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彭老总追悼会现场，挤得满满当当全是彭家的亲属。跟着彭老总打过仗的38军老兵挤在后排，看着满场的人，当场就愣住了。彭老总落难时门庭冷到结冰，怎么平反了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亲戚？
当年彭老总的两个亲弟弟，都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为革命送了命。大弟弟的女儿彭梅魁那时候才12岁，弟弟只有2岁，妈妈受不住打击直接疯了，整个家全靠这个半大的小姑娘撑着。她白天种地晚上做饭，还要时刻提防特务骚扰，咬着牙硬生生熬了十年。
1950年，彭老总接到消息，把几个孩子接到了北京，这是彭梅魁长大之后第一次见这位有名的伯父。六个孩子从没见过电梯，进了北京饭店好奇得不行，彭老总笑着给他们解释，还把提前准备好的糖果挨个分到孩子手里。
本来秘书提前订好了好几个房间，彭老总说国家当时经济紧张，能省一点是一点，转头就把房间退了。一大家子七口人挤在一个房间，全都睡地毯。那夜孩子们玩累了睡得香，彭老总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两个弟弟为革命没了，这些孤儿，他必须担起责任。
后来庐山会议出了变故，彭老总被免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搬出了中南海，外界没人知道他的新住处，连家里人都联系不上。彭梅魁那时候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厂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是彭老总的侄女，这次急得直接找到了厂党委书记，明明白白说了自己的身份。
她就问了一句话，伯父犯了错，我作为侄女还能去看他吗？书记说可以去，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梅魁转天一大早就出门找，从中南海问到西郊，坐了一路公交车，逢人就问地址，折腾了整整一下午，才找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的住处。
彭老总见了她，嘴上板着脸说不让来，怕影响她的工作和前途，心里其实比谁都高兴。彭梅魁说得坦荡，我政治上划清界限，但血缘上我是你亲侄女，该尽的孝道我不能丢。从那之后，她就定期往这儿跑，带换洗衣服带书带日用品，有时候还带点家乡的吃食，从来没断过。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彭老总被押回北京关了起来，连着两个月挨了一百多场批斗，两根肋骨都被打断了，额头也受了伤。这时候不少彭家亲属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惹上麻烦，连门都不敢出。全北京也就只有彭梅魁，顶着压力从来没停过。
她一直承担着给彭老总送东西的活儿，缺什么就想办法凑什么，看管的人见她这么尽心，也没特意为难她。1973年彭老总大出血，一次便血就近一千毫升，拖了整整七天才住进301医院，查出来是直肠癌晚期，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彭梅魁接到消息，躲在家里哭了大半天，转头擦干净眼泪就往医院跑，从来不敢在彭老总面前掉眼泪。彭老总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还留了八百块钱，说这么多年麻烦她，这点钱当补偿，让她以后别再跑了。
彭梅魁拿着信手抖得握不住，收好了信还是照样天天往医院跑，一直陪到1974年彭老总走。那时候连追悼会都没有，遗体偷偷火化，骨灰盒用化名“王川”存到了成都东郊火葬场，整整八年，所有的事全是彭梅魁一个人扛着，她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等到平反的消息下来，要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之前躲得远远的亲戚全都冒了出来，一下子挤满了整个会场，好多人彭梅魁长这么大都没见过。那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浦安修要以夫人身份出席追悼会，彭梅魁几个亲人都不同意。
当年彭老总最艰难的时候，浦安修主动提了离婚，之后十多年里一次都没来看过，就连彭老总病危，想见她最后一面，她都没去。最后组织找了黄克诚出来做工作，说离婚报告当年没批，从法律上讲她还是彭老总的夫人，彭梅魁他们也就没再坚持。
追悼会开始，浦安修以夫人身份站在人群里，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彭梅魁站在边上看着满场来来往往的人，八年的委屈和压力一下子全涌了上来，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你说这人情多现实，锦上添花的挤破头都想来，雪中送炭的，掰着手指头数也就那么几个。
后来彭梅魁一直记着伯父的遗愿，1999年她和彭钢一起把彭老总的骨灰接回了湖南老家，埋在彭老总两个弟弟的墓旁，漂泊了这么多年，彭老总终于回家了。2005年彭梅魁走了，家人把她也葬在湖南老家，陪着伯父，这下她终于能歇歇了。
浦安修晚年也没闲着，给自己定了规矩，任何场合都不以彭德怀夫人自居。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整理彭老总的著述，还帮当年受牵连的人平反，前前后后处理了四千多封来信，帮近万人恢复了名誉，1991年浦安修去世。
患难见真情这句话，从来都不是随口说说的。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能不躲着你，还愿意伸手拉你一把的，才是真的值得放在心上的人，其余的，不过就是沾了点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罢了。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彭德怀同志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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