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椒江洪家人王奎寿13岁。一天早晨，他路过鱼摊，听葭沚过来的卖鱼郎说，有架日本飞机掉到椒江上，还发生了激战。
他好奇心一起，便问卖鱼郎哪里可以看到飞机？卖鱼郎说，葭沚码头就能看到。于是，他瞒着父母，从洪家出发，一人前往葭沚码头，大概一个小时，我就到了码头边。
站在椒江南岸的江堤上，王奎寿终于见到了那架日本飞机：它静静地停靠在水面上，机身大部被苇草、芦席覆盖，只露出个硕大的尾巴，在春日下，泛着银灰色的光。
同在江堤边观望的还有上千民众，人们七嘴八舌，讲着飞机掉落的信息。王奎寿竖起耳朵听到：飞机是昨日掉落的，从入海口滑行而来。王小娃的队伍，与飞机里出来的日本人交火，打死几个，抓住几个，还有几个潜水逃去北岸了。
战斗结束，附近一些“赖沙”（小混混）拎着菜刀，爬上飞机，想发点“洋财”。谁晓得，里面有个人还留着一口气，抖抖 索索 掏出手枪，吓得“赖沙”们四处逃散。因怕日本人来寻找，警队和附近百姓连夜用苇草把这架飞机遮蔽起来。
这时，王奎寿看见警队押着四名日本俘虏在江边行走，俘虏耷拉着脑袋，双手反剪身后。一行人走过葭沚后街，听说要往黄岩方向去。
又过一会儿，天上轰鸣声响起。有人大喊：“是日本人的飞机找来了！”人群哄散。但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十几圈后，便飞走了。王奎寿害怕日本飞机再来会投掷炸弹，赶忙跑回家了。
这天是1945年3月18日。而飞机掉下来是前一日，即3月17日。该飞机为H8K2-L“晴空”号32X型水上飞机，是一架水陆两用运输机。坐在飞机里的，有日本海军第四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
1945年3月14日，山县正乡登上“晴空”号飞机，准备从印尼安汶飞往上海。
山县正乡的第四南遣舰队，负责驻守南太平洋，目的是迎击从澳大利亚反攻而来的同盟国军队。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绕过日军防守，直接登陆菲律宾。原本的“铜墙铁壁”成了尴尬的“漏勺”，第四南遣舰队失去了其战术价值。1945年3月上旬，该舰队被取消编制，向日本海域回撤。作为舰队司令官，山县正乡的失意可想而知。
“晴空”号并未直飞中国，而是中途分别在印尼泗水、新加坡降落，为的就是搜集盟军飞机情报，以选定安全的航线和飞行时间。但千般谨慎下，山县正乡终究没能逃过这趟“末日飞行”的命运。
3月16日，“晴空”号飞抵海南三亚，降落着水时，飞机底面触礁，稍有破损。3月17日，飞机又起飞，准备去台北淡水日本水机修理厂进行维修，但飞机上的通信士官接到电报，称“台湾正遭美军舰载机空袭”。山县正乡便命令飞机转向，直接飞往上海。
当“晴空”号飞到中国东南沿海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他们与美军战斗机撞了个正着！这是一架型号为PB4Y-1的轰炸机，由美国海军上尉波尔·斯奇普斯驾驶。美机见到“晴空”号，立即准备发动攻击。
“晴空”号是运输机，重装载而轻战斗，仅装有一门20毫米尾炮和两挺7.7毫米机枪。在美军战斗机面前，它就是个大号的“活靶子”。
日机飞行员见势不妙，急忙转向南飞。美机穷追不舍，在后方用头部和背部的双联炮塔开火，子弹贯穿了“晴空”号。日机不得不用尾炮还击，双方在空中打了一阵子。
由于在追击过程中燃料消耗过大，斯奇普斯没有恋战，他驾驶飞机退出战斗，返航位于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
“晴空”号则伤得不轻，惊魂未定地从福建飘到浙江上空，燃油也即将耗尽。山县正乡当即决定，把飞机开到甬江口镇海水面降落，那里属于日军占领区。
但飞行员不熟悉地形，误把椒江口当成了甬江口，两地太像了——都是出海口，都有山上的宝塔做标识。
就这样，飞机徐徐降落到椒江入海口内，贴水面滑行过来。正值退潮时分，飞机滑到葭沚镇码头附近，便搁浅在泥涂上，动弹不得。
“晴空”号前脚落地，后脚海门当地的海防组织就赶到了。
日本人不明情况，先派出了三个军官下来探探虚实。这三人乘飞机一旁的小舢板，用手一推，靠上了葭沚岸边的栈桥。他们遇到一个穿棉长袍的年轻人，双方语言不通，用笔交谈起来。
日本人问这里是不是镇海？年轻人答，不是镇海，是海门。日本人相互看了眼，面露惊慌。
年轻人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日本人相互商量后，提出想吃点东西。年轻人说可以，上岸来就有吃的。
三个日本军官说回去商量商量，原路返回机舱内。他们想不到的是，刚与他们交流的年轻人，竟是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阮捷成。
阮捷成，浙江余姚人，黄埔军校第16期生，时年27岁。他从属的第二大队，负责椒江南岸的防御任务；所在第六中队的队部，设在葭沚码头附近。
他当时正穿便衣巡逻，见有飞机掉下来，便跑来察看。他与日本军官交流时，已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前线打仗的军人，估计是军事机关的参谋等幕僚人员，飞机上应该坐着更高级的军官，于是就想把敌人引下飞机，再来个“瓮中捉鳖”。
三个日本军官一离开，阮捷成吩咐哨兵去中队部集合队伍，携带武器前来候命。
暮色降临，水警部队悄然集结，队员们全副武装，还扛来一挺从未用过的重机枪。阮捷成静静等待着飞机里的动向。
他听到远处有枪声响起，且越来越近。一行十几人沿着江堤跑来，有的拿枪，有的提刀，边开枪边大喊——原来是王小娃带着海上护航队的人过来了。
王小娃，本名王莲森，海门人，此前是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后经国民政府收编，成为海上护航队的队长。
阮捷成向王小娃等人大喊“停下来，别开枪！”，但对方没有停的意思，继续朝飞机的方向开枪。王、阮分属不同队伍，谁也管不了谁。
很快，飞机里的日本人也拿出手枪回击。阮捷成见状，立刻下令开火。战斗正式打响。
日本飞机在地势较低的水中泥涂；水警队和护航队在江堤上，占据制高点，有地形上的极大优势。海防士兵居高临下，向飞机猛烈扫射。日军只能用手枪回击，如困兽犹斗。枪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疏，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突然，飞机内发出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接着，机舱里蹿出火焰，火势凶猛，燃烧了大半个机身。飞机上的回击也停歇下来，浓烟中，有日本军人跳进江里，江堤上又是一阵猛射。
椒江潮水渐涨，慢慢淹没了飞机。战斗以海门海防部队完胜告终：现场击毙九人，生擒四人，己方无一人伤亡。但有日本军官逃到了椒江北岸。
阮捷成担心日军会寻找飞机，就嘱人连夜购置芦席，待潮水退尽，飞机残体显现后，用芦席严严捆扎，不使之外露。果然，第二天一早，就有日军快艇与飞机寻来，大概是隐蔽措施做到了位，日军无功而返。阮捷成晚年回忆说，海门武装力量薄弱，日军若来报复，当地军民必遭大难。
日本飞机掉下来的消息疯传，许多群众跑来围观，其中，就有时年13岁的王奎寿。
3月19、20日两天，椒江北岸涌泉乡乡长尹桂元与警察分所巡官侯志成率领警队，分别在九龙拿珠岩穴内、将军山壁后娘鱼洞内，搜捕发现从飞机上逃下来的日本官兵八名。
这些日本人占据洞穴抵抗，被击毙六人，活捉两人。被活捉的人中，有个叫小岛禄一郎的，是第四南遣舰队的主计大尉副官，已经身负重伤，从临海警察局押送至仙居途中，死在了白水洋。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广播称：山县正乡不幸战死，追晋其为海军大将。至此，山县正乡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后一个在中国毙命的侵华日军海军大将。
4月3日，蒋介石在发给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密电中说：“捕获失事敌机情形悉，此次出力人员，悉予传令嘉奖。”
但“晴空”号飞机的故事还没完结。
“晴空”号飞机，由日本川西公司打造，为二战时期性能最优秀的大型水上飞机，机身分上下两层，最多可运乘客64人。战时，日本共生产“晴空”号36架，一般用作岛屿间要员的运输。山县正乡所乘坐的这架“晴空号”，是他本人的专机。
这架飞机先在三亚触礁，再遭美机袭击、台州武装部队子弹扫射、机内人员焚烧，最后沉入椒江水底。尽管伤痕累累，但飞机的主体结构并未遭到严重破坏。
如此庞然大物沉没在椒江里，难免有往来的船只与它“偶遇邂逅”。1948年4月6日的《工商日报》就刊载新闻：“战前曾有敌机一架，为同盟机击伤被迫降落椒江，机内官佐亦为我军击毙，该机遗骸当经打捞，惟未尽净。昨日葭沚渡船老大癞头等十余人，竟又捞获翅铝质金属五十余斤云。”
1957年夏，海门曾组织对飞机进行打捞。原因是，椒江水位低时，飞机翅膀会露出水面，或刚好藏在水面下，经常碰坏附近船只，人们嫌它太碍事了。椒江区前所街道的杨祖兴，目睹了这场打捞的经过。当时他8岁，刚上小学，他父亲是浙江省海门航运公司打捞队的负责人。
他跟着父亲上了打捞船，在江中，见到单个飞机翅膀斜斜地穿出水面，颜色灰白。
下午退潮时，打捞开始。他父亲穿着宽大的潜水服，脑袋上扣着圆形金属头盔，头盔上连一根皮管子，腰间系根绳索，前胸后背都绑有铁块，跳入水中。船上有两人往皮管里打气，保证水下的人有足够的空气能呼吸。
杨祖兴趴在船沿上，等待着父亲回到船上，但父亲迟迟未上来。后来，雷声阵阵，豆大的雨点落下来。船上的人招呼他进舱躲雨，他执拗地抓着船沿一动不动直至他父亲浮上来。
飞机最后没打捞成功。以当年的设备条件，不可能把这架飞机打捞上来。水下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处理，让它不影响船只航行即可。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椒江人徐良友、丁云财等五人，在椒江里以打捞沉物为副业。葭沚的老码头，位于葭沚下街的出口，早年停泊着许多松木筏，人们乘木筏与椒江里的大船沟通来往。可一旦台风过境，木筏就被吞入江中，有些直沉水底。徐良友等人的“生意”，就是把江底的松木捞上来卖钱。
1981年夏天，他们在椒江底发现了那架飞机。对有日本飞机掉在江底的时，他们都略有所闻。几人合计把飞机捞上来试试。
他们计划退潮时，用粗绳子系在飞机尾部机翼上，等涨潮时借海水浮力，把飞机提上来。但飞机太重，绳子断了，打捞失败。不过几人也不是一无所获，绳子从飞机上拗下一块一米多长残片，被他们当废金属卖了。
至今，这架飞机仍沉在江底淤泥里，山县正乡的遗骸很可能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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