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前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急诊科护士焦急的声音，问我是不是沈言的家属。沈言这个名字，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快六年。他是我的初恋，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却最终败给现实的感情。分手后，我们各自有了新的生活，我嫁给了陈默，一个温和、踏实、情绪稳定的男人。
护士说，沈言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多处骨折伴随脾脏破裂，正在抢救，而他的手机通讯录里，紧急联系人那一栏，赫然存着我的名字。
接到电话时，陈默就在我身边。他看着我瞬间苍白的脸色，没有多问，只是披上外套，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门外，我看着亮起的红灯，浑身发抖。陈默握了握我的肩膀，低声说：“不管过去怎样，现在是一条人命，你先在这里看着，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明天一早还有个重要的项目会，得先回去。”
那时的我，心里对陈默充满了感激。我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真正成熟包容的男人。可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也超出了我自己的控制。
沈言的抢救虽然成功了，但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三天。他早年父母双亡，唯一的姐姐远在国外，签证和航班的问题让她最快也得一周后才能赶回来。看着病床上插满管子、面目全非的沈言，我没办法说服自己转身离开。我请了年假，留在了医院。
第一天，陈默打来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如实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累。”
第二天，沈言突发感染，高烧不退，医生几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我守在病房外，精神高度紧绷。也就是在那个下午，陈默的电话打过来了。当时医生正在跟我交代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我心乱如麻，看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老公”两个字，想也没想就按下了拒接键。我以为，陈默只是想问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而我根本给不出答案。
第三天，第四天……沈言的情况时好时坏。我的身心被极度的恐惧和疲惫拉扯着。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仿佛自己成了一个悲剧电影里的女主角，正在完成一项伟大而悲壮的救赎。在这期间，陈默每天都会打来两三个电话，几乎都是在饭点或者深夜。
起初，我拒接是因为我在忙着和医生沟通，或者在帮沈言办理各种繁琐的缴费手续。但后来，我拒接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陈默。我要怎么告诉他，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给我的初恋端屎端尿？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我看着沈言虚弱的样子，心里确实闪过了曾经那些青春的影子？
我害怕陈默在电话里质问我，害怕他失去耐心，害怕听到他失望的叹息。于是，我选择了最愚蠢的逃避方式——拒接。我用一条冰冷的短信打发了他：“这边情况很糟，他随时会没命，我走不开，别打电话了，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从第五天开始，陈默再也没有打过电话。
我看着安静的手机，心里甚至有一丝隐秘的庆幸。我觉得陈默终于理解了我的难处，觉得他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婚姻坚不可摧，他会在家里默默等我，就像他过去无数次包容我的任性一样。
直到那天下午，沈言的姐姐终于拖着行李箱赶到了病房。看着他们姐弟俩抱头痛哭，我紧绷了七天的神经突然断了。我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病房，去卫生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个憔悴不堪的女人，我突然疯狂地想念陈默，想念我们家里那张柔软的沙发，想念他做的热汤面。
我跑到街角，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买了他最爱吃的那家烤鸭，满心欢喜地往家赶。
钥匙插进锁孔，卡住了一半，再也推不进去。
我有些烦躁地拔出来，借着楼道里昏暗的感应灯看了看齿痕，是这把钥匙没错。我又试了一次，金属碰撞发出沉闷的咔哒声，依然转不动。就在那一刻，我迟钝的大脑才慢慢反应过来——门锁被换了。
疲惫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我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熬了整整七个日夜，身上沾满了去不掉的消毒水气味，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手里还拎着半个小时前在街角排队买来的，陈默平时最爱吃的烤鸭。我原本以为，推开这扇门，会有一盏留给我的暖黄色的灯，会有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白开水，或许还会换来陈默几句带着责备却又心疼的埋怨。
但我面对的，是一扇拒绝我进入的防盗门。
楼道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逐渐粗重的呼吸声。我拿出手机，屏幕亮起，上面干干净净，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未读消息。我点开陈默的头像，手指悬停在拨号键上，却迟迟按不下去。心底那种莫名的心虚和隐隐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让我僵立在门外。
我在门外站了许久，腿有些发软，最终还是顺着门板滑坐到了地上。我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陈默的电话。
嘟嘟的等待音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每一秒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接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陈默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陈默，我回来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甚至带上了一点撒娇的意味，“门锁怎么坏了？我打不开门。你睡了吗？能不能来给我开一下门，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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