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答应合作抗日，但是在他心里最大的敌人始终是共产党，因此谈判过程中耍了很多小心思。
比如他对八路军的编制卡得很死；还比如他在谈判正式达成前打着“合作”的幌子在南方诱杀了多支游击队...如此种种，只为尽可能压缩我党生存空间、削弱革命力量。
因为有过在北方被胁迫的经历，老蒋意识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所以他将重点放在了针对南方红军，闹出过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
其中福建漳浦的上千红军被缴械之事，让毛主席格外痛心，后来在延安多次公开提及此事，并点了一个人的名：何鸣。组织上也将这种轻信国民党的思想定义为“何鸣危险”。
一支在南方打了多年游击的队伍，没有被敌人打垮，没有覆灭于战场，却在暗算之下解体了，实在令人唏嘘。那么，当初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一、何鸣其人
何鸣是此次事件的关键人物，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客观来讲，并非叛徒。
1903年出生于海南万宁的他，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1927年12月加入共产党。这个时间正是革命低潮期，白色恐怖杀得人头滚滚，敢在此时逆势入党，可见何鸣也是有理想之人。
后来海南反动当局大肆捕杀进步人士，何鸣被迫下南洋躲避，等风声稍过，他返回国内，辗转厦门、漳州等地，进入红军队伍之中，历任红3团的连政治指导员、漳州县委书记、红3团政委等职。
中央红军长征后，何鸣与何浚、张长水等人奉命留守闽粤边，他们利用山区地形、依托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斗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打退敌人上百次进攻、摧毁上百座碉堡，开辟出涵盖南靖、平和、漳浦三县区域的“靖和浦游击根据地”。
到1936年底，根据地的各类武装发展到了2000余人，主力出走时他们只剩200多人，被敌人多番“围剿”后反倒发展出十倍之数，时任闽粤特委代理书记的何鸣无疑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是呢，随后发展的一系列事件，他没有任何经验，以至于做错了多个选择。
二、假意谈判
国民党心忧我闽粤边的发展，特于1936年11月调157师到闽南进攻红军，一番激战后互有损伤，红3团团长张长水不幸牺牲，何鸣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出任团长。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何鸣是一把好手，但对于军事，他确实有些不在行，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1937年2月，何鸣从报纸上看到国共合作谈判的消息，立即通过写信和派人接洽等多种方式，跟上级党组织及国民党157师联系，建议举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57师口号也喊得响亮，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何鸣信以为真，在派人初步接触无险后，他也下山与国民党直接交谈。结果在返程途中，被敌人围捕，关在漳州一个多星期。经各方施压，157师才放人。
这时何鸣按道理来说应该提高警惕了，但坏就坏在，他们是南方14块革命根据地里最早与国民党接洽谈判的，并不清楚国民党是否诚心，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全国呼吁统一抗日之际，他们只能报以容忍的态度去尽可能促成合作。
我们从后世可以看清楚国民党的心思，但在那个时局下，亲历者是不愿意背上“破坏抗日”的罪名的。
别说他们了，1937年7月，也就是发生了何鸣被扣事件的五个月后，刘英、粟裕派出的代表陈铁君也被国民党扣了，这有何鸣的前车之鉴，依然出现类似情况，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太过复杂，根本不好判断。
因此，何鸣得到释放返回根据地后，还是决定与157师展开合作。闽粤边特委专门召开会议，大家的统一意见是接受改编可以，部队必须保留在原根据地内。
何鸣根据这个意见又去跟157师谈，最终在1937年6月26日达成协议：同意将拥有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隶属于国民党157师，原红3团团长何鸣、副团长卢胜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
国民党那边则停止针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和军事行动。该协议如果能落实下去，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基本达成。何鸣很高兴地回去通告了这一消息。
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又变卦了，说要让红军移驻漳浦县城接受改编。国民党的策略就是先假意答应，让我方放松警惕，突又提出一个要求，让卸下防备的我方难以拒绝。
闽粤边特委再度讨论，彭德清、朱曼平等清醒之人说坚决不能撤，离开有利地形去平原县城，那不是任人宰割吗？上级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来的特派员姚铎也传达指示：“部队应驻扎在根据地内，不宜到城市里去”。
然而何鸣却说：“既然已经合作抗日成一家人了，怎么能还提防着呢？互相提防能好好抗日吗？只有走出去才能扩大影响，一直在山上，没多少人知道我们的路线和观点。”
他的说法赢得了张敏、吴金等干部的支持。至于上级的意见，何鸣只说：“南委不了解情况”。最终还是带着部队转移了。
三、异变突生
1937年7月1日，红3团下山接受改编，抵达约定地点漳浦县城文庙。一开始国民党还很热情，指定一名联络官对红军嘘寒问暖，还多次主动提及“发枪”、“发饷”等核心问题，向何鸣展现“诚意”。
但时间一长，卢胜等人就感觉不对劲了，话是说得好听，事却没干一件，像是要把大家拖在这里一样，可惜他们的好心提醒，并未被何鸣接受。
7月13日左右，未跟随大部队入城的朱曼平和彭德清从不同渠道获悉了国民党将要动手的消息，赶紧派人通知何鸣，可没有得到回应。
而国民党这时已经做好了准备，粤军总司令余汉谋、第五军区司令李振球等人带着蒋介石的命令秘密到访，要求157师师长黄涛对红军予以缴械。
7月16日，黄涛一边派出两个团，暗中将漳浦体育场包围、控制住四周制高点，一边派出手下去找何鸣，要红军部队立即到体育场，说是点名发饷。
何鸣信以为真，哪怕卢胜等人劝说做两手准备，也被他警告不要破坏统一战线。当红军抵达体育场后，国民党军官陈英杰出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就都要把枪放下吧。
此语让大家都一震，没等命令，红军指战员基本做好战斗准备，卢胜马上冲到队伍最前，站在何鸣身边，同时用枪指着国民党团长陈浚，想着待会如果打起来，至少拉一个团长垫背。
陈浚也发了狠，指着周围埋伏好的火力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的话，请看。”双方僵持之际，卢胜提议武装反抗，即使有些牺牲，不至于全军覆没，冲出去的同志可以继续干革命。然而，何鸣不允许，并且还带头把枪丢了。
他这个举动，让红军士气大泄，就这样，千名红军被国民党军不费一枪一弹地全部解除了武装。共有长枪315支、驳壳枪228支、冲锋枪30余支、轻机枪5挺、自动步枪3支、子弹10多万发被国民党缴获，中央都为之震惊。
敌人缴了红三团的械后，将何鸣单独关押，其它红军官兵则押回文庙。因为想着红军都没枪了，所以孔庙看管并不严。这让卢胜、王胜等人在夜里偷偷逃了出来，之后又有百余名干部战士陆续继逃了出来。
卢胜回去将这些人重新组织，在与朱曼平接上关系后，重新打出红3团的旗号，卢胜担任团团长兼政委，原红3团参谋长王胜继续担任参谋长。在1955年，卢胜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胜被授予少将军衔。
而何鸣的结局就有些悲惨了，国民党将他关押一段时间后，让他担任157师政训处少校附员。不过他始终看不上国民党，1938年主动脱离，选择加入新四军。
他向组织承认自己轻信麻痹，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愿意接受处分，但不认为自己叛变过。组织经过考察，批评一顿后安排到地方工作。
但在1939年，新四军军部收到举报，原红3团的几名台湾籍医生有日本特务之嫌，组织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何鸣跟这几位医生关系过密，还有几段私下交往的无佐证经历。
再一联想“漳浦事件”中何鸣的种种表现，新四军调查人员就怀疑何鸣也是一位日本“特务”。后经新四军政委项英批准，何鸣被秘密处决。
四、深远影响
纵观何鸣在事件前后的表现，很多人会怀疑他是叛徒，但其实并非如此。
毛主席虽然在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和1945年8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都批评过他，直言“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绝不要怕。”
不过1952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里，依然称何鸣为“同志”。这就表明，主席认为他路线和立场没有问题，只是判断错误。
何鸣主要还是太过相信国民党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感受到157师底层战士饱含抗日热情，且他自己也是广东人（当年海南属于广东），对老乡有独特的感情。加上又没有谈判先例可参考，就选择遵从中央指示，尽可能促成合作。没想到啊...
因为漳浦事件，其他各游击区极为不相信国民党，导致出现了很多误会。中央在这方面也特别强硬，表示“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
1938年初，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交还了300多件武器，放回部分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红3团后来才同意被改编为新四军2支队4团1营。
这血的教训，也让毛主席更为警惕，一再重申“何鸣危险”，提醒党内所有人：我们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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