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穿越苏南平原时，一名年轻随员悄声问道：“茅先生，此次能见到毛主席吗？”老人笑着摆手：“先做学问，后见人，急什么？”但那份掩饰不住的欣喜，仍从他眉眼间溢出。对于他而言，毛泽东早已是谈笑中的“本家”，更是建设新国家愿景的同行者。
茅以升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逢，追溯到1949年9月的怀仁堂。那时，新中国刚从硝烟里诞生，毛泽东用厚实的长沙口音说：“知识分子是宝，我们要依靠你们。”茅以升记得清楚，也从那一刻起彻底决定留在新政权下贡献所学。钱塘江大桥被炸后的复建、北方交通大学的重组、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筹备，全都与他的名字绑定。
时间回到1937年，这座截江而起的大桥通车不到两个月，日军犯境。茅以升顶着凛冽江风指挥埋药，他在工棚里写下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短短一句，如今读来仍让人心头发热。烧焦的钢梁被战争撕裂，他却把14箱施工档案护送至后方，“连钉子也不能丢”，这话是他在重庆对助手说的。那14箱资料后来成为复桥的重要底稿，也成为共和国科技档案的一段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带团队回到杭州修复大桥，又被北洋旧友拉去调研武汉长江大桥选址。长江水面宽阔，水文复杂，风浪说变就变，不同于钱塘江的涌潮。茅以升在测量船上画下无数草图，提出“上承铁路、下设公路”的双层方案。这个设想被铁道部采纳，却因内战推迟。直到1950年代物资、资金、技术汇于一处，武汉长江大桥才真正进入施工快车道。
1951年春节团拜会，毛泽东再次握住茅以升的手：“咱俩是本家嘛！”一旁的周恩来补充道：“北方交通大学可少不了您的题字。”这一年，毛泽东寄来两幅“北方交通大学”校名，茅以升召集师生投票，圈出那幅字迹略带行草味道的版本，自此铜匾高悬校门，沿用至今。
真正让二人情谊升温的是1955年那场上海接见。代表团边站边等，毛泽东对郭沫若说：“茅以升先来。”大桥设计师微躬，毛泽东爽朗发声：“你修的桥，我走过八遍，有桥可走总比坐船好。”现场哄堂，毛泽东又补一句：“走第八遍时，我就想，下次得让高铁飞过去。”一句玩笑，道出对交通现代化的期待。
那之后，茅以升坐镇武汉大桥工地，技术顾问会开到深夜常有。苏联专家带来横移顶推法，国内技术组拿出桩基反力测试，双方争论。茅以升一句“求稳不求快”，最终拍板采用混合方案。1957年10月15日清晨，大桥合龙，汽笛长鸣直冲云霄。江面上船夫放下竹篙，望着钢架与晨曦交织的剪影，偷偷抹泪——翻水客渡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不久，《武汉长江大桥》一书付梓，多语言版本一路漂洋过海。“这座桥与钱塘江桥之间隔着二十年，却写进同一部中国自造桥的史册。”外界评价如此。可茅以升并未停步。1958年，他又被抽调进人民大会堂结构组。施工周期只有300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茅老，有你把关，我心里才踏实。”茅以升只是点头，把一叠荷载曲线图揣进怀里，连夜回到工地。
同年秋日，大会堂竣工。测试荷载时，卡车裹着沙袋驶入大厅，地面纹丝未动，验收人员竖起大拇指。周恩来在签字页旁写下“茅以升审定”五个工整小字，此事后来在建筑圈流传多年。有人开玩笑：“人民大会堂的天花板，掉不下来，得谢谢茅老。”
60年代初，茅以升将精力转向科普写作。《桥话》连载刚刊出几篇，毛泽东便在一次会议间隙说：“文章有味道，能让外行也懂受力。”那天临别，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准备相机，同茅以升并肩留影，镜头里两人皆笑，背景是一排苍松。记者问拍照缘由，毛泽东答：“他是造桥的，我是走桥的，得合个影作纪念。”
此后岁月，茅以升还主持或指导了南京长江二桥、重庆石板坡大桥等工程，年逾八十仍时常出没工地。他喜欢说一句话：“桥是一条路，也是一种信任。”1990年代初，研究生回忆探望时情景：老人手边总放一张旧照片——毛泽东对他举手致意的瞬间，像是永远在说那句“本家”。
1989年冬天，这位“桥魂”走完93年人生旅程。当天南京大桥汽笛为他长鸣一分钟，钱塘江潮声似乎也低回。有人统计，他参与或指导的桥梁超过百座，横跨江河湖海，贯通铁路公路，见证了中国工业从羸弱到奋起的关键跨越。毛泽东当年轻轻一句“走过八遍”，今日听来仍饱含重量。那些钢梁与铆钉，与其说是冷冰冰的构件，不如说是科技与信念共同铸就的骨骼，托举起一个民族的交通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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