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重庆较场口广场上人声鼎沸,很多学生、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在头一天就已赶到了城内。文化名人郭沫若同志偕夫人前来参会。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队伍,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约有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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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有预谋事先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们同声吆喝,蜂拥而上,同时高声吼叫:“开会,开会!”特务打手们包围名人,一阵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打手们大打出手。有人被扯掉胡须,有人踢倒在主席台下,有人头部鲜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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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参加会议的郭沫若赶紧起身阻拦,大声喊道:“请勿打人!请勿打人!”没有想的是,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先打落眼镜,再把他打倒在地,狠踢他的胸口,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事前就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肆意行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6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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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次开会遭受暴打事件,郭沫若曾经对亲人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他挨打之后,许多朋友和同事们都对他进行慰问,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说:“自己只受伤,算不了什么……。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表示了自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后来,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追述较场口事件时说:“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国内国外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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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制造暴打郭沫若的人,便是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33年后先后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专员、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长、少将专员等职务的郑蕴侠。因为这次打伤郭沫若等有“功”,郑蕴侠的特务组织扩建为“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他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军特别党部书记长,随后,郑蕴侠又组建一支“东西山游击纵队”,妄图阻止重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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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所谓“重庆行动”中,郑蕴侠布置手下将很多的公共场所全部都炸毁,其中就包括机场,没有想到的是,他此举正是断了自己逃跑的路线,所以无奈呢之下只能前往成都的飞机场,进行逃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城市已经解放了。不识时务的他好象螳螂挡车,解放军一到,这支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如作鸟兽散。从此,少将郑蕴侠也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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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清匪反霸”、“除奸肃特”的标语随处可见。吓得他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偷偷丢进了沱江。他又来到大足县龙水镇,心想孤身一人四处逃窜,很容易出事,必须找个身份做掩护。他胡乱买了一箩筐铁剪、菜刀之类的铁货,跟在3个铁货老贩子屁股后也假装卖铁货。他们沿途“赶溜溜场,直奔川南,几天后到达赤水河畔川黔交界的叙永县,郑蕴侠一阵高兴:过了赤水河就是贵州毕节县,然后就可以经威宁去云南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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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发现云南解放了,只好又返回四川,并化名刘正刚,一路躲躲藏藏,来到川南重镇泸州,寻了一处僻静的小栈房落脚。随后又隐入川黔接壤的灌水镇(现属贵州务川),此后,灌水老镇上经常出现一个杂货贩子,还修电筒、配钥匙、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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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和当地村民渐渐熟悉了,便寄居在村民家中,当地“农会”为他定的“成分”是“贫民小贩”,之后又被当地村委选为贫民,分到了房子和土地,更是在村民的介绍下,娶了一个名叫邵春兰的妻子,两口子平平淡淡地过日子,生活一片祥和,倒也乐在其中,周围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身份,就这样隐姓埋名的过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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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再狡猾的狐狸终究逃不过猎人的眼睛,直到全国解放8年后,郑蕴侠当食堂会计时,由于文化程度太高,引起领导怀疑,上报了当地公安机关,被监控,并抓捕归案,他成为最后一名落网的国军将军,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上级对在押的所有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予以宽大释放,郑蕴侠因在狱中表现积极,获得特赦。出狱后,郑蕴侠回到被捕前的贵州务川,被安排在县城二中教高中语文和世界地理,并特邀为县政协的“驻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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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蕴侠,江西抚州临川青泥镇荣阳郑家村人,他的父亲郑宗尧,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曾是一名留日法律系高材生,回国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军法官、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晚年在重庆经营药店。郑蕴侠子承父业,他成年后也选择学习法律专业,先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军,在何应钦部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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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郑蕴侠曾经率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特别炮火连天的滕县守城战,苦撑到援军赶来,曾目睹抗日名将王铭章壮烈殉国,对此,曾经满含仇恨地改写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以表达自己抗日之决心,后来随中国远征军远征过缅甸,应该说在抗战中,郑蕴侠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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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郑蕴侠的主要活动就是干特务,他率领的特务组织,对我党进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迫害,对各地的政治、生产领域进行一系列扰乱行为,特别是参与指挥了“沧白堂事件”和“校场口血案”。郑蕴侠带领大小特务,对民主人士和欢庆群众进行殴打,指使特务抓捕民主人士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欠下了一大笔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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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郑蕴侠组织策划了几次大事件,他的行踪成为中央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高层曾经明确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他“潜伏”长达8年之久,直到落网,当他得知当年曾经暴打的郭沫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高层领导的时候,觉得新政权能给自己一条生路,可算是十分宽大,其政策伟大,给我的再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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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名在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着经历非同一般的人,曾经是抗日军人、大特务、将军、逃亡者、囚犯、委员,种过田、打过工、卖过水果,做过炊事员,还当过兵,当过官,他这一生中,吃过许多的苦,受过许多的罪,挨许多的过骂,常被人瞧不起,尽管如此,他始终坚守本性,利用这些困难,挫折、屈辱和痛苦磨练自己,练就了吃苦耐劳,也锻炼了身体,增强了身体的免疫力,病痛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凭借超强的生存技能,直到2009年7月,走完了102岁真真假假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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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蕴侠临终的时候,对亲属们念念不忘的遗言,是要承担一份,向牺牲的烈士在天之灵和亲属们请罪,想回到曾经策划暴打郭沫若的地方:就是回到重庆较场口看看,他想站在历史面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