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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刘庄村，有一位66岁的老人，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神情呆滞，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徒手装卸20吨以上水泥，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没有任何保护。
甚至没有报酬。在那家水泥经销店，他干了20年。
这位老人是从外地来的，有智力问题。水泥经销店老板说，他没有身份，是朋友送给他的，如果死了就埋。
20年，这位老人在村民们的注视下做了20年奴工，村干部不会不知情，镇里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们不会不知情。
一个打拐博主上官正义发现了他，发了视频。上官正义在村里遭到其他村民的阻扰和威胁。
随后保定清苑区介入调查，6月10日发布的情况通报称，“该残障人士系外市村民丁某某，约二十年前到我区藏村镇刘庄村，后与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同处居住，为其干活。”
一句送给他，一句为其干活，道尽了这个时代最沉重的残忍和最轻巧的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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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2007年，山西洪洞县发生黑砖窑奴工事件。
大量流浪人员、智障者、青少年被人贩子拐骗，卖到晋、豫交界私人砖窑，被暴力拘禁、无偿强迫重体力劳动，动辄殴打虐待，多人致残、致死，被称作现代“窑奴”。
这些人，也是在“为窑主干活”。
河南电视台最先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１０００人。
记者付振中偷拍到，４家窑厂中，每个都有一二十个孩子，其中最小的８岁，在砖机前机械人一般干活。被问及籍贯时，孩子恐惧地看着手拿三角带的监工，木讷地摇头。
部分窑厂转移了孩子，甚至有窑厂监工看到有人来，就提前用高音喇叭报警。即便这样，付振中目睹的孩子不下２００个。
全国人民怒了，打电话给洪洞县政府，说果然洪洞县里没好人。
洪洞县的大槐树，是亿万中国人的故乡。流传六百年的民谣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3
又往前20年，八九十年代时，我们村也来了一个智力有些问题的中年流浪汉，村里一个堂嫂和他一个姓，都来自邻县，应该还有些亲戚关系，于是收留了他。
堂嫂把他留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头发剪了，头发已经结块，就像牛角一样，是他独一无二的造型。堂嫂嫌弃地说，她用洗衣粉洗了很久。
当然她不白干这活，镇上赶集的时候会有人来收头发，她拿去卖了一些钱。
然后带着他干农活，他吃饱之后颇有力气，我记得他用背篓背湿漉漉的农肥经过路口时，背和腰都很直。
但他没有在堂嫂家干多久。我觉得原因是没有什么活给他干，我们那人均7分地，也就春种秋收时比较忙。大概是忙完后没活干，只吃饭，就把他赶走了。
那些年有很多这样的人，几乎每个村都有。有天生弱智、有高烧失智、有脑膜炎后遗症，应该也有自闭症，只是那时并不知道这个说法。父母在的时候，会养着他们，父母不在之后，就会被哥嫂赶出家门。
他们很多人，也许是被某个砖瓦厂收留了，一直做奴工。
4
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时，大家还敢讲话。
写出《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吴思，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这种事古已有之，广泛存在，并列出很多史料，分别发生在乾隆、嘉庆、光绪等。
看了那些事，我觉得不用找那些例子，我们的父辈经历过的，不是广泛存在，而是普遍存在。
时间也就是流浪汉来到我们村再往前20年。
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微量报酬，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回报，不能劳动了就赶出去或者死了就埋，这是主家最希望的事。
这种事情，并非只能在智力缺陷者身上发生，也并非只在黑砖窑才能实现。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一是把他变傻，二是没收他所有反抗工具和手段。
把他变傻要用到欺骗和恐吓，对他说，我们这个窑是最好的，别的窑更差，跑了会后悔一辈子。
第二种方式，包括不能让他接触外面的信息，不能让他把信息传出去，也不能让他们互相交流信息，让他们每天干活不休息，疲于奔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外人来救，或者被赶走，那么唯一的指望，就是主家对他好一点，能吃上肉，能休息，就能换来感恩。
5
“以前的解决方式和现在的都基本一样，靠从上往下的监督。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事了，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因为权力的核心结构没有变，还是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结构。这事的曝光不过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
对于奴工，吴思提出一个概念“地霸秩序”，相对官场叫潜规则，相对黑帮叫横规矩，而地方上的叫“地霸秩序”。
如何对抗地霸秩序呢？吴思提出的方式是降低对抗成本，搞民主，可以投票把村镇恶棍选下去。“还可以分权，不能一个人一手遮天，有独立的纪检部门，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立法部门，让权力内部互掐。”
吴思说，“要给新闻媒体更大的自由。如果付振中今年能拿长江新闻奖，那就对路了。”
与黑砖窑主人的作法相反，是阻止他们变傻，给他们逃跑、反抗的工具。
不知道这些方法如果被采用之后会发生什么。可确定的是，那年付振中没有获得任何奖。
那一年，15岁的河北承德少年袁学宇失踪，父亲袁成就此踏上寻子之路。寻子过程中他解救上百名被困奴工、童工、智障劳工。
袁学宇至今没有找到。如果他还活着，今年34岁，也许是在某个地方继续做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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