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三大逆流｜《财经》书摘|世纪|书摘|威廉姆森|日本|美国女性

文｜彼得·林德特杰弗里·威廉姆森

20世纪70年代之后，薪资和收入差距的再次扩大可能比实际表现得更糟糕，至少美国的情况是如此。尽管美国不平等的上升幅度最大，但我们首先必须强调三个没有变得更糟的因素。事实上，这三个因素都得到了净改善。美国不平等的三大逆流，正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20世纪70年代未能融入美国大拉平的三个因素：种族不平等、地区不平等、性别不平等。接下来讨论这些维度在美国最近的历史中有何不同，以便缩小我们对整体不平等上升根源的探寻范围。

种族差距

过去40年，尽管整体不平等有所上升，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这是个好消息，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1940年-1970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不断趋同，但在此之后趋同速度有所放缓。

黑人的收入追赶是什么时候开始放缓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时间序列数据及对其进行评估的相关研究给出了不同答案，但各种文献倾向于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柯林斯和马戈强调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城市种族骚乱对黑人财产价值的破坏性影响。虽然骚乱本身集中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但它们对当地财产价值的后续影响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正如马戈在一次采访时评论的：“1940年-1970年，中心城市黑人拥有和居住的房屋价值与白人房屋价值的比率从51%跃升至69%。然而到1990年，这一比率降到53%，接近1940年的比率。”骚乱带来的破坏又由于广泛的居住隔离而加重，这使得房屋价值的损失集中在黑人房屋所有者身上，从而削减了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这些商品和服务主要来自当地，是其他黑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外，约翰·邦德（John Bound）和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就业因素导致的风暴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黑人男性的经济状况。这场风暴是分地域、分行业的：黑人男性主要就职于东北部和中北部的锈带（Rust Belt），这些地区受到东亚竞争对手的强烈冲击。20世纪80年代，私人部门的工会权力也在全面衰减，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的保守转变削弱了法定最低工资率的购买力。同时，部分黑人男性虽然迅速进入大学毕业生的就职行列，但他们的薪酬不断降低，而随着其他黑人男性的高中辍学率升高，犯罪率和监禁率也在上升。

尽管存在这种放缓，且经历了2008年-2011年的大衰退，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略有缩小，这也意味着不平等水平没有上升，而是降低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黑人相对收入增长的最佳时期是1992年-200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

地区趋同

美国近些年不平等上升过程中的第二个逆流是各州收入向美国的平均水平趋同。当然，这不包括东北部城市地区。1970年，只有康涅狄格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平均收入比全美其他地区高出20%。到2010年，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也加入这一行列。东北部地区的新繁荣呼应了全美顶层1%人群的经济繁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金融业和高科技行业。

在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收入领先其他地区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地区性事件是，较贫穷的南方的收入水平继续向全美平均水平趋同，几乎完全消除了本书追溯的19世纪初以来南方存在的地区收入差距。

今天，只有密西西比州的平均收入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的80%。南部其他地区都已步入接近平均水平的行列，实现与美国平均水平的显著趋同。亚拉巴马州已成为主要的优质汽车生产地，品牌包括本田、现代以及梅赛德斯-奔驰，同时这里还吸引了纳威司达（Navistar）和丰田的发动机装配线。南卡罗来纳州已成为飞机装配中心。佛罗里达州继续吸引退休人士及其养老金的流入。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成为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一流中心之一。

所有这些发展都印证了加文·赖特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给南方白人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增长，同时也吸引了黑人和白人移民进入该地区。

性别差距：逆流而上

美国近些年不平等上升过程中遇到的更强劲的逆流是工资性别差距的加速缩小。考虑到大部分女性在1970年时都在从事低工资工作，有些人预计女性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落后。然而恰恰相反，虽然总体不平等仍在上升，但美国女性成功地“逆流而上”。

在1888年-1973年的85年中，美国普通男性劳动者每获得5美元的工资，女性劳动者平均只能获得3美元。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或者可能是1982年之后），女性的平均工资有了大幅提高，迎着不平等上升的洪流以及社会对政策改革的保守抵制逆流而上。

戈尔丁为这种性别差距缩小的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解释。当然，一个重要的许可条件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使政府和法律制度承认女性享有平等的职业权利。另一个推动两性工资平等的根本动力来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技术倾向：体力的重要性下降。经济发展需要更注重智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耐心的工作，而对体力的需求减少。自19世纪初以来，这一技术转变本应逐渐提高女性的相对工资，但我们似乎还无法完全解释女性相对工资延迟上涨的原因。因此，其主要原因应该是20世纪发生的政治转变：在选举和劳动力市场方面，女性被赋予更多的平等权利。

要使这一解释成立，我们必须证明女性相对工资的提高在近些年应该出现在所有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事实的确如此：其他几个国家（澳大利亚、日本、英国以及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女性相对工资的上升情况。日本将在今后10年或20年内为我们验证这一性别工资走势的经济学解释是否成立。日本女性相对工资在2000年左右提高，究竟是日本官方序列数据经调整后的人为假象，还是这个以企业“上班族”工作时间长而闻名的国家与国际接轨更有利于女性兼职或工作时间更加灵活？

在现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中的女性略多于男性。这一国际现象不可能仅仅是由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引起的，尽管美国女性大学生开始多于男性确实受到了逐步取消偏向男性的补贴退伍军人教育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影响，该补贴从二战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更为国际化的原因是女性获得高等教育文凭以保证收入的激励日益增强。这一激励是随着女性生活中新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而出现的。有效的避孕措施使女性更有把握寻求不间断的学习和职业生涯，而不确定性则来自离婚率的上升。随着失去顶梁柱收入来源的风险越来越大，同时还面临职业晋升缓慢的长期前景，女性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以此增强自身在职业阶梯中游立足的能力。

简言之，20世纪70年代之后，迎着不平等的上升浪潮，有三股力量逆流而上：种族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南北收入差距都在缩小。如果没有这三股力量的抵消作用，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不平等的上升幅度还会更大。

（本文摘自《失衡的繁荣》；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