来支撑,没有一件事因为他结交了欧阳修就自动解决了。

【二】替妹妹挑夫婿,曾巩有自己的一把尺

曾家一共九个妹妹,替她们挑人家,是压在曾巩肩上最重的一件事之一。

宋代婚嫁,讲究门第,讲究财礼,嫁妆丰厚不丰厚,夫家有没有官职,这些都是人家上门提亲时要掂量的。

曾家当时既无官势,又无财力,想给九个妹妹都找个体面的人家,难度极大。

上门提亲的人不多,稍有些家底的人家又看不上曾家此时的落魄光景,几番相看下来,始终难有满意的结果。

曾巩替妹妹挑人的标准,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

他不看财力,不看眼下的门第,只看一样东西——这个人有没有真才学,品行端不端正,将来有没有向上的可能。

在他看来,一个读书人若是真有本事,眼下的穷只是暂时的事;若是没有真本事,眼下再富,也靠不住。

这个标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迂腐,是不懂世事。

可曾巩就是按这把尺子,一个一个地替妹妹们把关。

他花在这件事上的心思,一点不比备考少。

打听一个人的品行,往往要托多方打听,从不同渠道印证,才肯点头。

他见过太多看起来体面、实则靠不住的人,也见过太多被人低看、却是真金的读书人,这种判断力,是他在南丰那些年里,在各色人等中间摸爬滚打出来的。

二妹的婚事,便是在这把尺子下定下的。

曾巩替二妹选中的人,叫王无咎,南城人,比曾巩小五岁。

王无咎这个人,在当时南丰一带的读书人圈子里,是一个被人提起来总要加一句"可惜家里太穷"的名字。

他家里真的穷,穷到了说出去让人咋舌的程度,家徒四壁不是形容词,是实情。

然而他的文章极好,思路清晰,见解独到,在同辈读书人里属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那种。

品行上也没有人说他的闲话,不浮躁,不轻浮,做事踏实,对人真诚,在穷困里没有磨掉那股读书人的气骨。

曾巩看中的,正是这些。

二妹嫁给王无咎之后,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却也平顺。王无咎对二妹的态度,让曾巩觉得当初的判断没有错。

然而命运弄人。

二妹嫁过去没有多少年,便因病去世了,年纪轻轻,走得突然。

曾巩闻讯,悲痛了很长时间。

他与这几个妹妹自幼相依,感情深厚,二妹的早逝,是他心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二妹走后,王无咎成了鳏夫,家里依旧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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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那个被骂作荒唐的决定

二妹去世之后,曾巩心里一直挂着王无咎这个人。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对这个人的判断还在。

王无咎穷,但穷的方式是他认可的那种——不是因为懒,不是因为没有脑子,而是因为时机还没到,因为功名这件事,从来不是靠聪明才智就能保证按时到手的。

这个人的才学和品行,曾巩在心里掂量过不止一次,结论始终没有变。

与此同时,七妹的婚事也到了该解决的关口。

七妹生得端正,性情也好,可曾家的处境摆在那里,上门提亲的人里,真正让曾巩觉得合适的,始终没有出现。

他按着自己那把尺子一个一个量过去,要么是品行上有疑虑,要么是性情上觉得不合,要么虽然家境不错,却是那种靠不住的纨绔。

他想了很久,把目光落在了王无咎身上。

从实际的角度看,这个安排有它的道理——王无咎的为人品性,曾巩比任何人都了解;

七妹嫁过去,不是嫁给一个陌生的人家,而是嫁给一个曾家早已熟悉的人,日后有什么事,沟通起来也方便许多,不至于让妹妹孤立无援。

而王无咎这个人,曾巩认定他迟早会出头,眼下的穷,不是终点。

然而曾巩自己当然清楚,这件事在礼法上有多敏感。

续娶小姨,民间素来议论多,更何况是亲姐妹,二妹刚走没几年,又把七妹续上去,任何一个守旧的人听了,都会皱眉头。

曾巩掂量过这一层,然而他还是做了。

1052年,他亲自出面,把这门亲事撮合定了下来。

消息在亲族之间传开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还要快许多。

当天就有人上门来说话,有的是苦口婆心地劝,说王无咎穷得叮当响,把七妹嫁过去是委屈了妹妹,劝他赶紧想个别的法子;

有的是气急败坏地骂,说二妹尸骨未寒,做兄长的就把七妹往前推,续娶小姨,这算哪门子道理;

还有人在背后嚼舌头,说曾巩平日里装得一副正经模样,骨子里根本不把圣贤书当回事,满嘴的礼义廉耻,做起事来却是这般样子。

各种说法,全都往曾巩身上砸。

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任由这些话落了满身。

脸上的神情平静,眼神里没有慌乱,也没有愤怒,只是沉静地看着眼前这些人说完,然后转身回屋,把门合上。

他不是没有话说,而是清楚地知道,有些话说了也没有用。

那些上门来骂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这个家这几年是怎么撑过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为了妹妹们的婚事愁过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也没有一个人在曾家最难的时候伸过半只手,出过一文钱,说过一句真正能帮上忙的话。

他做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那种处境下,经过仔细权衡之后,能想到的最周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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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蛰伏的那些年

1052年之后,曾巩继续过着他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起色的日子。

没有功名,没有官职,日子还是旧模样,债账还在慢慢还,家里的开销还是得精打细算。

偶尔有熟人登门,说起这个被欧阳修公开夸过、如今却依旧困守南丰的穷书生,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说这人只怕是被家累拖死了,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可曾巩自己清楚,他在做什么,也清楚这几年的积累意味着什么。

他读书的劲头从来没有松过。

经史子集,他读得极为系统,不是走马观花地翻,而是一卷一卷地啃,读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停下来,把不同的史料拿来对照,把各家的说法列出来,仔细辨别。

他研读历史典籍的方式,与那些只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记几条成语典故的人截然不同——他是真的想弄清楚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历史上的那些人究竟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这种读书方式,极为费时费力,也极为扎实。

与此同时,他在大量地练习写文章。

他完全认同欧阳修倡导的古文方向——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真实的内容撑着,不能靠堆砌辞藻,不能靠奇字险句博人眼球,要有先秦两汉那种朴实而有力量的气质。

他按照这个方向去写,一篇一篇,写了又改,改了又写,遇到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就推翻重来,从来不将就。

他与王安石那段时期的来往极为密切,两人书信不断,谈学问,谈文章,谈对各类历史事件的看法,相互切磋,相互较劲。

王安石这个人,性子刚硬,见解独到,不是那种轻易点头的人,能与他来往得如此频繁,本身就说明曾巩在学问上是真的站得住脚的。

曾巩在那段时间里还持续做了另一件事,外人几乎看不出来,但日后证明极为重要——他广泛搜集和整理古籍文献,对各类史料进行梳理,积累了大量旁人没有的材料。

这个习惯,是他从读书之初就养成的,而这几年里,他把这件事做得更加系统,对古籍版本学的钻研也远超同龄人。

更关键的一件事,是他把弟弟们和妹夫们聚拢在一起,抱团备考。

曾家弟弟有四个,加上王无咎这样已经是自家人、又在读书上有真本事的妹夫,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读书圈子。

曾巩既是兄长,也是这个圈子里学问最深的那个,他把自己这些年积累的读书方法、文章心得,毫无保留地传给这些人,督促大家一起备考,遇到不懂的地方一起钻研,遇到写得不好的文章一起商量。

家里的日子,就在这样的蛰伏里,一天天地撑着过去。

继母的身子时好时坏,药是不能断的,每月的药钱是一笔固定的开销,不管手头多紧,这笔钱都得先留出来。

弟弟们慢慢长大,也开始读书备考,家里又多了几张要花钱的口。

曾巩在这个家里既是兄长,又是半个父亲,所有的事都要操心,所有的难处都要他一个人扛,然而无论多少事压着,他的书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

科举这件事,他败过不止一次。

庆历二年,他第一次走进科场,踌躇满志,结果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这一年的落第,对他打击不小,但他没有太久的低落,很快收拾起心情,重新埋头读书。

此后又考,又败,一次一次,年岁一年一年地过去,功名始终没有到手。

然而他一直在考,从未放弃。

到了1057年的春天,一个消息从汴京传到了南丰,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让整个南丰城都震动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将把五年前所有的骂声与嘲讽,彻底压进尘埃里,再无人敢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