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的尸体被抬走时，高小琴跪在地上，手指在血泊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信纸。
信上只有三行字，歪歪扭扭，像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的。“豆豆不是我的孩子。那年招待所，给你开门的那个人……你要找到他。我欠他一条命。”
高小琴的手抖得拿不住信纸。
十七年了，她刻意抹去那晚的记忆，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有一件事她骗不了自己——豆豆笑起来的时候，左边那颗虎牙，不是祁家人会有的。
葬礼第二天，刑警宋光明在整理祁同伟遗物时，发现一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人咧嘴笑着，露出的正是那颗虎牙。
高小琴盯着照片，脸色惨白。这个人，她根本不认识。
01
祁同伟的追悼会来了很多人，花圈从灵堂里摆到院子外。
高小琴站在遗体旁边，穿一身黑，脸上没什么表情。
有人扶她，她就站直，有人跟她说话，她就点头。
旁边几个女人小声嘀咕：“怎么一滴眼泪都不掉，这女人心真硬。”
她听到了，没解释。
眼泪掉不出来的时候，比能哭出来更难受。胸口像塞了一团沾湿的棉花，堵得喘不上气。
豆豆被外婆领回家去了。八岁的孩子还不懂死亡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爸爸躺在玻璃棺材里，再也不会醒。
追悼会结束，遗体要送去火化。
高小琴跟着担架走到门口，殡仪馆的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一股冷气扑过来。工作人员要把遗体抬上车，高小琴忽然伸手拦住了。
“等一下。”
她弯下腰，从祁同伟的衣领里翻出那枚结婚戒指。银白色的圈，戴了十几年，磨得发亮。她摘下来攥在手心里，低头看着那张已经僵硬的脸。
“你什么都瞒着我，”她声音很轻，“连死都不跟我说一声。”
工作人员等她说完，才把遗体推进去。车门关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高小琴站在原地，看着车开走，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两滴，落在水泥地上，很快就被风吹干了。
回到家里，高小琴把祁同伟的遗物装进一个纸箱。
衣服、手表、钥匙、几本工作笔记。
她一样一样往外拿，拿到最底下时，手指触到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口没封，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折叠的纸。
照片发黄，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招待所的制服，咧嘴笑着，露出一颗虎牙。
高小琴翻过来，照片背面没有字。她又去看那张纸，上面是祁同伟的字迹，写着一个人名和地址。
赵伟成。
县招待所，十七年前。地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每个月500元，十七年没断。”
高小琴拿着那张纸，手开始发抖。
她记起来了。那件工装，那个门厅，那杯热水。但那个人的脸，她怎么也想不起来。
她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照片，把照片上的人的脸一点一点刻进脑子里。高小琴忽然想到什么，她冲到豆豆的房间，推开门。
豆豆趴在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祁同伟的照片。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梦里笑。
高小琴走过去，轻轻掰开孩子的嘴，露出左边那颗小虎牙。
跟照片上那个人，一模一样。
02
十七年前的夏天，高小琴二十二岁，在县纺织厂当临时工。
那家厂的效益还不错，几百号工人，三班倒。
高小琴上的是夜班，深更半夜，车间里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得耳朵疼。
她站在流水线旁边，手里不停地拧着纱线，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厂长姓孙，叫孙桂生，五十多岁，胖墩墩的，挺着个啤酒肚。他儿子叫孙志强，二十七八岁，在厂里挂了个闲职，整天游手好闲。
孙志强第一次见到高小琴，是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高小琴下了白班，穿着件花衬衫，扎着马尾辫，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冰棍。孙志强正好从里面出来，看到高小琴，眼睛一下就亮了。
“你是厂里的？”他凑过来，“我怎么没见过你？”
高小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拿着冰棍走了。
从那天开始，孙志强就像苍蝇一样缠着她。
高小琴换衣服的时候，他在外面晃荡。
她下班走夜路，他骑个自行车跟在后面。
车间里别人都烦他，但他是厂长的儿子，没人敢说什么。
高小琴跟组长提过几次，组长叹了口气：“忍忍吧，熬过试用期再说。”
那天下暴雨，车间里所有人都走光了。高小琴最后一个收拾工具，刚走到门口，一只手就从背后伸过来，捂住了她的嘴。
孙志强把她拖进了仓库。
高小琴拼命挣扎，指甲恨不得掐进他肉里。孙志强脸上被挠了好几道血印子，他也急了眼，抬手就是一巴掌。
高小琴被打得头晕眼花，但他太沉了，怎么也推不开。
情急之下，高小琴张嘴一口咬在他肩膀上。孙志强疼得叫了一声，手松了。高小琴一脚踹在他肚子上，翻身就往外跑。
她跑出仓库，跑过厂区大院，一直跑到街上。
暴雨浇下来，浇得她浑身湿透。
她不敢回头，怕孙志强追上来。
她也不知道该往哪跑，家在城东，太远了，她这个样子，也回不了家。
她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县招待所”四个字，亮着昏黄的灯。
高小琴跑过去，拍了几下门，没人应。她又拍，声音越来越急。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年轻的脸。
那人看到她，愣住了。高小琴站在雨里，浑身湿透，衣服被撕破了，脸上还有巴掌印。她抱着胸口，嘴唇发白，说不出话。
那人什么都没问，把门拉开，侧身让她进来。
03
招待所的门厅很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个老式挂钟。
那人让她坐下，转身去倒了杯热水，递过去。
高小琴接过来，手还在抖。
“你别怕，”那人在她对面坐下，“我这没人来，就我一个值班的。”
高小琴低着头，没说话。热水冒出来的蒸汽扑在脸上，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那人又站起来，走回值班室，拿出一件工装。旧的，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他递过去：“换上吧，别冻着。”
高小琴抬头看了他一眼。二十出头，黑黑瘦瘦，长得很普通，但眼神很干净。
她接过工装，去厕所换了。衣服太大了，袖子挽了好几道，下摆遮到大腿。她把自己那件破烂的衣服叠好，放在洗手台上。
回到门厅，那人还坐在那里。看到她出来，他没多问什么，只是说：“你睡我那屋吧，我在这值夜。”
高小琴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谢谢你。”
“没事，”那人咧嘴笑了下，露出一颗虎牙，“谁还没个难处。”
高小琴走进值班室，门虚掩着。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本翻旧的小说。她坐到床上，抱着膝盖，听到外面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她一夜没睡。
天亮之前，高小琴把工装叠好，放在被子上面。她打开门，那人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很轻。
她没叫醒他，悄悄拉开门走了。
那天之后，高小琴辞了纺织厂的工作。
她没跟任何人说那晚的事，也不敢报案。那个年代，这种事传出去，丢人的是女人。她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一个星期没出门。
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高小琴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她一个人坐在卫生所门口，手里的检验单被捏得皱巴巴的。她想把孩子打掉，但她兜里没多少钱，也不敢去正经医院。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祁同伟出现了。
祁同伟是县司法局的一个干部，长得周正，说话办事也利索。
他家条件不错，父亲是退休教师，母亲在家做点小生意。
他以前在纺织厂检查工作时见过高小琴几面，一直对她有好感。
他听到高小琴辞职的消息，找上门来。
高小琴那天正在出租屋里煮面条，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祁同伟站在外面，手里拎着水果。
“听说你辞职了，”他站在门口，笑得有些局促，“我来看看你。”
高小琴没让他进屋，站在门口说话。她以为他只是来关心一下，没成想祁同伟直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小琴，我追你也有段时间了，”他深吸一口气，“你要是觉得我行，咱们就把事办了。”
高小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
她想，这个男人听完这句话，应该会掉头就走。
没想到祁同伟愣了几秒，问她：“谁的？”
高小琴没回答，只是低下头。祁同伟没再追问，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蹲下来，仰着脸看她。他眼眶有点红，但语气很平静。
“孩子跟我姓，”他说，“这辈子，我当亲生的养。”
04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县城一个小饭店里摆了几桌，都是亲戚朋友。
高小琴穿着件红裙子，化了点妆，站在门口迎客。
她没什么精神，只是机械地笑着，说着“谢谢”。
肚子已经有些显怀了，好在那时候她穿得宽松，看不大出来。
快到中午的时候，宾客都来得差不多了。祁同伟在院子里招呼人，帮她招待几桌同事。
高小琴靠在门框上，想歇口气。就在这时，她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人。
是那晚的门童。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捧着一个红包，站在马路牙子上。他看到高小琴，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过来。
高小琴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祁同伟走过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脸上的笑还没收住，就僵住了。
他盯着马路对面那个人，脸色变了。
那个人也认出了祁同伟，往后退了几步，转身走了。
“你认识他？”高小琴问。
祁同伟回过神来，笑了一下：“不认识，可能是走错地方了。”
高小琴没再追问。她也不想追问。
婚后第三个月，祁同伟偷偷去了县招待所。
他知道那件事迟早得有个说法。他打听到那个门童叫赵伟成，二十六岁，当了三年临时工，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块，一个人住在招待所的杂物间里。
祁同伟找到他的时候，赵伟成正蹲在招待所门口抽烟。
“你是赵伟成？”祁同伟直接问。
赵伟成抬头看了他一眼，认出是婚礼上那个男人。他把烟掐了，站起来说：“是我。”
祁同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里是三千块钱，你拿着。”
赵伟成没接手：“什么意思？”
“那晚的事，你什么都别说。”祁同伟说，“拿着这钱，换份工作也行，找个对象也行。以后就当作不认识我们。”
赵伟成接过信封掂了掂，然后咧嘴笑了一下：“你放心，那晚我什么都没看见。”
赵伟成拿着钱回了招待所。
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有人举报他偷了客人的东西。
赵伟成解释了半天，所长根本不信。
最后从他床底下翻出那个信封，所长一口咬定这是赃款。
赵伟成被开除了。那三千块钱，所长没收了。
赵伟成收拾东西回了乡下。他不敢告诉母亲自己是被开除的，只说招待所裁员。母亲叹了口气，没多说什么，但第二天就病倒了，高烧不退。
乡下医疗条件差，拖了几天，母亲的烧一直没退。等送到县医院的时候，已经转成了脑溢血。人虽然救回来了，但半边身子瘫了，说话也说不清楚。
赵伟成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回来伺候母亲。母亲瘫了三年，他就在床前守了三年，每天给母亲翻身擦背，喂饭喂药。
第三年冬天，母亲走了。
临终之前，老人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话：“伟成啊，你什么时候娶个媳妇，让我闭眼。”
赵伟成跪在床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闭上眼睛那天，赵伟成没哭。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他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
05
祁同伟做噩梦了。
梦里母亲问他：“你把钱给别人了，你的家怎么办？你的孩子怎么办？”
祁同伟从床上坐起来，满头冷汗。他侧头看了一眼旁边的高小琴，她蜷着身子睡得正香。自从生了孩子，她一直睡不好，难得能睡个整觉。
孩子也在摇篮里睡着了，攥着小拳头，发出细细的鼾声。
祁同伟盯着那张小脸，看了很久。
孩子长得不像他，也不怎么像高小琴。笑起来的时候，露出左边一颗小虎牙。
这颗虎牙，让他心里发毛。
孩子满月那天，祁同伟在单位里坐立不安。他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忍不住。他请了半天假，骑自行车去了县招待所。
他想找赵伟成，把那件事彻底了结。
到了招待所，门锁着。他敲了敲，没人应。隔壁小卖部的大娘探出头来：“找谁啊？”
“赵伟成在吗？”
“那个门童？”大娘摆摆手，“早走了，都走了好几个月了。被开除了，好像是因为偷东西。”
祁同伟心里咯噔一下。他骑着自行车去了赵伟成的乡下老家。
村子很偏，路坑坑洼洼。祁同伟问了几个村民，总算找到了赵伟成的家。
两间土坯房，墙皮掉了一大块。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祁同伟推门进去，正看到赵伟成半跪在床边，端着一个碗，给他母亲喂粥。
老太太歪在枕头上，半边脸都斜了，嘴角流着口水。
赵伟成看到祁同伟，手里的碗差点摔了。
“你怎么来了？”赵伟成站起来，脸上表情很复杂。
祁同伟没说话。他看到这间屋子，看到床上那个瘫痪的老太太，看到赵伟成手上磨出来的老茧。他心里那根绷紧的弦，突然断了。
“你现在在哪干活？”祁同伟问。
“工地上，搬砖。”赵伟成笑了笑，“一天十五块，够吃饭了。”
祁同伟张了张嘴，喉咙发干。他转身往外走，走出院子的时候，听到赵伟成在屋里说了一句：“你放心吧，那晚的事，我谁都没说。以后也不说。”
祁同伟骑着自行车出了村，骑了多远不知道。等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山坡上，眼前是大片收割完的麦田。
他蹲在地上，点了根烟，手在发抖。
他想，他欠这个人的。
从那以后，祁同伟每个月雷打不动，从工资里拿出五百块钱。他不寄回去，也不给高小琴说。他把钱放进信封里，塞进自己办公室抽屉的最底层。
一年到头，他再没去过赵伟成的村子。
但他每个月都往一个地址寄钱。匿名，不留名字，汇款单上只写两个字：“货款。”
这些钱，赵伟成收到了。
第一次收到的时候，他以为寄错了。
第二次收到，他明白是谁寄的。
他没去核实，也没退回去。
他把钱存起来，一分都没花。
后来他听说，祁同伟当上了副局长。
赵伟成那天在工地上，搬了一天的砖。晚上收工，他一个人坐在工棚里，把那叠汇款单翻出来，一张一张地看。
他把其中一张汇款单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
06
高小琴找到赵伟成那个下午，太阳很大。
地址是祁同伟留下的，在城郊一片正在拆建的工地旁边。高小琴骑着电动车，绕了一圈才找到那排工棚。
铁皮搭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
高小琴站在工棚门口喊了几声，没人应。她推开虚掩的门，里面一股汗味和水泥灰扑面而来。
一张木板床，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墙上贴着几张奖状，复印的，边缘都卷了。
高小琴走近一看，手开始发抖。
奖状上写着“祁豆豆同学”。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年一张。
高小琴从来没给任何人寄过豆豆的奖状。
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拿到这些复印件的。
她退后一步，腿撞到了床板，发出一声响。床板下面压着一个铁盒子，锈迹斑斑，盖子没盖严实。
高小琴蹲下来，把铁盒子抽出来，打开。
里面只有一件东西。
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工装裙。白色的，洗得发黄，边角磨得泛毛。
高小琴看到那条裙子，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她伸手摸了摸，布料又薄又硬，上面还残留着十七年前的水渍。
“别碰。”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高小琴回头，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热气腾腾的馒头。
赵伟成比照片上老了二十岁。
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全是褶子，背也驼了。
他穿着工地上那种脏兮兮的迷彩服，袖口磨得发亮。
他站在门口，看着高小琴手里的铁盒子，整个人僵在那儿。
“你……”高小琴张了张嘴，不知道该叫他什么。
赵伟成没说话。他把馒头放在桌上，拿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了好几次才点着。他猛吸了一口，烟呛得他咳了老半天。
“你怎么来了？”他问，声音沙哑。
“祁同伟死了。”高小琴说。
赵伟成的烟掉了。
他没捡，就那么站着。过了好一会儿，他蹲下去，把烟捡起来，在鞋底按灭了。
“我知道，”他说，“我看新闻了。”
高小琴把铁盒子放到床上，指着他问：“你怎么会有豆豆的奖状？”
赵伟成没说话。
“你说话啊，”高小琴的声音开始发抖，“这些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豆豆的奖状？你——”
“我在看。”赵伟成打断了她。
高小琴愣住了。
赵伟成蹲在地上，也不看她，就那么低着头说：“豆豆上学那家学校，跟我工地隔了两条街。我每天早上站在马路对面，看到他背着书包走过去，就回去上班了。”
高小琴的眼泪忽然就涌上来了。
“豆豆得三好学生那次，”赵伟成的语气很平静，“我在学校门口等了一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他拿着奖状出来，脸上全是笑。我想去找你复印一份，又怕你发现了不高兴。我就自己在外面复印了一张。”
高小琴用袖子擦眼泪，但眼泪越擦越多。
“那条裙子，你为什么要留着？”她问。
赵伟成沉默了很久。他说：“那晚你走了以后，我回去看到床上的裙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专门等我去收的。”
“我就想，有些东西，留一辈子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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