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过去的“台独”教父史明，或是当今的“台独”论者，都不谈战后有“台独”运动的一段插曲。是否因为这些台籍士绅的行为，很丢“台湾人”的脸。

台湾军司令部情报班长牧泽义夫，是陆军中野学校第一期十八名毕业生之一。他在日美开战前，曾任驻南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大使馆武官，奉派赴南美调查巴拿马运河等军事要地，日美开战之后日军败退，美军有攻台之势。1944年他从参谋本部第二部（主管情报）美国班，调派担任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部情报班长。在他的情报谋略指挥下，有高畑中尉、波多野少尉等中野学校毕业生，他们都很能干，夸言除了日本银行以外任何金库都不用钥匙也可以打开。台湾原住民青年，随日军到南洋莫洛泰岛（Morotai）的“高砂义勇队”员，痴呆地等待三十年皇军同伴到来才被救出来的李光辉，就是中野学校教官所调教出来的游击战士。再说，战后协助台湾中部名人林献堂，率领“台湾光复致敬团”到大陆，跟老蒋密谈顺利接收台湾，这个人也是情报班长牧泽义夫。

日军在台湾军管区的特务工作费（谍报、谋略、游击工作等），1944年度是39万日圆，1945年度分配额增加四倍之多，到达一百二十万圆，即每月拨十万日圆，以便应付美军攻台的急需。

战后最先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人是辜振甫。他的父亲是1895年马关条约清廷割让台湾时，率先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的日本“狗腿”辜显荣，也是最先被日皇任命为台湾人贵族院议员，最先拥有总督府赐给专卖专利而致富的台湾名人。因此，当台湾汉族人士放弃“武力抗日”改采“文化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用文笔批评日本时，辜显荣立刻组织“台湾有力者大会”替日本辩护，不怕被骂汉奸的响叮当人物。

俗语说虎生虎子，辜振甫在年纪轻轻时就很威风。其实他是借父亲的权势，狐假虎威的神气，担任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在战争末期捐出一百万圆给“皇军遗族援护会”。但是他也是相当眼明手快，看到日本有战败迹象，就翻脸要回钱。战后台湾的第一炮“台独”计划，实际上是台湾士绅辜振甫等，中了在台日军特务机关的诡计。

以辜振甫为首的少数受过台湾总督府抬举的台湾人士绅，在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极机密地在台北郊外的草山别墅，与在台日军参谋中宫悟郎、情报班长牧泽义夫聚会，策划台湾独立，并拟定台湾人主导的“台湾独立计划”，以便网罗台湾士绅来共同主持。但是安藤利吉总督已经获得情报，中央政府计划从台湾运送米粮救济日本米荒，即向全台广播，劝戒台民不可轻举妄动，须等待政府善后处理。他同时派遣总督府总务长官成田一郎到东京，听候中央政府指示。8月17日，日本中央成立东久迩宫皇族内阁。同日，中宫参谋于台北市末广町木材会，再次会晤辜振甫，要辜去邀请其他人士参加，辜同意后即转告许丙（日本贵族院议员）、林熊祥（台湾总督府评议员）等十多名台绅，并取得他们赞同独立计划。

8月22日总督府参谋长谏山春树、总督府农商局长须田一二三（代理总务长官）二人被派遣到南京，听候盟军对日本第十方面军（台湾军）的投降指示。同日，辜振甫为首的台籍独立派人士到总督府，要求与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见面，向安藤要求为推动台湾独立，请把日军武器移交出来。结果遭到安藤断然拒绝，这些台籍独立派亦无可奈何。8月25日台湾总督府矿工局长森田俊介，再被派到东京听候中央命令。

对日本总督府的情报班子来说，台湾经过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受过日本皇民化教育，这些被授予高等社会地位的台湾士绅，要利用他们来推动台湾独立，可说易如反掌。但是，当时日本当局实际掌握台湾岛内的统治权，还可利用殖民地行政权尚未移交之前，尽量搜括台湾资源，何必急于放弃权力交给台湾人？

战后立即推动“台独”的幕后黑手，就是台湾军司令部情报班长牧泽义夫那一般人，他们仿造援助东南亚独立的模式，本来要在台湾也搞“台独”，但是中央的东久迩宫政府另有计划，改变情报班长牧泽义夫的策谋，转而安排林献堂率领“台湾光复致敬团”到中国大陆。

林献堂是台中雾峰名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历任区长、台中县参事、总督府评议员、台湾新民报社长、台湾文化协会总理、民众党顾问。他在日本帝国会议请愿十五年而闻名。在战前日本帝国议会都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怎么有可能让殖民地台湾设“台湾议会”独立运作呢？日本投降后，他代表台湾菁英率领台湾士绅前往南京参加受降典礼。他在台湾光复后，历任台湾电力公司、台湾信托公司董事长、彰化银行董事长，台湾省参议员等职。然而晚年却逗留日本不回台湾。为什么？就让各位去想像吧。

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简朗山等台籍“独派”，都受过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对日军参谋来说，等于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狗腿，比东南亚民族的独立派，容易操纵运用得多了。毕竟这些台湾士绅们，没有强烈的独立意志，也没有主体思想，只是惯性的被驱使跑腿而已。

来源：许介鳞‘台独脉络记’〈人间出版社，2019年〉，作者为已故台湾政治学者，本文由“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