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的结果之一，是有人要逃亡。
《春秋左传》再换个名字，也可以叫《春秋流亡史》。
数一数《春秋左传》里有多少个“奔”、“出”、“亡”字，就知道此言不虚。
跟内乱通常由一国之中有地位、有份量的人物发动不同，——春秋时期，普通民众要么是内乱的围观者，要么是内乱的“炮灰”，还未能成为内乱的主导者（什么时候能？）——出逃和流亡，则是一国之中各色人等皆有可能碰上的命运，上至天子，下到黎民，中间包括公卿大夫士。海子有句诗说：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以梦为马》）
就是人多且杂的意思。
这也是出逃和流亡的景象。
下层民众的出逃和流亡，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春秋以前（含春秋），奴隶和罪犯是其中的主力军，如果出逃之前不是罪犯，一出逃也就成了罪犯。《尚书》中有“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牧誓》）、“臣妾逋逃”（《费逃》）等句子。《诗经 硕鼠》中的名句“逝将去女”，有人说也是指奴隶，但既是诗句，所反映的恐怕已不止是奴隶的声音。到了孔子的时代，纯粹平民的流动，早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道德经》里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今天有人解释为“人民若生活幸福，就不会想着去移民他国。”解得对不对不知道，但看了会让人一笑，是真的。
不过，孔子时代，最吸引人眼球的出逃和流亡，还是上层人物。
伍子胥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熟悉的逃亡者。“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虽然出逃时的伍子胥本人，充其量只是个贵族青年，但他的父祖，曾是楚国颇有声名和根基的高层人物。
“昭公暴动”失败后，鲁昭公随即和他的革命同志一道，逃出了鲁国首都，在外生活了七、八年，直到昭公本人客死他乡，故事才算曲终人散。
孔子很早就有移居他国（齐国）的想法，据说是由于晏婴的作梗而功亏一篑。当然，这种移居能否被看作流亡，很成问题。正如孔子后来的周游列国，也不好说就是流亡生涯，不过要说跟流亡毫不沾边，好像也不是。
孔子勉强也可以算是上层人士吧。
出逃和流亡，在一般人印象中，总跟命运悲惨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出逃和流亡，还有另一面，简单说，就是它也可能是一种颇有前途的抉择。
这一点，孔子以前的几个故事，似乎更典型些。
陈国公子完流亡齐国，当即受到齐桓公的厚待，先是想让他为卿，被公子完辞谢了，又改任命为工业部长，——齐国的工业部长可不是闲职，它是国民经济命脉所在，齐桓公称霸就指着它了。三百年后，公子完的后代成了齐国的新主人，整个齐国都成了他们家的。
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先后受到齐宋楚秦等国的款待，成为他日后即位的重要政治资本。
郑公子兰流亡晋国时，受到晋文公的“爱幸”（司马迁语），后在晋国武力护送下，登位为郑穆公。
延及孔子时代，这种传统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
伍子胥流亡吴国，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孙武据说也是流亡而来）
鲁昭公七年，郑国 罕朔（杀罕魋后）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就是向子产请教，该给罕朔一个什么职位？子产“劈里啪啦”一通掰扯，最后“宣子为子产之敏也，使（罕朔）从嬖大夫。”（《左传》）——让他随了下大夫的班位（杨伯峻译）。
可见，至少从春秋时起，对于“起义投诚者”，就有了给予官位、级别和待遇的考量和做法。即使像罕朔这样带罪（杀人）而来，同样也能位列班次。
蔡国声子与楚国令尹子木，于鲁襄公二十六年（前 547 ）有过一番巨长的对话，其中说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两湖人士往往把它修改成“惟楚有材”，后四个字也悄悄省略了），这里要问一句：那些楚材们，是怎么为晋“实用”的？不是出逃和投奔，难道会是租借？
一个地方不断有人出逃，说明它已不适宜人居。
整个春秋，除极少数特例外，如鲁国的庆父，宋国的猛获和南宫万等，很少出现遣返流亡者的情况， 最不济，也是礼送出境。齐国庆封逃亡鲁国，鲁国迫于齐国压力，送庆封出境，遂改而奔吴。庆封到吴国后，一度过得十分滋润，引起鲁人的疑惑。最后意外殒命，成为楚灵王政治野心和拙劣做秀的装饰物。
这种善待流亡者的传统，从全球角度看，基本延续到了今天。
出逃和流亡在春秋盛极一时，成为时代特有标志之一。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一现象在中国大地上渐渐销声匿迹，很显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除非是王朝更迭之际，流亡基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秦汉到清初，最有名的流亡者，大概要数死在日本的朱舜水。流亡现象在中国的群体性重现，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太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彼时，中国似乎才重新回到周王朝时的“天下”状态，——这个“天下”，已名副其实扩展到整个地球。美国成了晋国，日本成为吴国，幻化为新世纪的逋逃者的天堂。
558 年，郑国尉氏、司氏叛乱的残余分子待在宋国。郑国人由于公孙夏、伯有、子产的缘故，用一百六十匹马和师茷、师慧两位乐师作为财礼送给宋国，又以公孙黑为人质。宋国正卿乐喜把堵女父、尉翩、司齐交给了郑国，把认为有才能的司臣放走了。郑国人把这三人剁成了肉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