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香堂之上，香烟缭绕。供桌正中供奉的是“始祖洪英”之位，左右两侧依次排开的是四位先贤的牌位：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个新入会的兄弟跪在堂下，听着主香人念诵那代代相传的赞词，心中不免生出几分疑惑：这几位，不是前朝的大儒吗？怎么成了洪门的始祖？
一个江湖秘密组织，除了在两旁供奉传统的关圣帝君以昭忠义外，偏偏在始祖的核心席位上，请了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这本身就透着几分蹊跷，几分雅致，也透着几分深意。要理解这蹊跷，便要从洪门独特的“知识分子起源说”说起。
一、殷洪盛：从进士到“洪门始祖”
这个故事的开篇，要从一位叫殷洪盛的明朝进士说起。据洪门内部代代相传的秘籍——通常被称为《江湖海底》的手抄文本——记载，殷洪盛，字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生于明万历年间，崇祯四年（1631年）登进士第。他本是朝廷命官，身居庙堂，满腹经纶。倘若天下太平，他大约会顺着科举之路一路走下去，做一任清官，修几部方志，老死于牖下，留几篇墓志铭在人间。然而他赶上的不是太平岁月。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次年，清兵入关，南明弘光朝建立，殷洪盛奉大学士史可法之命，北上窥探清廷虚实。这一趟北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日后洪门的精神谱系。
据洪门《会簿》所述，殷洪盛一路北行，沿途遍访忠义之士。他先后见到了四位当世大儒：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四人分散在天南地北，各有各的际遇，但得知殷洪盛的来意，无不慷慨激昂。他们围坐一室，烛影摇曳，谈起国破家亡，谈起天下兴亡，谈得热泪纵横。正是在这样的聚谈中，殷洪盛提出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名为“汉留”的组织。所谓“汉留”，取“保留我汉民族一线生机”之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团体，而是一个肩负文化传承与民族救亡使命的秘密结社。
这便是洪门传说中“五先贤”（亦称“五始祖”）的由来。殷洪盛排在第一，被尊为“始祖洪英”。他的“洪英”二字，颇有讲究。“洪”取自朱元璋的年号“洪武”，暗示与明朝的正统血脉相连；“英”则取英雄、精英之意。也有一种说法，“洪英”本身就是“洪门英雄”的缩写。还有洪门古抄本记载，殷洪盛后来在顺治二年（1645年）的三叉河之役中战死，临终前将“洪门”大任托付给他人。无论在哪个版本中，他都是那个将分散的志士凝聚起来、提出“汉留”纲领的关键人物。
然而，史学界对殷洪盛的真实性普遍持怀疑态度。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在《中国洪门史》（2012年出版）中，专门设立“关于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天地会说”一节，对此进行了系统驳议。他指出，“殷洪盛”其人，不见于任何正史、方志或明清档案。崇祯四年的进士题名碑上没有他的名字，史可法的幕僚名单中也不见其踪影。天地会的参加者，在现存档案史料中绝大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并没有明朝遗老建立天地会的任何证据。换句话说，这是一位“被创造”的始祖。
但“被创造”并不等于“无意义”。这位虚构的进士，在洪门叙事中扮演着三重重要功能：其一，他连接了庙堂与江湖——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投身反清事业，赋予了洪门一种“体制内转向”的合法性；其二，他串联了四位大儒——正是通过他，傅山、顾炎武等人才被“拉进”洪门的谱系；其三，他提出了“汉留”——这个概念成了洪门的精神旗帜。因此，即使殷洪盛不是真人，他的叙事价值也丝毫不会减损。
二、四位大儒：气节的符号化
让我们逐一认识另外四位先贤。他们的真实生平，比传说更精彩。
傅山是明末清初最为特立独行的学者之一。他生于山西阳曲，博通经史、诸子、佛道，兼工诗文书画，还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放在今天，大约要被称为“斜杠青年”了。但他最令人感佩的，是他的气节。甲申国变之后，傅山穿上朱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以示不忘朱明。他曾秘密参与反清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却始终不降。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逼他出仕，他托病不去，甚至绝食相抗。据说康熙帝派人抬着他的床去应考，他躺在床上，就是不交卷。最后被放归山林，终身不仕清廷。他的字号“青主”，也是取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之意，暗含对故国的眷恋。
在洪门叙事中，傅山被塑造为一位智慧与忠义并重的长者，是“五先贤”中形象最丰满的一位。
顾炎武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早已写入中国人的民族基因。但很多人未必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的《日知录》——“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两回事。改朝换代是“亡国”，是君臣的事；而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文化断绝，才是“亡天下”，这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担当的责任。这种思想，为洪门的反抗行动提供了最宏大的正当性：他们反抗的不仅是清廷这个政权，更是对文化沦丧的抵死护卫。
顾炎武的反清活动贯穿其一生。他曾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失败后流亡北方，一边考察地理，一边联络志士，终身不仕清廷。他死后，被尊为清代儒学的开山鼻祖。洪门将他请进始祖行列，看中的正是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感召力。
黄宗羲的思想更为激荡。他是明末清初最具启蒙意识的学者，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他的《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还提出了限制君权、学校议政等超前的政治理念。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清末革命派的重要理论资源。
在抗清行动上，黄宗羲也毫不含糊。他变卖家产，组织“世忠营”抗清，兵败后隐居著书。清廷多次征召，他誓死不赴。洪门将他列为始祖，与其说是看中他的具体行动，不如说是看中他的思想锋芒——那种对专制统治的批判姿态，恰好符合洪门“反清”的精神底色。
王夫之是四人中最为孤绝的一位。他隐居在湖南衡阳的石船山下，自号“船山老人”，埋头著书四十年，留下了一百多种著作。他晚年贫病交加，连纸笔都买不起，仍坚持写作。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几乎无人知晓，直到清末才被革命党人发掘出来，一时洛阳纸贵。
王夫之的思想体系极为宏阔。他尊程朱而不墨守，推崇张载的“气本论”，对陆王心学的空疏也有所批评，确有“集大成”的气象。他的《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著作，将经学、史学、哲学熔于一炉。然而，洪门将他列入先贤谱系，看中的不是他经学的精深，而是他思想中“夷夏之辨”的锋芒。他的《黄书》中推崇黄帝之德，强调民族大义，被清末革命党人奉为精神旗帜。
王夫之的抗清活动同样壮烈。他曾举兵抗清，兵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后来见大势已去，才隐居著述。他终身“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出门打伞，穿厚底鞋，以这种近乎偏执的方式表达对故国的忠诚。这种决绝的姿态，正是洪门最为推崇的精神气质。至于其经学、史学的恢弘气象，则不是洪门关注的重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个秘密结社的香堂，毕竟不是岳麓书院的讲堂。
这四位大儒，各有各的遭遇，各有各的性情，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明末清初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明清鼎革之际选择了坚守气节、拒绝与新朝合作。
洪门将他们请进始祖谱系，并不需要证明他们真的参与过洪门的创建——因为洪门创建的真实时间也许远比他们生活的年代晚得多。这个举动本身，是一种“追认”，是一种“攀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认祖归宗”。洪门要告诉世人：我们的事业，不是什么鸡鸣狗盗之辈的苟且，而是这些大儒精神的延续。我们是游民，但我们心中装着天下。
三、“汉留”：清末革命党的文化倒灌
在殷洪盛的传说中，他提出的“汉留”二字，是整个知识分子起源说的点睛之笔。
“汉留”字面解释是“汉民族的留存”。按照洪门内部的解释，就是“保留我汉民族一线生机”。这个概念把洪门的宗旨从具体的“反清复明”提升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反清复明”终究是一个政治口号，着眼于改朝换代；而“汉留”则是一种文化使命，着眼于民族精神的延续。即使明朝不能复辟，只要汉族的文化血脉不断，希望就还在。这种使命感的升华，使得洪门超越了一般的帮会组织，获得了某种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性。
然而，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汉留”这一概念极有可能是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借用洪门力量时，进行的一场“文化倒灌”。早期的天地会（洪门）带有极强的互助与实用主义色彩，口号多为“顺天行道”或粗砺的“反满”。到了清末，章太炎、陶成章（著有《教会源流考》）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动员海内外帮会力量，开始用“汉留”和“五先贤”的叙事来给这个底层帮会“穿鞋戴帽”，赋予其高级的政治词汇。
这种倒灌恰好完成了帮会从“反满复明”到“振兴中华”的无缝对接。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海外致公堂将入会誓词改造为“振兴中华”时，能够顺水推舟，正是因为“汉留”和“五大儒”的叙事早已将洪门的宗旨锚定在了“民族文化存续”这个更高的层面。如果没有这一层文化包装，革命党人的动员恐怕会遇到极大的阶层隔阂。
四、“知识分子起源说”的形成与流传
一个细心的读者大约会问了：这个知识分子起源说是怎么来的？它只是洪门内部的自说自话，还是也有外部文献的记载？
事实上，“五先贤”谱系并非洪门内部唯一的始祖说法。洪门的起源传说多种多样，有的追溯到少林五祖，有的追溯到郑成功，有的追溯到万云龙。而以殷洪盛及四位大儒为始祖的说法，主要流传于清末民初两广、江浙一带的洪门部分支派。这一谱系在革命大潮中被知识分子系统化，并且在民国时期通过《洪门志》等公开出版物被广为人知。
1947年，朱琳编纂的《洪门志》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系统梳理了洪门的组织结构、帮规戒律、隐语暗号及香堂仪式，收录了洪门五祖、陈近南等历史人物事迹，其中便明确列出了五位始祖的名号。2010年，《洪门志》经江西教育出版社修订再版。这部书被学界称为研究洪门文化的“百科全书式”基础文献，但它并非一手档案，而是对洪门内部口述、抄本材料的整理与诠释。因此，“五先贤”谱系在《洪门志》中的定型，恰恰印证了这一传说在清末民初革命大潮中最终成熟的轨迹。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五、建构的“始祖”，真实的精神
行文至此，大约可以回到开篇的疑问了：这些“先贤”到底有没有真的参与洪门创立？
坦率地说，史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否定的。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萧一山、罗尔纲等学者就通过大量档案考证，倾向于认为天地会（洪门）的起源不早于清初。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提出“康熙说”，认为天地会是清初明朝遗老创立的精英组织，这一说法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也为“五先贤说”提供了土壤。但后来的蔡少卿、秦宝琦等学者进一步系统论证了“乾隆说”，指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的僧人郑开（洪二和尚）。如果“乾隆说”成立，那么五位大儒的时代与天地会实际创立的时间之间，隔了将近一百年。大儒们绝无可能在世时参与洪门的创建。
那么，“知识分子起源说”是怎么来的呢？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这个谱系是洪门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升自身合法性和文化地位而逐步建构出来的。洪门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都是明末清初最具声望、最有气节的大学者，请他们做始祖，就等于请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洪门背书。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借势”。
但是，故事的“虚假”并不等于故事的“无意义”。正如荷兰汉学家田海在《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所言，天地会的仪式和神话，最核心的功能是“在原本缺乏共同身份的成员之间创造一种认同”。这五位大儒被供奉在香堂上，每一次祭祀、每一次诵读他们的名字，都是在告诉洪门兄弟：我们的血脉传承自这些顶天立地的读书人，我们的事业是天下兴亡的事业。这种精神上的凝聚，远比历史事实上的真伪更为重要。
因此，我宁愿这样来理解“五先贤”：他们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真实精神，被后人以一种不太真实的方式，“请”进了一座江湖组织的香堂。这种做法或许在史学上站不住脚，但在文化上却意味深长。它折射出洪门——这个主要由底层游民构成的秘密结社——内心深处的自我期许：他们不愿只做草莽，他们想成为担当天下的义士。
作者：徐浩（Hume），致公党员，现任澳门国际青年智库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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