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现象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让原本隐于幕后的文物修复师走进公众视野。文物不会说话，却在修复师的匠心巧手下弥合裂痕，再度“开口”诉说千年往事。
近日出版的《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一书讲述了青铜、陶瓷领域的10个真实的文物修复故事，呈现文物从破碎到重生的历程。它打破了大众对文物修复“只凭传统手艺”的固有认知，AR、AI、CT等现代科技在国宝文物修复中也有精准应用。
在本书作者、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戴维康与张珮琛看来，他们修复的远不止器物本身，更承载着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工艺、审美，乃至古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守护从不是掩盖伤痕，而是接纳痕迹、尊重历史，让每一段“破碎”的文明都能被看见、被理解、被长久留存。
“文物医生”不只是浪漫的称呼
上书房：“文物医生”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它从何而来？
戴维康：我们对待每件文物，修复前的检测、观察、记录，和医生对待病人的流程相近，希望通过这本书解答文物为何会受损、如何受损、用什么方法修复的问题，分享一些给国宝文物“治病”的故事。
张珮琛：很多观众第一次走进修复室，看到我们戴着口罩，拿着手术刀、显微镜和各种检测设备时，都会很自然地说一句：“你们像在给文物做手术。”久而久之，“文物医生”就成了大家对这个职业最形象也最有温度的称呼。“文物医生”并不只是一个浪漫的称呼，它其实对应着一种职业责任：既要有医生的谨慎，也要有研究者的理性，更要有面对历史的敬畏心。
其实，今天的文物修复是一门融合历史学、材料学、化学、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经验等的综合学科。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把修复背后的真实工作状态、专业理念以及人与文物之间的情感联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大众听。
上书房：修复一件文物，最长花过多久的时间？慢工出细活，在这一行当中尤其讲究吧？
张珮琛：文物修复确实是特别“慢”的行业。有时候一件文物的修复周期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我曾经参与的一些大型青铜器、石质文物或严重变形器物的修复，往往需要几年时间，甚至更久。
比如考古出土文物，它不像传世器（未经出土、自古流传至今的器物）那样完整，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数百片，甚至上千片碎片。修复师如同在拼“时间的拼图”，逐步寻找它们的逻辑关系。我们拼的不仅是文物，还是消失的文明碎片。
“慢”，在文物修复中不仅是工作状态，更是职业伦理。因为文物不可再生，一旦操作失误，很多信息就永远消失了。修复师必须始终思考：哪些是历史信息，哪些是后期损伤，哪些应该保留，哪些需要干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份职业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适合慢下来思考。
上书房：上海博物馆拥有九项市级以上的非遗技艺，其中两项为国家级，分别是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古陶瓷修复技艺，你们正是这两大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从业过程中，最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修复经历是什么？
张珮琛：这一行我已做了30多年，修复过上千件文物。我想分享的是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戴金面罩青铜头像。它刚出土时状态非常复杂，文物长期处于高温焚烧、塌压和潮湿环境中，金箔已经非常脆弱，青铜本体也伴随严重变形和腐蚀。修复时最困难的一点在于：黄金与青铜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材料，它们在地下环境中的变化规律不同，受力方式也不同，任何一个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导致金箔开裂、脱落。
所以真正的修复，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简单“拼接”一下，很多时候一个动作要在显微镜下反复尝试多次。比如清理金箔边缘的泥土，可能一次只能推进几毫米。这个过程特别能体现文物修复的特点：它是一份既需要耐心，又需要判断力的工作。修复师每天面对的不是标准化产品，而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历史遗存。每件文物的“病害”情况都不一样，没有完全可以照搬的“标准答案”。
戴维康：我入行十几年，总计修复两百多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占比高。本书陶瓷章节选取的，都是我认为极具价值的文物。
我想举的例子是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汤和是朱元璋麾下的大将，他的墓葬多次被盗，这件元青花大罐幸运留存，但它在墓室的角落倒地破损。经专家研究发现，这件元青花大罐在海外有个“兄弟”，现藏于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这也为后续的修复提供了参照依据。
此前，考古队员曾对它做过考古修复，但胶黏剂的质量不佳，年久老化泛黄松动，我们进行拆解后重新修复。这次拆解工序的最大难点是寻找合适的水浴容器和加温设备。最终我们动用了上海博物馆员工食堂的金属大水桶和煤气灶，在大厨们的注视下、在“厨房重地闲人免入”的指示牌旁，谨慎地点燃煤气、加温容器，最终顺利拆解了这件元青花器物。
其实，每一件文物就像一部微缩的历史，从出土到保护，从破碎到重生，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文明旅程。修复完成后，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最终迁入蚌埠市博物馆新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它不仅是明初功臣汤和生平的见证，更是一部凝结在瓷胎与青花之中的文明史。
AI助力下“人”更重要 从“修物”转向“尊重历史”
上书房：你们一直在和国宝文物打交道，有没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受？
张珮琛：那种感觉很难完全用语言描述。很多时候，当你真正近距离接触一件重要文物时，会突然意识到：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古董，而是真实历史时代留下来的物证。比如第一次拿到商鞅铍时，我有一种“汗毛竖起来”的感觉。我们与历史之间不再只是书本的距离，而是一次真实的触碰。
文物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会通过材质、工艺、痕迹、损伤甚至修补痕迹，把时代的信息保留下来，修复师一直在学习如何“阅读”这些信息。比如青铜器上的铸造痕迹可以反映当时的工艺体系；残留的织物纤维、矿物成分、烧灼痕迹，都可能对应古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
我认为修复师更像是历史与当代之间的“翻译者”。我们无法回到古代，但可以通过修复让沉默几千年的器物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让今天的人们重新理解那个时代的审美、信仰与技术。
戴维康：世间万物随时间消逝，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是留住美好，将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文物修复的意义不仅在于“补残”与“续命”，它承载着人类对美与历史的追问，对文化价值的珍视，以及对文明经验的探寻。这种工作会让人对历史产生很深的敬畏感——我们只是文明长河中的短暂一环，而文物真正属于的是未来。
上书房：AI等现代科技助力文物修复，能否介绍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张珮琛、戴维康：过去，大家对修复师的印象更多停留在“使用小刷子、镊子和胶水”的层面，但今天的修复现场有了AI等科技助力，越来越像综合的实验室。
第一类是数字化技术。很多文物在修复前要先进行高精度三维扫描，通过非接触式的方式采集建立数字模型。特别是面对大量碎片化的文物时，数字化大幅提升分析效率。
第二类是影像与检测技术。比如CT扫描，帮助我们看到文物内部结构、裂隙、铸造工艺甚至隐藏残件；超景深显微镜能够观察微米级病害；XRF（X射线荧光）元素分析可以快速判断金属成分；激光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则能识别颜料、腐蚀物和有机残留。这些技术让修复不再只是“凭经验判断”，而是建立在更科学的数据基础之上。
AI辅助分析、金属3D打印等也是重要的应用方向之一。过去很多复杂缺损只能手工补配，而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建模后打印金属补件，再结合传统工艺进行精修。
上书房：AI技术会替代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吗？
张珮琛：我认为AI不会替代文物修复师，但它一定会改变修复师的工作方式。因为文物修复本质上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流程，AI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数据、提高效率，也能为保护修复决策、方案设计和过程评估提供参考，但它很难真正替代修复师面对文物时的综合判断。
我的体会是，科技服务于传统经验，而不是替代传统经验。传统修复技艺是数代修复师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知识体系，本身就非常珍贵。比如青铜器修复中的一些工艺看起来是手艺，但背后包含着对材料性能、力学结构、器物形态和视觉效果的长期理解。很多经验非常细微，甚至很难完全用数据量化。
未来是修复师与AI协同工作，而非机器人独立修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科技越发展，反而越能体现“人”的重要性。因为当工具越来越先进时，真正决定修复质量的就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修复师对历史的理解、对尺度的克制，以及面对文物时的责任感和敬畏之心。
上书房：有了新技术助力，可以更好地还原文物之美。
戴维康：过去人们更强调修复后的完整性，让文物回到最美的状态。但今天国际文物保护领域越来越重视一个问题：文物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原本有多美，也在于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釉里红高足碗，早年修复时，更倾向于尽量恢复器物完整的视觉效果。而今天的新一代修复师重新面对它时则会更多地思考：哪些痕迹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否有必要完全遮盖“时间的痕迹”？
因为文物上的旧裂纹、旧修复痕迹、磨损甚至残缺，记录着文物的流传、使用、埋藏甚至时代审美。如果为了追求“完美”而把这些痕迹全部消除，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干扰文物的真实性。
意大利团队曾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文物本来就是“坏的状态”。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反直觉”，但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残缺本身也是历史。文物经历千百年后不可能还保持刚制作完成时的状态，而修复师不应该用今天的审美，将它重新“制造”成一件现代意义上的完美器物。
所以，今天的文物修复越来越强调“克制”。修复师要学会接受不完整，甚至主动保留某些历史痕迹。这种理念的变化本质上是从“修物”走向“尊重历史”，文物修复不是一味追求“修旧如新”，而是在历史与当代之间寻找一种更有分寸感的平衡。
文物修复师是理性与感性兼备的职业
上书房：修复师既要像科学家一样严谨，又要像诗人一般敏感。
张珮琛：我很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文物修复师本身是需要理性与感性兼备的职业。
从科学层面来说，修复师必须非常严谨。与此同时，又要保有一种对历史和美的敏感。有时候修复师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古人。比如青铜器上的纹饰转折、瓷器釉色中的层次感等，都需要长期观察与感受。
文物修复师身上往往会有一种共通的气质：耐心、克制和敬畏。因为这个行业不太追求即时反馈，一件文物可能修几年都未必能完全结束，很多工作难以被外界看见。你必须能够长期安静地面对重复、细致甚至枯燥的工作。
而且，修复师通常都会对“时间”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留下的东西。这让我们慢慢意识到，人其实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文物属于更长久的文明延续。这种感受会让我们对待工作之外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更平和。
上书房：你们是如何进入这一行的？
戴维康：我大学学的是艺术史，不是文物修复专业，但艺术史的学习让我很早就对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也让我习惯从历史、风格、工艺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去理解一件文物。
后来真正学习文物修复以后，我发现其实这是一门交叉学科，不只是手上功夫，也需要艺术史、考古、材料、工艺和保护理念的支撑。所以艺术史背景对我帮助很大，它让我更能沉下心，也更愿意耐心地去理解文物、学习修复。
张珮琛：我们这一代传承人大多是艺术院校的学生。30多年前，我进入上海博物馆源于一次实习机会，因为喜欢动手制作，逐渐对文物修复产生兴趣，最终和师傅作了“双向选择”，正式入行。
如今新一代的文物修复师大多是海外文保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材料和新技术。每一代人都是在文物修复这棵大树上开枝散叶，不断“繁衍”，才能将文物修复与时俱进地传承下去。
当然，年轻一代是在传统文化重新被关注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文物和历史都倍感兴趣。但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大家也会发现，文物修复和想象中的“浪漫”仍然有距离——不是每天都在修“国宝”，每一次修复未必都有戏剧化的过程。更多时候，它是一项非常安静、细致且重复的工作。
上书房：闲暇之余，你们喜欢做些什么？
张珮琛：也许有人会认为文物修复师的生活比较枯燥，其实未必如此。只是因为长期从事修复工作之后，大家对细节会天然地保持敏感状态。
我平时比较关注展览、建筑、传统工艺这些内容。有时候出去旅行，也会特别留意当地的博物馆、老建筑或者传统的手工艺作坊，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对文物的理解。
我还很喜欢观察一些传统器物的使用痕迹。比如老家具、老铜器、老瓷器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包浆、磨损和痕迹，会让我对时间有更直观的感受。
戴维康：我和张珮琛老师都热爱健身。文物修复师的工作覆盖考古后期提取、实验室修复、展陈支撑全流程，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健身能提升手部的稳定性，这样我们在工作状态中可以更好地控制工具，防止抖动，以保障修复的精度，练好身体才能做好文物修复。
开放性呈现 改变公众的认知和理解
上书房：2024年6月，上海博物馆东馆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室，观众可以直接看到修复的全过程，这件事本身就挺有创新性。
张珮琛：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为“开放性文物保护修复室”，而不是简单地说成“开放式修复室”。因为“开放式”这个词，容易让人理解成观众可以随时进入修复室，近距离参与或观看修复工作。
但实际上，文物保护修复对环境、安全、操作稳定性都有极高要求，不可能像普通展厅一样完全开放。东馆这个空间更多是一种开放性呈现：它通过玻璃幕墙、现场展示、图文说明和适度讲解，把过去隐藏在幕后的保护修复工作，转化为观众可以看见并理解的公共文化内容。当然，在特定时间，比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或者一些专题活动中，观众有机会进入相关空间，更近距离地感受修复师的工作环境。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长期以来，很多观众知道博物馆有展览，却不了解一件文物能够进入展厅之前，背后有大量的检测、研究、保护和修复工作。现在，观众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修复师如何在显微镜下工作，如何清理文物、记录病害、讨论方案。这个过程会让大家意识到：今天我们看到一件文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许多人在长久、细致且谨慎地守护着它们。
这种开放性呈现也会改变公众对文物修复的理解。大家会发现，文物修复并不是“翻新”，而是在尊重历史信息的前提下做克制而谨慎的判断。文物修复的许多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涉及文物价值、修复伦理等。
上书房：听说张珮琛老师是微博大V，还运营了“文物医院”微博账号，已有440多万粉丝。
张珮琛：通过科普我才知道，公众对文物保护的兴趣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当我们把文物修复背后的故事讲出来时，大家会发现：原来文物并不是冰冷的，它和人的情感、记忆、历史认同都有关系。
做自媒体其实是让文物保护真正“走进了日常”。以前许多专业知识可能只存在行业内部，如今可以通过更轻松、更贴近生活的方式传播。年轻人因为“文物医院”的微博开始关注博物馆，甚至报考文保相关专业。
坚持做科普非常有意义，公众看到的不只是有趣，还会逐渐形成对文物保护的认知。记得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原来文物修复不是魔法，而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敬畏心的工作”，这时我觉得科普真正起作用了。
原标题：《对话“文物医生”：给国宝“治病”，如同在拼“时间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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