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时,非洲的阳光像刀子一样扎进眼睛。

姐姐站在出口,穿着颜色艳得像火的长裙,三个孩子围着她打转。

她笑着喊我名字,眼角皱纹都是暖的。

我悬了12年的心,那一刻落了下来。

她弯腰去抱最小的孩子,长袍后摆往上提,露出一截腰。

我看到那片皮肤上的东西,脚步钉住了。

不是胎记,不是伤疤。

那是一个清晰的、烙上去的中文字——我攥紧行李箱拉杆,指甲嵌进掌心。

姐姐直起身,笑容还在:“梦瑶,路上辛苦了。”可我已经笑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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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母亲去世那年,我整理她的遗物。

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月饼铁盒,盒子锈得厉害,掰开盖子费了好大劲。

里面躺着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姐姐站在大学门口笑,穿白色连衣裙,牙齿齐整又白。

旁边站着阿马杜,黑皮肤,大眼睛,手臂揽着她的肩膀。

那时候姐姐眼睛里有光。

铁盒底部压着一张对折的作业纸,纸张发脆,一碰就裂边。

我小心展开,是姐姐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妈,我后悔了,但孩子怎么办。”没有寄件地址,没有日期。

我拿着纸看了很久,窗外的雨下个不停。

母亲在世时从来没提过这封信,但她把信留了这么多年,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一定有原因。

那年我二十二岁。

母亲是冬天走的,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走之前那几天她清醒的时候不多,一直昏昏沉沉地睡。

有一天半夜我守夜,她忽然睁开眼睛,抓着我的手说:“去看看你姐。你姐活在水深火热里。”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没回答,又睡过去了。

后来我在父亲那里拼凑出一些碎片:姐姐走后的第三年,母亲收到过一个没有落款的越洋电话,接通后那边一直哭,哭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妈,我想回家。”然后电话断了。

母亲回拨过去,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她整整等了一个月,又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别找我,我没事。”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收到过姐姐的消息。

后来几年,阿马杜偶尔寄照片过来。

有时候姐姐一个人在别墅花园里喝茶,有时候抱着孩子站在大房子门口,有时候在沙滩上笑着朝镜头挥手。

照片里姐姐都在笑,笑得眼睛眯成缝。

可我觉得那些笑不太对劲,太标准了,像被人喊了声“茄子”之后挤出来的。

父亲从来不谈姐姐。

我上大学那几年,只要有人提起“梦璐”,他就起身走开。

有一次我在饭桌上无意中说到“姐”,他手里的筷子“啪”地摔在桌上,铁青着脸站起来,直接进了房间。

那天晚上我听到父亲在房间里翻东西,第二天发现客厅墙上少了姐姐的照片。

母亲走后,父亲老得很快。

头发白了大半,走路也慢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发呆。

我忙着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去都觉得院子里的树瘦了一圈,厨房灶台上的灰厚了一层。

去年清明节回去扫墓,我在厨房洗碗,父亲坐在堂屋里看旧相册。

他翻着翻着忽然停住了,手指停在某一页上,好一会儿没动。

他没说话,但我看到他肩膀在抖。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那页是姐姐高中毕业时拍的合影,她穿着学士服,笑得灿烂。

晚饭后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他盯着屏幕发呆,电视里放什么他根本没看。

坐了很久,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布包有些年岁了,边角磨得发白,上面还沾着机油。

“去看看吧。”他说了三个字。眼睛盯着墙上的裂缝,头都没回。

“如果你妈在天有灵,她也想看看你姐。”

我接过布包拆开,里面躺着一个旧指南针,军绿色的外壳,金属部分有些生锈,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翻过来。”父亲说。

我翻到背面,指甲抠开盖子,里面露出一张折叠成米粒大小的纸条。我小心展开,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找刘姐。”

“你妈走之前跟我说的,要是有一天有人要去看梦璐,就把这个带上。”父亲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她说你姐活在水深火热里,但她怎么知道的,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我坐凌晨的火车回城,一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姐姐那张脸。

十二年了,她到底过得好不好?

铁盒里那封信,是当年一时冲动写的,还是真的走投无路?

母亲收到的那个越洋电话,又是怎么回事?

请了年假,订了机票。

出发前我打电话告诉父亲,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把电话挂了。最后只说了句:“钱够不够?不够我再打点。”声音沙哑。

飞机起飞那一刻,我靠着舷窗往下看。

城市越来越小,楼变成了点,路变成了线,最后全都淹没在云里。

十二年前姐姐也是坐着这趟航线走的,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去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有爱情,有未来,有一切她想要的东西。

不知道她现在还相不相信那个世界。

我摸了摸包里的指南针。

找刘姐。

这个刘姐是谁?母亲从来没提过。父亲说是母亲临终前交代的,但也没说明白这个刘姐跟姐姐有什么关系。只知道她也在非洲,在同一个城市。

飞机在云端穿行,又高又远。

我闭上眼睛,过去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涌上来。

姐姐比我大四岁,从小就比我好看,成绩也比我好。

小学的时候她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全校第一,三好学生,还画画拿过市里的奖。

我记得她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的画,有山水,有人物,最多的还是人物肖像。

她说以后要当画家,开画展,去世界各地写生。

她考上大学那年,我们全家高兴坏了。父亲摆了一桌饭,喝了不少酒,说“我女儿有出息了”。那是父亲最得意的一年。

大学第二年,姐姐认识了阿马杜。

他们学校来了几个非洲留学生,阿马杜是其中一个,学国际贸易。

他在一次校园活动上看到姐姐的画,说很喜欢,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一开始家里人都没当回事。

觉得就是个外国朋友,异国文化交流,挺正常的。

姐姐也从来没提过他们在恋爱,每次打电话问起,都说“就是普通朋友”。

直到大学毕业那年,姐姐带阿马杜回家吃饭。

那天父亲的脸从进门到出门,一直僵着。

阿马杜很有礼貌,说话做事都很得体,还带了很多礼物。

但他跟姐姐站在一起,父亲心里那道坎怎么也迈不过去。

饭后阿马杜走后,父亲把姐姐叫到房间里谈了很久,具体谈了什么我不知道,只听到父亲的嗓门越来越大,最后吼了一句“你疯了!”

后来一个月,家里天天吵架。

姐姐说要跟阿马杜去非洲,父亲坚决不同意,母亲在中间两头劝。

街坊邻居也知道了这事,说什么的都有。

有说姐姐图新鲜,有说姐姐被洗脑了,还有更难听的。

姐姐油盐不进,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她跟我谈过一次,说他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她说阿马杜在那里有家族企业,有经济基础,她嫁过去不会受苦。她说她会经常回来看我们。

那时候我刚上大一,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怎么劝她。

只是觉得姐姐说得那么坚定,也许真的有她的道理。

而且阿马杜看起来确实对她很好,那天吃饭他一直在给姐姐夹菜,剥虾,递纸巾。

细节不会骗人。

可父亲就是不同意。

最后一次吵架,父亲把碗摔了。

碗的碎片溅了一地,姐姐的眼泪掉在地上,跟瓷片混在一起。

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房间。

第二天一早她拎着箱子要走,父亲堵在门口,两个人对峙了很久。

“你今天踏出这个门,就别回来了。”父亲放了狠话。

姐姐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最后硬是没掉下来。

她侧身从父亲旁边挤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愣在门口,那只手臂还伸着,张着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母亲站在厨房里,咬着围裙一角,肩膀一抖一抖的,愣是没哭出声。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姐姐,直到现在。

飞机降落的时候是下午,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整个机场候机楼都浸泡在白花花的亮光里,眼睛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我拎着行李走出来,在人群中找了一圈。

然后看到了她。

姐姐站在出口处,穿着一件湖蓝色的长裙,上面绣着金色的花纹。

头发盘得有模有样,耳朵上挂着一对亮闪闪的耳环,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

她身边站着三个孩子,大的男孩十来岁,瘦瘦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跟年龄不相称的警觉。

中间的女孩七八岁,扎着小辫子,乖乖牵着姐姐的手。

最小的男孩三四岁,抱在姐姐怀里,含着手指头怯生生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梦瑶!

姐姐喊了一声,抱着孩子快步走过来。

她笑起来的样子跟照片里一模一样,眼睛弯成月牙,露出齐整的白牙。

她喊我名字的时候,声音跟我记忆里一样,只是多了一点异国的口音,某些字的发音拖得有点长。

我走过去,被她一把抱住。孩子夹在我们中间,软软的身体挨着我的胸口,鼻子里全是陌生的味道,阳光的味道,尘土的味道,还有甜腻的香水味。

“路上累不累?饿不饿?我让玛利亚给你炖了汤。”姐姐松开我,上下打量我,“瘦了,但也漂亮了。”

“姐。”我喊了一声,喉咙发紧。

“好好好,坐那么久的飞机,先回家再说。”姐姐把小儿子递给我,“来,抱抱你小外甥。他叫达达。”

我接过孩子,软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有温热的感觉。

达达睁着大眼睛看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几颗小牙齿,小手抓了抓我的衣领。

姐姐在旁边看着,嘴角挂着一丝笑:“他认生的,一般不让人抱,看来是喜欢你。”

阿马杜站在几步开外,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衫,笑容热情。

他走过来跟我握手,手掌宽厚有力。

“妹妹,欢迎你来。梦璐经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大记者。”

“写公众号的,不是记者。”我纠正。

“那也是笔杆子,厉害。”他拍拍我的肩膀,“走,车在外面。”

他转身走在前面,身材高大,步伐稳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锃亮,浑身上下透着一种成功商人的气场。

姐姐走在他旁边,脚步轻快,两个孩子跟在身后,大儿子卡姆低着头踢着一块小石子,二女儿拉妮紧紧牵着姐姐的手。

我抱着达达走在最后,看着这一家人的背影,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姐姐走路的姿势变了,以前她走路微微驼背,肩膀内收,有点宅女的缩手缩脚。

可现在背部挺得像一根绷直的琴弦,脖子也仰着,像铆足了劲在撑着什么。

车是黑色的越野车,阿马杜开车,姐姐坐副驾驶,我跟三个孩子挤在后座。

车子启动,城市的街道往后退,两边的房子越来越漂亮,行道树也越来越高大。

“梦瑶,你第一次来非洲吧?”阿马杜从后视镜里看我,笑着,“多待几天,我带你到处转转。这里风景好得很,比网上说的美多了。”

“是啊,正好散散心。”姐姐回头冲我笑,“我这几天把手头的画停了,专程陪你。”

“姐,你现在还画画?”

“画。”姐姐眼睛亮了一下,“我在家里弄了个画室,有时候接点零散的活儿,画一些本地风景卖给游客。”

“你姐可有才华了。”阿马杜说,语气里带着得意,“她画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卖了很高的价钱,有时候一幅画能卖几百美金。”他笑,但那个笑没有到达眼底。

车子拐进一条宽阔的路,道路两边种满高大的树,枝丫交错,绿荫遮天蔽日。路的尽头是一栋白色的大房子,围墙很高,铁门上装着监控摄像头。

阿马杜按了一下喇叭,铁门缓缓打开。

车子开进去,院子很大,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中间有一个游泳池,水蓝得发亮。

房子有三层,米白色外墙,浅棕色窗户,看起来很有格调。

院子角落里种了几棵果树,枝头挂着青涩的果实。

我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栋房子,姐姐在照片里给我看过很多次。

游泳池,花圃,白色的小亭子,每一个角落都很熟悉。

但真的站在这块土地上,却觉得那屋子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愣着干嘛?进来看看。”姐姐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屋子里宽敞明亮,家具都是欧式的,摆件也精致。

客厅中间一套白色沙发,上面铺着绣花的沙发巾,茶几上摆着水果和干果。

电视开着,放的是当地的节目,叽里咕噜的我听不懂。

“姐,你这房子真大。”

“还行,够住。”姐姐一边说一边招呼我坐下,“你先歇歇,阿姨在做饭,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一个四十来岁的本地妇女从厨房探出头来,用口音很重的中文跟我打招呼:“欢迎。”她笑的时候露出一排白牙。

“她叫玛利亚,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了。”姐姐介绍,“她做的菜可好吃了,你尝尝。”

玛利亚笑了笑,缩回头继续忙活。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响。

我坐在沙发上,喝着姐姐递过来的橙汁,看着她忙前忙后。

三个孩子散在客厅里各玩各的,大儿子卡姆坐在地毯上看书,翻页的声音很轻。

二女儿拉妮抱着一个布偶娃娃,给它梳头发,动作认真。

小儿子达达趴在地上拿蜡笔画东西,嘴里含含糊糊地哼着什么。

一切都很正常。

正常得让人不知道该怀疑什么。

02

晚饭是丰盛的。

玛利亚做了一桌子菜,有本地的烤鱼、炖羊肉,也有专门给我准备的清炒时蔬和番茄蛋汤,味道很好。

阿马杜开了一瓶红酒,给自己和姐姐都倒了一杯。

“来,妹妹,敬你一杯。”他举起杯,笑容满面,“欢迎你来到我们家。”我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杯沿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姐姐也跟我碰了杯,笑得开心。

电视机开着,放的是当地的新闻,听不懂的语言在背景里嗡嗡响。

“梦瑶,你怎么忽然想来非洲了?”阿马杜边吃边问,边用勺子舀了块羊肉,“以前请你那么多次,你都没空。”

“我妈去年走了,临走前说想看看姐。”我说得直接,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没抬头。

这句话出来,姐姐笑容僵了一瞬。

她咬住嘴唇,很快又松开,像个失态的孩子赶紧调整表情。

“妈……走的时候痛苦吗?”她问得很轻,声线发颤。

“不痛苦,睡着走的。阿姨陪到最后一天。”

姐姐点点头,筷子戳着碗里的菜,不说话了,就那么戳着,像要把那块肉戳烂。

阿马杜接过话头,跟我讲他的生意。做进出口贸易,也做矿产资源,跟中国有很多合作。说话的时候他眉飞色舞,双手不停比划,声音越来越昂扬。

我听着,配合着点头。

余光看到姐姐坐在旁边,基本不说话,只是听。

有时候阿马杜说些逗趣的话,她也会笑,但总像慢半拍,笑容需要时间才能挪到脸上。

阿马杜说了个笑话,自己先笑起来。

姐姐也笑,笑得太快了,像被人按了开关。

晚饭后阿马杜接了个电话,到院子里去了,声音隐隐约约传进来,语速很快,带着情绪。

姐姐带着三个孩子上楼洗漱,我跟上去。

大儿子卡姆的房间里贴满了足球海报,墙上挂着一个旧足球,球面有些磨损,边角有了裂口。

二女儿拉妮的房间全是粉色,碎花窗帘,蕾丝边床单,像个公主房。

顶灯吊着一个轻飘飘的绒球。

小儿子的房间最简单,只有床和衣柜,墙角堆着几个塑料玩具。

“你三个孩子的房间都布置得很好。”我说。

“拉妮那个房间是她自己挑的,她喜欢粉色。”姐姐一边说一边帮达达换睡衣,动作很快,三两下就把孩子的衣裤换好了。

卡姆从浴室出来,穿着睡衣擦头发,水珠滴在地板上。

“卡姆,过来跟小姨说晚安。”姐姐喊他。

卡姆走过来,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晚安”。

他自始至终没抬眼看我。

“青春期嘛。”姐姐笑着解释,像在替他说什么。

我也笑了笑,可那声“晚安”里透着一种不太对劲的东西。

不是害羞,不是腼腆,是那种刻意避开人的疏远。

像小孩子不愿被人看到眼睛里的秘密,把目光锁在地板上。

等孩子们都睡下了,姐姐带我去房间。

我的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窗户对着院子,能看到围墙上的监控摄像头,红点一闪一闪。

夜色里院子很安静,游泳池水面平静得像一块深色的玉。

“你先歇着,空调遥控器在床头柜上。要是渴了冰箱里有水。”姐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我就在隔壁,要什么随时叫我。”

“姐,当年你走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同意,你后悔过吗?”

她的笑容定在脸上,像被冻住的画面。过了一会儿,她才说:“说什么后悔不后悔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日子总得往下过。”

“我听妈说,你走后的第三年,给她写过一封信。”

姐姐的脸色变了,嘴唇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封信……是我那时候不懂事,瞎写的。现在日子不是挺好的吗?吃穿不愁,孩子也健康,你姐夫对我也好。”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底气。

“姐。”

“好了好了,早点睡,明天我带你去逛市场。”姐姐摆摆手,转身走了,动作有点仓促。

她走得很急,拖鞋在地板上拍打得有些快。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转角,心头的细线被轻轻扯了一下。

关上门,我坐在床边,耳朵里听到隔壁传来开关门的声音。

姐姐回了房间。

紧接着我听到阿马杜说话的声音,很低,像闷雷贴着地面滚。

然后是姐姐回应了什么,声音比阿马杜还低,细碎得听不清。

我竖起耳朵,可什么都听不清楚。只隐约觉得姐姐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像顺着什么人的话说,生怕说错一个字,惊着什么。

过了大概半小时,隔壁安静下来。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院子里的灯还亮着,游泳池水面泛着冷白色的光。

围墙太高了,看不到外面的街道,只能看到墙顶的铁丝网和监控摄像头暗红色的光点。

我掏出手机,看看信号,满格。打开相册,翻出那张纸条的照片。

“找刘姐。”

刘姐到底是谁?母亲为什么知道要找她?

我试着在网上搜了几个关键词,什么也没搜出来。关于那个城市的信息,关于中国人在那里的圈子,什么有效的都没有。

躺下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我关灯,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

空调嗡嗡响,机器里吹出来的风有一股灰尘的味道。

陌生的空气,陌生的床,陌生的味道,睡不着。

翻身、再翻身,枕头不合适,被子太薄。

半夜,我听到走廊里有动静。

很轻很轻的脚步声,像有人赤脚踩过地板。我侧耳听了一会儿,脚步声停在我的门口,停了几秒钟,然后又移开了。

我翻身起来,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拧开门把手,探出头去看。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亮着一盏小地灯。墙上的挂毯投下半明半暗的影子。姐姐卧室的门关着,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转瞬熄灭。

我缩回头,关上门。

躺回床上的时候,心跳得有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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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

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道光,橙色的,带着黎明特有的凉意。

我起来洗漱,换好衣服,下楼的时候发现厨房里已经有人在忙活了。

玛利亚在灶台前,厨具轻轻碰响。

看到我,她用蹩脚的中文说了句“早上好”,笑得很友善。

“姐姐呢?”我问,尽量发音清楚。

“太太……她还在睡。先生很早就出去了,去城里谈生意。”玛利亚切着菜,动作麻利。“你等一等,我做早餐很快。”

“需要帮忙吗?”我走过去,想搭把手。

玛利亚摆手,说着连比带划,意思是不用我帮忙。

我就退到客厅的餐桌边坐下,等早餐。

晨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草木的湿润气息。

院子里的游泳池被保洁工刚捞过落叶,水面泛着微光。

过了十几分钟,楼上传来动静。脚步声,孩子的声音,门开合的声音。然后姐姐从楼梯上走下来,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宽松的家居服。

“起这么早?”她看到我,有点惊讶,“怎么不多睡会儿?时差还没倒过来吧?”

“睡不着。”我说。

“也是,第一晚都这样。”姐姐走到厨房,给玛利亚打了个招呼,然后倒了杯水喝。喝水的空隙,她靠在岛台边,垂着眼,像是在想什么。

“姐,昨天你说的那个刘姐,你认识吗?”

姐姐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水杯边缘碰到她嘴唇,停住了。她抬眼看我,眼里的光闪了一下,像飞蛾扑火时那一刹那的晃动。

“你……你怎么知道刘姐?”她的声音忽然紧了,压低着问。

“妈走之前跟我说过,说要是来非洲,可以找她。”我撒了个谎,没说指南针的事,只说母亲提过这个名字。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把杯子放到桌上。

她看着水杯,看了很久,像在看一个遥远的、飘在湖心上的东西。

“刘姐……她是这里的一个中国女人,开杂货铺的,人挺好的。”她说得很慢,每个字像是从嘴里挤出来的。

“你找她干嘛?”

没事,就是随口问问,妈提过。

姐姐没再说什么。她转身去厨房,从柜子里拿盘子,背对着我,动作机械,像是在想别的事。

早餐很丰盛。

玛利亚做了鸡蛋饼、烤面包、水果沙拉,还有牛奶和咖啡。

孩子们也陆续下楼了,卡姆默默地坐到自己座位上,拿起面包就吃,大口大口,也不说话。

拉妮挑挑拣拣,吃得很慢。

达达需要姐姐喂,姐姐一勺一勺地喂他,偶尔停下来擦擦他嘴角。

“今天带你去逛市场吧,本地有个很大的集市,什么都有。”姐姐边喂达达边说,嘴角勉强挂着笑,“你们国内没有这些东西。”

“好。”我答应着,目光掠过她。她喂孩子的时候,腰微弯,长袖散下来,遮住了她的手。

吃完饭,姐姐换了身衣服。

她换上了一件宽松的长裙,花色很艳,袖子宽大,领口也大,露出一段锁骨和脖子的皮肤。

我站在她卧室门口,看她对着镜子戴耳环,动作不算慢,但也没什么精神。

“姐,你在这里过得习惯吗?”我又问了一遍那个问题,只是问法不同。

“习惯。”她从镜子里看我,手指按在耳环扣上,“习惯跟喜欢是两回事。”

说完她就避开我的目光,低头挑了另一只耳环戴。

我没追问,怕问多了她更躲。

上午九点,阿马杜回来了,进屋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到我,重新堆起笑容:“妹妹,今天要去逛市场啊?开我的车去,路远。”

“不用麻烦,打车就行。”我推辞。

“打车不方便,这里的出租车不安全。”阿马杜把车钥匙放到桌上,“开我的车,让梦璐开,她认识路。她拿驾照好多年了。”语气平和,但那把钥匙落在桌面上,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意味。

姐姐拿起钥匙,转了个圈:“我开车去吧,没事,老熟路了。”

我便不再推辞。

出门的时候,孩子们也要跟着。

拉妮和达达坐在后座,卡姆坐在副驾驶。

我挤在后座,跟两个孩子挤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孩子们身上的汗味和洗衣液的味道。

车子驶出铁门,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

路边渐渐热闹起来,小贩的摊子挨着摊子,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锅碗瓢盆的,嘈杂的吆喝声混成一锅粥。

车窗外的世界剧烈鲜活起来。

姐姐开车很稳,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躲避骑摩托车的人和行人,技术熟练到了不太像一个访客的程度。

“姐,你开车多久了?”

“七八年了。”姐姐说,“在这里没车不行,去哪都不方便。”

“阿马杜给你买的?”

“嗯。”姐姐点点头,“那车是他以前开过的,后来买了新的,这辆就给我了。”

旧车,但还是用得顺手。姐姐说话的语气没有波澜,像在描述一件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车子拐进一条小巷,停在了一个空地上。

姐姐把车停好,下来带着我们往市场里面走。

市场很大,各种颜色的棚子连成一片,人群摩肩接踵,空气里混合着香料、烤肉、水果和不知名的气味,浓烈得像一记闷拳。

我跟着她走,穿过一个个摊位。

她跟摊主很熟,很多人都认识她,打招呼,问好,用当地话聊几句。

有人夸她的裙子好看,她笑着回应。

有人问她是不是家里来客人了,她指指我,说“我妹妹,从中国来”。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跟这些陌生人说话,说得很流利,发音地道极了。

十二年的异国生活,她学会了另一种语言,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个世界里的社交规则。

可是她在这一切中的位置,究竟是主动的融入,还是被动的适应,我分辨不出来。

逛了大概一个小时,姐姐买了一些水果和特产,又给我买了一块当地的手工刺绣布。

她挑得很认真,跟摊主还价,一块一块硬币地数,然后塞进塑料袋里。

“带回去,给你做条裙子,好看。”她把布塞到我怀里,笑了一下。

我拿着那块布,布很软,花纹精美,带着染料的味道。

中午我们在市场附近的小饭馆吃饭。

饭馆不大,几张塑料桌椅摆在门口,头顶搭着遮阳伞。

姐姐点了几道本地菜,味道辛辣浓烈,吃着吃着就觉得舌头发麻。

“吃得惯吗?”姐姐问。

“还行。”我喝了口水,“就是有点辣。”

“刚开始我也吃不惯。”姐姐说,“后来慢慢就好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街上流动的人群,目光虚浮,像在跟什么并未在场的东西说话。

我没有插话,喝着自己的水,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

三个孩子坐在旁边,拉妮和达达在玩一包薯片,卡姆低头看手机。

回到别墅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孩子们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跟姐姐坐在院子里喝茶。

院子里的太阳已经不那么毒了,凉风吹过,棕榈树宽大的叶子沙沙响,有几只鸟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

“姐,你在家平时都做什么?”我随口问。

“画画,做饭,带孩子,有时候去市场。”姐姐说,“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没什么特别的。”

“你不觉得无聊吗?”我望着天边的云。

“无聊也习惯了。”

她说完这句话,沉默下来,低头喝茶,茶杯的边缘在她手里来回转动。

余光里,我看到她的手腕上露出一小块皮肤,上面有一道浅色的疤痕,像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过,愈合后留下的痕迹。

她注意到我的视线,不动声色地把袖子拉了下来,动作流畅,像做过无数次一样自然。

“达达快四岁了吧?”我转开话题。

“下个月就四岁了。”姐姐说,提到小儿子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他很乖,就是说话比别的孩子晚一些。医生说没问题,就是发育慢一点。”

“卡姆和拉妮呢?上学了吗?”

“都上着呢,卡姆上四年级了,拉妮上一年级。”姐姐顿了顿,“他们的成绩都还行,卡姆数学特别好,拉妮喜欢跳舞。”

说孩子的时候,姐姐话多了起来,笑容也自然了一些。

阳光斜照在院子里,影子拉长了,凉亭的顶棚在地面上投下半块荫凉。

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我看着她,有一瞬间觉得她就是照片里那个幸福的母亲,有丈夫,有孩子,有大房子,有游泳池。

可当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去拿桌上的水杯时,她腰后的长裙贴了上去,露出一截腰线。我看到了那些,仅仅是惊鸿一瞥。

——疤痕。

不是一条,是很多条。新旧交叠,白色的是旧伤泛着银色的光,青色的是新伤还带着淤肿,密密麻麻地分布在那一截腰上,像被刀刻过的树皮。

她很快坐直了,裙子落下来,遮住了那片皮肤。

姐姐拿走桌上的水杯,用吸管搅了搅,冰块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我盯着她端着水杯的手,指节微微发白。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

“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该进去做饭了,有点饿了。”

我站起来,走进屋里,心跳像捶鼓一样闷响。脚步踩着地板,每一步都沉甸甸的,像踩在棉花上。

04

晚饭后,孩子们在客厅里玩。

阿马杜没回来,说他晚上有饭局,要很晚才到家。

姐姐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声音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听到。

只有我能看出她肩膀的细微抖动。

我注意到她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机,又放下,脸上一阵发白。这不是在看有没有消息,而是在等一个可能让她不安的结果。

“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我招呼她,想把她从那种状态里拉出来。她走过来,看了看我手机屏幕,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游戏。

“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她看了半天,勉强笑了笑,“教我怎么玩。”

我教她,她跟着我学,但注意力始终没有真的放在手机上。她教了两步,就放下了,说“我学不会,老了”。

我看着她,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我得让她放松下来,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只知道我该主动一点,不能等着她自己开口。

她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对我喊“别走,我住在这栋房子里,但我不属于这里。”

晚上九点多,孩子们陆续睡了。姐姐哄完达达,关好门出来,靠在走廊墙上,像是累瘫了。

“姐,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说。

“去哪?”

就在院子里走走,透透气。

姐姐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

院子里灯亮着,游泳池的水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淡蓝色的光。

夜风是暖的,带来一些远处不知名的花香,还有一些腐熟的果实气味。

我们沿着游泳池慢慢走,谁都没说话,只有脚步声在石板地上沙沙地响。

“嗯?”

“你腰上那些伤是怎么回事?”

姐姐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走,步子却变小了。空气忽然被什么挤压了一下,变得很薄,很安静,连虫鸣都消失了。

“不小心蹭的。”她说。

“不小心蹭的,会有那么多条?”我停下来,盯着她,在灯光下看她的脸。

她没看我,望着游泳池水面,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

“姐,你跟我说实话。”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风吹动她散落的头发,发丝遮住了她的半边脸,她任由它们遮着,不去拨开。

“梦瑶,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好。”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你知道了,帮不了我,反而给你自己添堵。你这趟是来看我的,看看孩子,待几天就回去,该干嘛干嘛。我在这里都过了十几年了,没有过不去的坎。”

“可是妈走得不安心。”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她心里。

姐姐的肩膀抖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线。我看着她的脸在灯光下一点点塌下去,像一座经历了太多风吹雨打的房子,终于撑不住了。

“梦瑶。”她喊我名字的时候,声音抖得厉害,“我求你别问了。”

她转过身往回走,脚步很快,几乎是小跑着,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响。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

泳池的水面在夜色下泛起一小圈涟漪,像我在心头投下的一块石头。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我躺在床上,想着那封信,那些疤痕,姐姐说话时躲闪的目光,以及阿马杜偶尔投来的过于热情的注视。

每一件都像一扇半开的门,每扇都对我露出钥匙孔,但我没有钥匙。

第二天,姐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样笑着招呼我吃饭。

她的笑容比昨天更用力,像在努力证明什么。

我配合着笑,配合着吃,配合着聊,但眼神一直没有离开她的一举一动。

她伸手夹菜的时候,手指上有浅浅的瘀青,散在指甲缝旁边,像一个被遗忘的记号。

上午,阿马杜带我去看他公司。

公司离别墅不远,开车十几分钟,一栋四层的楼房,门口挂着牌子,写着“阿马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门口停着几辆车,几个当地人蹲在门口抽烟聊天,看到阿马杜下车,都站起来打招呼。

“妹妹,带你参观参观。”阿马杜热情地领我进去,像导游在领游客参观景点。

我跟着他走,看了仓库,看了办公室,看了样品间。公司确实不小,做的是进出口生意,货物从非洲运往中国,也有一部分从中国运过来。

“生意还行吧?”我问。

还行,今年行情不太好,但也还过得去。”阿马杜说,语气自信,“在本地,我认识人,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关系。有关系,什么都能办得通。

他说话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

“妹妹,你姐嫁给我,我没让她吃亏吧?你看这房子,这车,这生活,比在国内强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光芒。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不是一个欠我答案的人应该有的神色。

晚上,阿马杜又出去了。姐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当地的节目,她看得挺投入。我坐在她旁边,试着找个话题,目光却落在她手臂上。

“姐,你画室里那些画,能看看吗?”

好啊。”姐姐站起来,领我上楼。

画室在三楼,是一间朝北的房间,窗外对着院子,能看到游泳池和围墙。

画室里很乱,到处是颜料和画笔,画架上还夹着一幅没完成的油画,画的是一座山,山脚下有一些零散的房子。

“这幅画的是本地的风景。”姐姐说,指了指画,“那里有一座山,当地人叫它神山,说是神仙住的地方。我也没去过,就是在照片上看到的。”

“送我一幅吧?”我看着她,试探着问。

“行啊,你喜欢哪幅挑哪幅。”姐姐大方地说,手搭在画架上。

我挑了一幅小一点的,画的是日落,天空被染成了橙红色,云层很低,有一种油画独有的厚重感。

“这幅画了好几天。”姐姐说,“那时候心情不好,就画画,画着画着就忘了时间。”

“为什么心情不好?”

姐姐看了看我,嘴唇微张,又闭上了。沉默的几个呼吸后,她笑了:“女人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好。都是小事。”

“姐,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画画吗?你画一朵花要画一个小时,非要让每一片花瓣都一模一样。”

姐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记得。那时候你画得最差的就是水彩,每次都涂得像一滩鼻涕。”

我们都笑了。

但笑完之后,姐姐的眼神又暗了下去。

“梦瑶,你什么时候回去?”

“本来打算待一个星期。”

“才来第三天,你就想赶我走?”我看着她,笑了一下,但笑意很快就散了,像水面上的涟漪。

姐姐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摆弄手上的戒指,慢慢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你走了也好,这里待久了也没什么意思。”她干巴巴地说,声音像秋天的叶子,“气候太热了,东西也不好吃,还是国内好。”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姐姐的手停住了,戒指在她指间定格。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是期待,又像是恐惧。

梦瑶。

“有些事,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

她说完这句话,站起来走出了画室。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跳了一下一下的。

我走到门口,看着她下楼,她的每一步都很稳,像踩在烙铁上,却不吭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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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四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刚蒙蒙亮,灰白色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我起床,走到窗户边,看到院子里有人。

是姐姐。

她站在游泳池旁边,背对着屋子,一动不动。头发乱糟糟的,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家居服,在晨风里显得单薄。

我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她的肩膀在抖。

我快步下楼,推开院子门走出去。

“姐?”

她转过身,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看到是我,她赶紧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笑了笑:“没事,就是早起吹了点风,眼睛进了沙子。”

“你哭了。”

“没有。”

“我都看到了。”

她低下头,肩膀垮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昨天阿马杜回来得很晚,喝多了,说了些难听的话。

“他说什么?”

没什么,就是那些老话,说我没用,说我是他养着的,说我离了他什么都不是。”姐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

“其实都听惯了,十几年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

我心里一抽,一股酸涩从胃里往喉咙上涌。“他经常这样?

姐姐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游泳池的水面,水面在晨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泳池底的蓝色瓷砖隐隐可见,水很清,却清得有点假。

“姐,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你是能带我走,还是能替我跟她丈夫打官司?”姐姐苦笑,“梦瑶,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敢说走就走的年纪了。孩子在这里,他们都还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如果我留下来,只要我不揭穿,能撑一天是一天。”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堵着,声音出不来。

沉默中,达达从屋里跑出来,喊着妈妈,手里攥着一辆小玩具车。

姐姐弯腰抱起他,他手里那辆塑料小车磕在姐姐的背上,她轻轻皱了皱眉,又恢复了笑容。

就在她弯腰抱达达的那一瞬间,她背后的衣摆往上滑了一截,滑到了腰线的上面。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的腰后那片皮肤。

姐姐的腰部,有一个烙印。

那是一个中文字。

奴。

烙进去的,不是纹的,不是画的。

是真正的烙印,烙铁烙上去的,皮肤上黑色的焦痕清晰可辨,边缘还有增生组织,像一朵丑陋的花,在姐姐身上开了十二年。

我愣住了,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姐姐直起身,达达趴在她肩头,小车还握在手心。

她看到我的表情,脸色煞白。

“姐……”我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那是……那是什么?”

她抱紧孩子,后退了一步。嘴唇颤动了好久,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阿马杜烙的?”我的声音颤抖,牙齿在打颤,“是吗?是他烙的对不对?”

姐姐的眼眶红了。

“几年了?”我追问,步步逼近,声音像碎玻璃。

“七……七年了。”她说话断断续续,“那次我带着拉妮去了一趟大使馆,想问问能不能办新护照。阿马杜知道了,他……他喝了很多酒,当天晚上……”

她说不下去了。

“他烙了一个什么字?”

姐姐低下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奴。”

时间好像凝固了。

风吹过来,吹起姐姐额前的头发,吹动游泳池的水面,吹过院子里那几棵棕榈树的叶子。

我站在那里,周围的景物都像褪了色,只剩下那一块被烙进皮肤的字,在我眼前无限放大。

我转身冲进屋里。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找到任何武器,只有厨房桌上的水果刀。我抓起刀,往外冲。

姐姐在门口拦住了我,她一手抱着达达,一手死死拉住我的手臂。

梦瑶,你别做傻事!

“放开我!”我挣扎着,眼泪夺眶而出,“我要杀了他!”

“你杀了他,你也会坐牢!”姐姐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你坐牢了,爸怎么办?你想让他在晚年再失去一个女儿吗?”

我挣扎的动作停住了。

“那我报警。”

报过了。”姐姐说,声音平静得可怕,“三年前我就报过一次警。他们来了,跟阿马杜谈了几句话,然后就走了。他爸在这座城市很有势力,警察也怕他。后来反而是我被阿马杜关在房间里三天。

我手里的水果刀“哐当”掉在地上。

“想离婚也离不了吗?”我蹲在地上,声音虚弱。

“离婚?在这里女人主动提离婚,孩子通常判给父亲。”姐姐沙哑地说,“我不能没有孩子。我宁可用这条命去熬着,也不能让我的小孩跟他爸一起变成那样的人。”

我跪在地上,眼泪砸在地板瓷砖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姐姐也蹲下来,把达达放下来,让他自己去找玩具。她揽着我的肩膀,像小时候我摔倒了她把我扶起来的样子。

“梦瑶,别哭。”她的声音干哑,像砂纸划过石面,“我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可是……”

“你要是真想帮我,就别走得太早。”姐姐说,“多陪我和孩子们几天。让我也感受一下,家里有人在身边的日子。”

我点点头,把眼泪擦干净。

那个上午,阳光还是照样亮,风照样吹,我却觉得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

我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你姐活在水深火热里。”妈,你在天上看到了吗?你给我的那个指南针,我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