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相比，胡适充其量不过“文学爱好者”；但胡适人格显然更“健全”，看不到病态|冯友兰|文学|钱穆

我总以为，就文学造诣来说，与鲁迅相比，胡适充其量不过一介“文学爱好者”；但要论比人格，胡适的性格显然又更加“健全”，看不到一丝病态，非常健康，很难找到瑕疵，而鲁迅就很不好说了。今人喜欢谈“鲁胡优劣论”，我以为这是最重要的两点认知基础，而且都没必要争论，因为都是特别显而易见的事实。

胡适遗物

在文学乃至学术这一块，胡适是有先天短板的，那就是他缺乏“家学”。他出身安徽乡下，是小地上的人，那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又远非江浙可比，最重要的是祖上不是种田就是做小生意的，到了他爹这一代，好歹发愤图强读些书，可自始至终都没功名，努力半生不过博得一秀才，终其生也没搞出什么事业，可谓郁郁不得志，是那个时代非常底层的“小读书人”。由于他爹常年在外谋生，胡适自小也没得到什么“过庭之训”，生平读过的“第一本书”不过他老爹自编的甚浅甚陋的四言韵文，传统文化的底子是非常薄的，所以自传说待学堂九年一篇《盘庚》都总“读不熟”。但胡适资质甚高是肯定的，据说三岁就认得七八百个字了，连惯于黑他的江勇振都不得不承认老胡是“天才”（《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早在1927年，西方首席汉学家韦利接触过一段胡适后，就惊呼他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但也认为他的聪明不是“教育与后天的产物，只能说是天赋异禀”，并且明言胡适“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但根本等于是西方人”。现在回看，韦利的观察真是很厉害的。

所以尽管胡适后来风云际会，仅仅27岁就当上了北大教授，还是学术中心里声名籍甚的头号网红，可内心还是很自卑的。也所以，彼时学界祭酒蔡元培给他的第一本书作序，误以为他出自绩溪学术世家“金紫胡”那一脉，胡适也故意不吭声，将错就错，借此自我贴金（这也是他一生名心甚重的表现，需要立名扬万时，就不要什么“朴学方法与实证主义”了，他公开的一大信条就是“努力做学阀”）。相比之下，鲁迅来自“名士之乡”浙江绍兴，还是府城内的书香人家，家族世代读书，不仅爷爷是翰林，族中长辈翰林进士也是一大把，家门口常年挂着一副牌匾，上书“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所以他一开始的“家学”就不容小觑，刚识字那会就得到翰林祖父指点读白居易、陆游、李白、杜甫、韩愈，包括一堆经史子集，不仅家里都有，上街也随便能买到。胡适与胡适，就出身、家境、生长环境、以及教育背景来说，不说完全不同，也可说是天差地别的，尤其是传统学问方面。用如今的观念看，胡适倒是标准的“小镇做题家”，而鲁迅是“江南世家子弟”，一开始的受教育方向就大相径庭。要再引申开玩笑，胡适与鲁迅的起点，就相当于衡水中学VS北京四中了。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想，胡适尽管“输在起跑线上”，却能如此翻盘逆袭，正也可见他的厉害之处，似乎更可佩可敬。

在后来，胡适即便“暴得大名”，可也有自知之明，明白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都有短板。在北大那帮同事里头，尤其是较之“周氏兄弟”，自己那点储备实在可怜，所以他很聪明地不碰“硬学问”，于传统朴学文献考据诗词书法之类无非打擦点边球，这些方面的储备一开始都不如傅斯年顾颉刚这帮大一大二学生，他是适时转向引进“新方法”，尤其是带头“反思传统”那一套的前所未有的彻底启蒙架势，可说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界“最强音”，是行业“革命精神”的“带头大哥”，从而站在“国民导师”的第一线。1931年，胡适重返北大授课，哲学系大二学生牟宗三一听，就知道他是外行，而且深悉他的“门面活”套路，认为胡适征引文献时基本不解释，因为到底是否看懂了他需要“藏拙”，而一旦需要“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实际上，牟宗三认为胡适的学问是很虚的，也懂得掩饰，外行容易迷惑。

直到1961年4月27日，牟宗三在给学生蔡仁厚的信中，还继续鄙夷其人其学，“对于胡适一类人，我们可根本不理。他的话有什么可征引处？这种人也值不得骂，也值不得征引。我们的层次境界和他完全不同”。胡适的西学，也不一定功底扎实，金岳霖就说胡适讲中国思想史无非“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中国哲学史大纲》遮住封面都会以为作者不过是一个美国人。而从《胡适留学日记》可知，胡老师在美那些年，并未曾在读书上下过多少功夫，是比较爱玩好热闹的人，与韦莲司花前月下的光阴所费估计都比读书时间还多，忙到在外上厕所时才突击看点速成小册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以，冯友兰刚从河南乡下考上北大时，听着胡老师满口哈佛哥大杜威柏格森，全都是从未听过的新名词新概念，也是崇拜的不得了，可待他多年后犹如青蛙跳出了深井，也跑到欧美见识一番后，对胡老师的观感就完全变了，胡适也很忌惮他，晓得人家能看穿把戏。胡适与冯友兰的过节，得从这方面去思索，才会理清其中微妙。

可以客观地说，以现在的眼光看，胡适的学识、才情都是很有限的，至少功底远难称一流。但他胜在聪明，开风气，善于造势，乐携后进，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且生平理念大抵能一以贯之，既追随者众，也引领了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学上的新风气，甚至按照葛兆光的说法，我们至今都还站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这才是胡适真正厉害与可怕的地方。但若还是公正地说，起码在文学这个领域，鲁迅是实在看不上胡适的。而胡适的文学趣味，也确实只能欣赏点二三流的东西。胡适不大懂文学，他说《红楼》不入流，说莎士比亚“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说杜甫的律诗都不咋滴集中那些“打油诗”反倒是“老杜的真好处”；同时，他又是最推重易卜生、《醒世姻缘传》这等层次的文学作品的。我想，诸如此类似也不难窥见他的文学趣味与眼光，大体是偏向二三流的。当初，《白话文学史》一出来，朱光潜就直接“炮轰”，发出了著名的“三大惊讶”；后面胡适又鼓捣了一部“词选”，龙榆生看后就说，老胡看重的清一色都是浅白近滑者，真正好的诸阙“反被遗弃”，也都是剑指他的文学眼光不行。在那个年代，在民国那批人里，无论拼学术功底，还是比文学水平，胡适确实是较差的，这不是要故意埋汰他。

所以胡适写诗，无论白话还是旧体，都一塌糊涂，在林琴南夏承焘龙榆生这些行家眼中，简直是个笑料谈资；他写文章，古文白话，也只能文从字顺一白如水，文采于他只怕是不能而非不为也；他想尝试写点戏剧与小说，在当时看来都是小儿科水准，如今更不堪卒读。举凡此类都是他的短板。至少在文学这一块，胡适之所以名声大噪，按现在的话来说，只怕主要吃的是“时代红利”，又摸准了“信息差”。而鲁迅就不一样了，他才力浩大，夐出前辈，文章诗词自然好到无需论证，他评点中国传统诗文、小说，以及西方作家，眼光始终在线，论述极少失手过，除了晚期出于意识形态偏好也确实点了好几位并不太行的左翼作家。但不管怎么说，当鲁迅在精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日，胡适的最高志向还是要成为“中国的马志尼”。我以为，胡适论及学术，真正比较有系统，而且真迥出时流的，毕生都在政治学。这方面素养比他好的，见识比他高的，20世纪中国都找不出几个。想他在康奈尔转系后，几门政治学课程全都在80分以上高分，分数也最稳定（最高是心理学，92分；次为“中国思想史”，90分）。一言概括，胡适是那个时代新风气的创造者，绝非传统的经师型人物。他绝顶聪明，他风度翩翩，他口才便给，他极早出洋见过世面，他掌握了国际学术界第一手新讯息，回来就把“故国人民”震得不要不要的。

但另一方面，从“人格”方面来说，应该可以承认，胡适是“健康”得多的，不似鲁迅有许多“病态”，内心也有很多阴暗面，屡屡疑神疑鬼，乃至不免刻薄。我想，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因为两人出身家庭与生长环境不一样，尤其是童年时代的处境，实在是天差地别的：一个终其生受到“原生家庭”之痛纠缠而无法尽解，一个是每每想到家庭都是暖意，导致双方“人格”的底色是很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人的眼中，鲁迅无疑是个怪人，不好接触，冷峻严肃，不近人情，随时可能翻脸，所以多数人只是敬而远之；而胡适可说恰恰相反，一辈子从未与人红过脸，永远笑呵呵，待人接物永远周到妥帖，“我的朋友胡适之”是那个时代的“及时雨宋公明”，让人至感温暖。所以鲁迅一生都惦记着“复仇”，而胡适念兹在兹都是如何“爱天下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圈名流准名流，没有得到胡适恩惠的可说极少；但如果恰与鲁迅熟悉的，最后不闹到翻脸或陌路的，也是极少。单单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人性情上与为人处世上的巨大差异。比如，他推举“政敌”郭沫若当“院士”，后面又确实推举“学敌”钱穆当“院士”，从现有资料看都是很诚心的。胡适这种人，这么会做人、懂人心，其实做什么行当都能成就的，亢极之悔、穷高之凶都不存在，所谓“富贵功成、文章名遂”，不过水到渠成而已。或许也可以说，胡适之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胡雪岩。

这种胸怀与手段，只怕鲁迅就做不到，或者说即便“收拢人心做模样”，鲁迅也做不来。鲁迅是对后辈中的忠诚门徒好一点，此外就难说了。别的且不论，朱安那个事，我以为鲁迅就做的不厚道，亦与生平标榜的理念严重冲突。近读梁思薇《梁宗岱、沉樱与我》（歷史文化學社2025年版），恰好看到一则相似公案，说是1934年时分，粤籍文化名流梁宗岱曾让老家“名义发妻”何氏状告，结果法庭判处梁败诉，只能乖乖掏出两千大洋“赡养费”了事；而在此前的1922年，徐志摩逼迫同样是“发妻”的张幼仪离婚，“赡养费”是5000千大洋，徐申如还要每月寄送300大洋供张开销，最后徐家分家产，张幼仪又拿到三分之一巨额家产。现在回想，彼时的朱安是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状告鲁迅的，是否可以顺利“拆散”许广平不知道，起码她可以拿到很大一笔赔偿，甚至足以安稳度过余生，而无需至死既无名又无分，还得整天寸步不移伺候婆婆鲁瑞，活像了一个免费保姆，如此“恸哭一生休”。平心而论，这不能不说是鲁迅为人上的缺陷，不如胡适。你要诛心说胡适爱表演，但人家也表演了一辈子“好人”，如此彻底一致，民国时代那也是找不出第二人的。所以如何评价胡适之，我以为迄今为止还是余潜山说的最到位。他说，“尽管（胡）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了不得，像我的老师都讨厌他，但是二十世纪真能继承以道抗势传统的，他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所以不管你怎么骂胡适，他有他了不得的地方，至少在提携后进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钱穆很讨厌胡适，可钱穆的高足诸如余潜山严耕望们，感情上倒是更亲近胡适，殊堪玩味。前些年，我听林安梧说，余潜山是钱宾四的学生，但余其实钦佩与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这观察就很到位。

要我说，胡适与鲁迅这两人，就性格而言，可说一个似冰，一个如火，一个冰冷无比，另一个则热情到让人受宠若惊。归根到底，这是两人童年时代得到的不一样，乃至完全相悖：鲁迅是饱受世间人情冷暖，小小年纪内心就千疮百孔，多少泪与恨都积压在心里，无人诉说；而胡适呢，徽州乡下犹如世外桃源，他母亲又只有他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加上兄长都大他许多，没什么家庭矛盾，生活上虽不富可也不太缺钱，所以胡适是在一种温室一般的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人，他的性格就是很美好的，很健康的，似乎毫无黑点那种。所以鲁迅更像是诗人性情，易怒，冲动，嬉笑怒骂，写文章都是在排毒，毕生更到处得罪人，最后连亲兄弟都不相往来了；而胡适更接近学者气质，理性，严谨，平和，同时也长袖善舞，处世圆融，天下谁人不识，四海皆兄弟也。鲁迅瞧不起胡适，认为他和稀泥，会做人，不免乡愿；而胡适晚年，对鲁迅表示钦佩的同时，也惋惜他太浪费生命了，将大量时间耗在人事纷争之上不值得，取瑟而歌很委婉了。这种看法分歧，根底上到底还是两人性格太不一样了，看世界也差异也很大。实际上，这两人都是很光明磊落之人，彼时算不折不扣的“同道中人”，可就是因为性格分歧，致使许多由此生发的理念也多不一致，只能分道扬镳，恩断义绝。这自然是很可惜的。民国时代文化思想界的“双子星座”，居然要闹到决裂，好比李白杜甫日后不惟“好朋友”做不成，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怎能不让人感慨以及惋惜呢？

所以，我是一直认为，“鲁胡优劣论”是个伪命题，是本无其事偏要制造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文学”与“学术”上的事，我们应该尽量听从鲁迅的意见；而至于“做人”与“政治学”方面，我想还是应该多学习胡适吧。从这一点看，我是赞成今后的中小学课本，多选胡适而少选点鲁迅；不过到了成人之后，又应该多读鲁迅，放下胡适也无所谓的，因为“文学家”鲁迅的文章真是越读越新，而作为“准思想家”或“启蒙大师”的胡适，那些东西其实早就是常识，现在人读不读早无所谓了——他身后最重要的“文集”，其实是《胡適日記全集》。而且，以老胡糟糕的文学水准，那些味如嚼蜡的文章，有心人即便想读，只怕也读不下来的。很惭愧，我自己的胡适作品阅读，大部分都是中学时代读的，也就那个生冷荤素不忌连《知音》周国平巴金都能看到韦编三绝的年龄段，才忍受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