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1日下午，南京雨花台前沿阵地被密集的炮弹炸得沟壑纵横，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与血腥味，88师262旅524团2营营长黄齐倒在阵地上，左腰部被日军弹片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鲜血浸透了他的军服和身下的泥土，怎么捂都捂不住。
周围是残破的工事和散落的弹壳，远处日军的炮击仍在继续，整个阵地已经陷入最后的混乱。
军官出身的黄齐，并非等闲之辈，他毕业于民国时期的高等学府，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本可以留在后方担任安稳的职务，但他选择了一线战场。
他属于国军精锐德械师88师，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少数几支受过德式训练、配发德式钢盔和武器的王牌部队之一，淞沪会战中，88师浴血奋战三个月，伤亡惨重，退守南京后还未及休整，便投入了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日军兵分三路逼近南京，88师奉命防守中华门、雨花台一带，这是南京城南防线的核心阵地。
12月9日，日军对雨花台阵地发起猛攻，262旅在旅长朱赤的率领下依托工事坚决阻击，日军的进攻极其猛烈，飞机、坦克、大炮轮番轰炸，步兵则一波接一波地冲锋，262旅的官兵们在废墟中与敌人反复肉搏，阵地多次易手。
12月10日，雨花台阵地迎来日军总攻，朱赤旅长在前线指挥时身负重伤，但他拒绝后撤，手持轻机枪向敌群扫射，最终壮烈殉国。
朱赤倒下后，524团团长韩宪元接替指挥，继续率领官兵抵抗，日军炮火过于密集，韩宪元也很快遭遇炮击，壮烈牺牲，旅长和团长接连殉国，262旅的建制几乎被打没了，团以下军官伤亡过半，士兵们的士气面临崩溃的危险。
12月11日上午，2营营长黄齐把机枪连特务长武干卿叫到跟前，对他说：“我手下的连长都牺牲了，武干卿，现在机枪连归你指挥，”武干卿大声回答“是”，随即跑步返回阵地，黄齐自己则继续留在最前沿观察敌情，组织剩余兵力构筑最后的防线，此时，他的营已伤亡殆尽，弹药所剩无几，援军迟迟不到。
当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一个噩耗传来：黄齐营长遭遇日军炮击，快要不行了，武干卿匆忙赶往营部，只见黄齐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左腰部被弹片炸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虽然进行了简易包扎，但因伤口过大，血根本止不住。
武干卿走上前去，用手试图堵住伤口，但鲜血仍从指缝间涌出，他的双手很快被染红，黄齐浑身是血，承受着剧烈的痛苦，却仍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武干卿跪在他身边，想要把他扶起来，黄齐摇了摇头，他已经感觉到生命正在迅速流逝，身体越来越冷，他知道自己伤势过重，在缺乏药品和手术条件的阵地上绝无生还可能，更令他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落入日军手中，当时日军对伤员和俘虏极其残暴，被俘的中国军人往往会被虐杀示众，生不如死。
“武连长，我痛得受不了了，你补我一枪，补我一枪吧，”黄齐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武干卿说道，武干卿听到这句话，内心遭受着强烈的冲击，当兵的人不怕死，但亲手下手打死自己敬重的长官，这种情感的折磨比战场上挨一枪更难承受，他含着泪果断拒绝：“那不行，我不能打自己人啊。”
武干卿示意旁边的士兵帮忙把黄齐扶起来，试图将他抬下阵地，可就在士兵伸手搀扶时，黄齐捂在伤口上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大量的血随之从伤口中喷涌而出，黄齐营长就这样在阵地上壮烈牺牲，至死没有闭上眼睛。
黄齐牺牲后，武干卿和其他战士含着热泪，用身上穿着的棉衣覆盖住营长的遗体，以此寄托战友最后的温暖，之后他们穿上日军的血衣御寒，牢记着黄齐最后的嘱托，尽管上级军官损失殆尽，524团残部仍然进行了殊死抵抗，在与上级失去联络且没有增援的情况下，被迫分散撤离，且战且退。
黄齐放弃了苟且偷生的机会，在旅部和团部都已混乱、上级军官全部阵亡的情况下，作为基层指挥官的他，本有机会在大部队溃散时寻找机会撤离，甚至有可能被部下强行拖下阵地。
但他选择留在雨花台前沿，用生命执行那早已不可能完成的死守命令，他决绝地拒绝了可能丧失尊严的生路，在一个个身负重伤的时刻，选择了与南京共存亡。
血战4天后，524团大部覆没，部队建制崩溃，除少数幸存者外，大部分官兵以死报国，朱赤、韩宪元、黄齐等人的名字，与那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一道，没有被历史掩埋，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继续抗战。
黄齐营长的那一声“补我一枪”的悲壮嘱托，不是怯懦，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一个中国军人刺破灵魂、回响于天地之间的决绝之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雨花台上再也没有了枪声，但那些倒下的中国军人的尸骨，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永远提醒着每一位华夏儿女：先辈们曾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用血肉之躯撑起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底线。
黄齐营长没能活着走下阵地，他的遗体最终安葬在南京郊外，没有人知道他具体的墓地在哪，但他的故事被战友口口相传，传到了今天，他不是一个人，他是那场战争中成千上万倒下的中国军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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