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蔑博物馆。 潮新闻记者 叶晓倩 摄
6月12日，衢江畔，一座造型独特的博物馆敞开大门迎客。从空中俯瞰，它的轮廓如同一枚巨大的“玉玦”。这样的建筑造型，恰好呼应了一项重要的考古事实：在衢江姑蔑古国考古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玉器形制正是玉玦。
姑蔑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的一个独立百越方国。春秋时期，它附属于越国，核心区域位于今衢州市龙游县及衢江区一带。
这座以玉玦为形的博物馆，仿若三千年前的姑蔑人穿越时空，为今人书写下的文化密码。
今天，姑蔑博物馆与姑蔑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全面开放。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国，正缓缓苏醒，迎接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而三千多年前浙江先民在这片大地上生活的点点滴滴，也通过一件件出土文物被清晰勾勒出来，鸣奏出另一时间维度里的回响。
姑蔑王的“出行顶配”
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会在对死亡的安顿中，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要理解姑蔑人是如何“生”的，不妨先理解他们是如何面对“死”的。
因此，在踏入这个“玉玦”博物馆前，可以先将目光移向姑蔑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另一处标志景观：孟姜一号墩。
走入刚刚落成开放的孟姜一号墩保护大棚，里面的遗物已悉数移至博物馆，探方内留下浅浅的坑痕和排列整齐的鹅卵石墓底。探方的一头，还留存着斜向支撑的木头结构，形如巨大的“人”字。这正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字形”两面坡木椁。
在姑蔑博物馆展出的原始瓷。潮新闻记者 叶晓倩 摄
作为高等级土墩墓核心葬制，这种“人字形”木椁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丧葬习俗历来是高度浓缩且敏感的文化指标，它所揭示的不只是技术与制度，还有一个族群对于生死的理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森向我们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当姑蔑王去世，他的臣民在沿江的山顶上修起巨大的土墩，封土隆起，如巨碗倒扣于群山之间。这里视野开阔，能够遥望他的城国。在王入葬时，姑蔑人在墩顶修筑墓坑，底部铺设一层厚厚的鹅卵石，既能平整地面，又能防潮防腐；接着，在棺床之上，用粗大的木料搭建起“人字形”的两面坡木椁，如同将王生前居住的房屋搬到了山顶。一切就绪，王的棺木与随葬品被一一放入墓室。封土从两侧将木椁包裹起来，又恢复成一个土墩。
然而，姑蔑人并没有将墓穴彻底封死，“人字形”木椁的妙用在此时凸显了出来：木椁的一端保留了一扇门，王的臣民依然可以进出，进行祭祀等活动，甚至还可能在这里再安葬其他人。
木椁的这一开放性特征展现了姑蔑人的生死观：死亡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延续。
姑蔑人的这种观念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制度形成鲜明对照。西周时期，中原普遍实行“墓而不坟”与“不封不树”的葬制。
《周易·系辞》有“古之葬者……不封不树”之说。所谓“不封”，即墓葬在地面上不堆筑封土；“不树”，则是不立任何碑石标识。周王及贵族的墓穴挖成后，便彻底将墓室封闭，填土掩平，与寻常耕地别无二致。这是一种彻底的“封死”——入葬即永诀，生者与死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地平线。
“姑蔑人是视死如生的。”张森解释道，金衢盆地出现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是一个浙江土生土长的百越古国最鲜明、最原始的自身特色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并不意味着封闭。姑蔑在保留本土文化个性的同时，也与中原周王朝保持着交流。这一点，从姑蔑王的出行礼制与随葬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
走进姑蔑博物馆，一大一小两件制作精美的铜龙首形器引人注目。这是西周时期用于贵族车马上的装饰构件，龙首低垂，纹路精细，兼具中原礼器的规整与江南铸造审美的灵动。
在衢江庙山尖土墩墓中，出土了两组、总计8套的青铜车马器，每组对应四驾马车。这意味着，姑蔑王出行采取的是“诸侯驾四”礼制。正如有古籍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一制度性细节说明姑蔑国在政治文化层面，已主动向周礼体系靠拢。
有趣的是，被发现时，这8套青铜车马器分装在两个箱子内：一箱纹饰简朴，另一箱则纹饰华丽，含龙首形器、铜带扣等。张森的解读很有趣：“可能一套是日常出行用的‘简配’，另一套是重大场合用的‘高配’。就像现代人一样，平时开普通车，重要场合开好车。”
花样玉玦里的审美
5000年前，良渚人喜欢圆而无缺的玉璧；而相隔近2000年后的姑蔑人却对“有缺之玉”情有独钟。
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一组“配饰”，大大小小近百件玉玦在展柜中陈列着，最大的约掌心大小，最小的不过指甲盖。玉玦是一种环形带缺口的玉器。
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缺口是故意打磨而成的。姑蔑人的这一喜好耐人寻味。这与良渚文化崇尚玉璧的“圆满”形成鲜明对比，姑蔑人偏爱“残缺的美”。
从功能看，玉玦主要用来当作耳饰。其最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外沿缺了一个小口，这个小缺口能让姑蔑人不打耳洞，直接把玉玦卡在耳朵上当装饰。当然，也可以将小而薄的玉玦打孔，然后成组串在一起佩戴。展厅中还有大量的玉珠、玉管，它们常常和玉玦“组队”出现。
在姑蔑博物馆展出的玉器。 潮新闻记者 叶晓倩 摄
这些玉器材质极为丰富——透闪石、绿松石、水晶、玉髓等，显示出姑蔑人已具备较成熟的矿物辨识能力，且拥有远距离的贸易网络。考古检测显示，墓葬中的朱砂来自贵州，绿松石则来自湖北。
更有意思的是，出土的玉玦类型还别有“花样”，不仅有正宗的同心圆玦，还有偏心玦，即中间的孔洞明显偏向一侧。最特别的一件玉玦，出土于一把青铜剑的剑鞘上，张森判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玉剑璏”，此前一般认为剑鞘上的饰件起源于春秋晚期。
这堆“漂亮小物”里还混进了一个“怪东西”——脸形玉饰。圆溜溜的脸蛋上睁着懵懂的眼神，嘴角似笑非笑，这个表情仿佛从现代网络表情包里穿越过去一般，十分卡通。在那个时代，它到底是驱邪纳吉的护身小物，还是祭祀祈福的正经礼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玉器之外，石器与陶瓷器同样是了解姑蔑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孟姜一号墩、三号墩墓葬中出土了石锛、石斧、石矛、石纺轮、石网坠、石镞等工具，如今它们都被陈列在展柜中。
透过这些石器，我们得以窥见三千年前浙江人的生存密码：他们既会砍伐、征战，也会纺织、渔猎、农耕。
石网坠是一种附着在绳索上的套索复合工具，这是先民们在渔猎时使用的工具，和现在撒网捕鱼的原理几乎一模一样。孟姜土墩墓群中还发现了大量陶网坠，100余个为一组。从这些出土的网坠可以看出，老祖宗的捕鱼规模不小，技术也很成熟。
姑蔑人聚居在衢江流域，依水而居的地理环境为水稻种植提供了绝佳条件。孟姜三号墩出土的双孔石刀，便是他们打造出的农耕利器。姑蔑先民在磨石上将石刀打磨锋利，再给石刀打上双孔，穿绳绑缚套在手上，收割时更稳固、更省力。农具虽小却精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
展厅中陈列的大量原始瓷器，也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碗、豆、盘、罐、尊、杯、壶等器物依次排列，其中不少形制与现代器皿极为相似。原始瓷是中国瓷器的早期形态，以瓷土或瓷石为原料制胎，器表施透明石灰釉，经1100℃以上高温烧成，其胎质坚硬致密，已与陶器有了本质区别。
这些原始瓷器不仅仅是生活用具，从中也可发现姑蔑人在有意识地学习中原礼制。中原地区有严格的列鼎制度，以器物数量和组合来区分等级。比如，九鼎八簋为天子之制，诸侯则用七鼎六簋。姑蔑虽无青铜礼器，却用原始瓷的尊、壶模仿这一制度，大尊小尊、大壶小壶排成一列，数量有七件、六件不等。这表明，“列器”观念已传入并被本地吸收。
先民也有“基建热潮”和物流
由此，我们可以拼凑出一幅三千年前浙江人生活于此的图景：他们挥舞着石斧、石锛砍伐加工，投掷石镞、石矛渔猎征战；他们打磨出精细的石网坠、石刀、研磨盘，在这片土地上采集、农耕；他们用纺轮织就日常，用饮食器盛装烟火，用玉石构件串起装饰、佩挂与身份标识，用多彩矿料折射出他们的资源网络；颜料研磨、漆木残痕，则留下他们艺术与工艺的余温。
从生产到生活，从工具到礼器，从葬俗到审美，姑蔑先民的智慧与创造逐渐清晰彰显。
如果把目光从金衢盆地投向更广阔的浙江大地，同一时期的其他浙江人在做什么？借助考古学家杜正贤等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得以走近那些久远而鲜活的岁月。
在层层翠嶂的浙西南丘陵之间，莲都岚山头的先民们凿石起屋、渔猎纺纱。在逶迤绵延的浙北苕溪和西苕溪两岸，德清、长兴一带的窑火日夜不熄，先民们在这里烧造出一批批经典的原始瓷器。
此时，在水网密布的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带，则呈现出另一番人与自然拉锯的生活图景。汹涌的潮水不断拍打着海岸线，在海水侵扰之下，不少低洼处的聚落紧临茫茫水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搬迁、重建。
而在一望无际的环太湖平原上，三千年前的湖州毘山，这里的浙江人一头扎进“基建”中，成片巨大的干栏式建筑基址和高台建筑组合拔地而起，构造出“豪华”的高等级建筑基址群。
或许是来自中原的铸铜技术，推动了东苕溪流域早期青铜业的发展。在东苕溪上游的小古城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铸铜所用的石范。小古城周边河网密布、沼泽纵横，先民们以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仿佛生活在一个水上王国。小古城城墙设有水门，人们撑船摇桨，载着稻米、原始瓷器、铜器等物资，穿行于城内城外；进城之后，再将货物卸于码头，形成便捷而有序的水路运输体系。其中一部分精美的原始瓷器，便来自德清等地的原始瓷窑址。
由此可推测，三千年前的浙江，区域之间并非彼此隔绝，而已存在频繁而紧密的交流往来。
回望三千年前，这样的浙江或许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意外，浙江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自主，也更为辽阔。从金衢盆地到环太湖之滨，再到茫茫的东海沿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因地制宜、开拓生存，用从容不迫的姿态驾驭着这片山海之域，共同铺展出浙江早期辽阔而璀璨的文明版图。
虽然姑蔑留下的文字记载并不多，但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青铜器、玉玦、原始瓷等文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一点点推理还原三千多年前姑蔑人的生活方式。文物正是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浙江考古中，发现了一批文化遗址，出土了各式各样的文物，它们又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玉琮王：“天下第一琮”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也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体量最大、雕琢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天下第一琮”。
这件玉琮，重达6.5千克。直槽上，雕琢了8幅火柴盒大小的完整神徽，神人的脸和冠帽、神兽的大眼睛和鼻子嘴巴，都用上了浅浮雕的技法，神人的上肢和神兽下肢，则用阴线刻画，极尽繁复，是良渚微雕的杰出作品。
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图案，以各类变换形态在几乎所有的良渚玉琮上出现，有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良渚文明的一种信仰。
双鸟朝阳：河姆渡人的牙雕艺术
在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是一件史前的艺术品。一组同心圆、一圈火焰纹，构成了一轮炽热的太阳，两侧长着钩喙的鸟昂首望天，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用石刀记录下天地畅想。
整件蝶形器雕刻在象牙上，除了正面用阴线雕刻出的图案外，背面还有纵横的凸棱，器身上对称地分布着6个穿孔，可能与装柄绑缚有关。
“双鸟朝阳”图案对于河姆渡人来说究竟有什么寓意？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大多数观点认为这表现了史前先民对太阳及鸟的崇敬。
然而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对称的构图、精细的雕刻，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审美观和艺术感，它是新石器时代罕见的牙雕。
独木舟：小船出没风波里
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条长约5.6米、近乎完整的独木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船，距今约有8000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舟”。
经鉴定，作为跨湖桥文化标志物的独木舟取材自整棵马尾松，借助火焦法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独木舟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木桩和桩洞，船头底部压有一根横木，两侧还发现2支木桨、3个石锛木柄、多块席状编织物，以及多个砺石、石锛和石锛的锋部残片等遗物和遗迹，且独木舟本身也有加工修补的痕迹。据考古工作者推测，在当时，独木舟可能正在经木作加工或者修理改装成“边架艇”。
独木舟的发现说明，8000多年前的浙江先民就掌握了独木舟制作工艺，这为研究人类造船史和交通史提供了重要价值。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编辑：陈龙美
一审：王颖珺
二审：周小明
三审：周奕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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