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4日午后，北京西郊机场的指挥大厅里闷得发紧，风扇嗡嗡转，刘亚楼却仍觉胸口发热。这一天，他要在地面为自家空军的三架里—2保驾护航，机上坐着共和国的缔造者。
没人想到，最惊险的环节会出现在返航途中。中午12点35分，副机传来最后一次报平安的电台呼号，随后进入河北衡水上空。两分钟后，主机和第三架随行机一并哑火——无线电里只剩沙沙的杂音。
刘亚楼盯着墙上的钟表，分针挪动仿佛磨着神经。他走到窗前，再转回来，又走过去。值班报务员不断呼叫“8025，8025，请回答”，没有任何回音。焦躁在指挥室扩散，连茶水都被晾凉。
外人也许不懂他的心情。空军创建不过七年，他这个奠基者对每一次起降都当作生死大事。1949年4月，他原本正在汉口布置南下作战，为接管广州紧锣密鼓。忽然一纸电报，让他火线留京组建人民空军。从零起步，飞机零星、飞行员缺乏、油料弹药靠“友谊”援助，再加上时间紧，任务如山。
10月25日，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半个月后，司令部挂牌。那时连图纸都不全，航校还是租用旧日伪满机场的土房子，可“一个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翅膀”，是他常挂嘴边的话。
因此，当伟人提出“我要坐咱们自己的飞机”时，他心里五味杂陈。自信与压力同时袭来——飞机是苏制里—2，可机组是纯国产的年轻人。挑谁？他想起了胡萍。
胡萍，其貌不扬，却出道早。14岁给地下党送情报，17岁入党，打了三大战役。1950年被他从陆军挑到哈尔滨第一航校，学得一口气，毕业就被任命为专机团首任团长。用刘亚楼的话说：“人胆大心细，脑子都长在翅膀上。”
5月3日清晨7点30分，雨后初晴。伟人拎着一只旧公文包，在机坪上同机组一一握手：“年轻人要多飞，多看，多想。”胡萍站得笔直，双手捧着飞行计划，只回答一句：“请首长放心。”
从北京起飞，武汉南湖落地加油，再飞广州。这趟南下，用时七小时二十六分，全程平安。伟人下了飞机，打趣胡萍：“颠簸像摇篮，没吓着我。”
羊城小驻近一个月，勘察珠江，走访工厂，调研农村，日程紧凑。5月30日，返程提上议事日程：广州—长沙—武汉—北京，三段飞行，还是原班人马。
长沙大托铺机场迎来夜雨，次晨放晴，起飞无碍。6月4日，再次经过武汉短停后，三机编队于11点45分从南湖拔地而起。何廷一的副机先行，当向导；主机尾随；第三机殿后。
中午时分，天气预报显示石家庄以东有雷暴。但副机飞抵衡水时，雷雨团忽然北推，云墙拔地而起。何廷一扭头看云脚，眉头紧锁，立刻爬高，电告后机“改航道，保持高度”。
然后，就是漫长的40分钟空白。事后分析，高压静电打乱了通信频率，主机与塔台彻底失联，只能凭经验突围。胡萍见雷光照得座舱一片惨白，拉杆俯冲，把机头对准更南的沧州空域，再一俯一仰，绕雨幕兜了大半圈。
与此同时，北京指挥大厅的空气仿佛凝成了浆。刘亚楼抹把汗，恶声冲报务员：“再呼！”话音刚落，他又自觉冒失，抬眼看表，12点10分。隔着窗能瞥见灰压压的天，像铁板。
秒针转到12点15分，他摘下军帽狠狠搁桌上。一个参谋低声说：“司令员，副机已安全降落。”可没人敢提剩下两机的去向。突然，报务员用沙哑的嗓音喊：“8025呼叫！现位于沧州北，预计12时25分抵达天津上空！”
大厅里仿佛春雷炸开，有人舒了口气，有人拍桌叫好。刘亚楼没吭声，推门就跑。12点32分，他在跑道尽头看见那架熟悉的浅绿色机身破云而出，平稳降落。舱门打开，他第一句话却是：“主席，您要是出点事，我提头来见！”
伟人拍了拍他的肩：“他们干得很稳，空军可以信任。”随即回头冲胡萍一笑，“你们立新功了。”胡萍敬礼，汗水沿着面庞直淌。罗瑞卿跟出来，“这趟飞得够味道吧？”胡萍挠头：“就像小灶，火大，但炒出来香。”大家都笑。
之后数周，空军参谋部把那段雷区的气象资料翻了个遍，形成《夏半年华北积雨云绕飞指南》。航校教材里也加入了“稳定—规避—重联”三步法的案例。
再难的天，也挡不住人造的翅膀。1958年国产运五首飞成功；1961年，第一批自行培养的喷气机飞行员形成战斗力。刘亚楼常把6月4日那场虚惊讲给新学员听：“记住，天上的40分钟，地面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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