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那天傍晚，我把那瓶安眠药从抽屉最里头翻了出来，搁在桌上，盯着它看了整整一个钟头。
窗外的知了还在叫，叫得人心烦。楼下广场舞的音乐一阵一阵飘上来，《最炫民族风》，跳了十年了还在跳。我坐在那张老式的木椅上，手里攥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那是老李头生前最爱用的那块，蓝格子，边角都磨毛了。
我叫秀兰，今年六十三，退休金五千二，存折上躺着二十万。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这日子按理说，街坊邻居谁见了不夸一句“老姐姐你真是有福气”？
可福气这东西，外人看着是金的，自己嚼着是苦的。
老李头走了三年了。心梗，倒在厨房里，手里还攥着给我熬粥的勺子。那天我去早市买他爱吃的酱牛肉，回来推开门，人就凉了。我抱着他哭了一下午，邻居砸门我都没听见。
打那以后，这屋子就空了。一百二十平的房子，三个卧室，我一个人睡哪间都觉得冷。
我有一个儿子，叫建军，三十六了，在上海。儿媳妇叫小敏，是上海本地姑娘，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可那眼神，瞟你一下都带着刺。
去年我去上海带孙子，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
为啥？
孙子满周岁那天，我炖了一锅排骨汤，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得给娃娃喝一口汤润润嗓子。小敏从厨房冲进来，一把夺过碗，摔在地上。
“妈！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岁以下不能喝盐！你这是要害死他吗？”
那碗是景德镇的，啪一声，碎了。汤溅在我裤腿上，烫得我直哆嗦。建军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低着头玩手机。
我那一刻，心比那碗碎得还彻底。
第二天我就买了高铁票回来了。临走小敏塞给我两千块钱，说“妈你路上买点吃的”。我没要。我退休金五千二，我缺她这两千？我缺的是儿子叫我一声“妈，您别走”。
回来以后，我大病一场。住院二十多天，建军没回来，只打了个视频电话，说工作忙，项目离不开。视频里我看见他眼圈是黑的，瘦了一圈，我心疼，就说“妈没事，你忙你的”。
挂了电话，我蒙着被子哭到天亮。
出院那天，是隔壁王姐推着轮椅把我接回来的。她比我大两岁，老伴儿也走了，儿女在国外。她拍着我的手说：“秀兰啊，咱这岁数，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
可我指望自己，又能指望出啥来呢？
每天早上五点醒，睁眼盯着天花板，盯到六点起床。熬一碗粥，就着昨天的咸菜。然后去菜市场转一圈，不为买菜，就为听个人声。中午对付一口，下午看电视，电视里演什么我也不知道，眼睛睁着，魂儿不在。
晚上最难熬。一到天黑，整个屋子都在喘气，地板嘎吱响，柜子吱呀响，连冰箱嗡嗡的动静都像有人在我耳边叹气。
上礼拜，我在抽屉里翻出了老李头的体检报告，还有他生前写了一半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秀兰今天又念叨想孙子了，等开春咱俩一起去上海看看。”
我抱着那本日记，坐在地板上，从天黑哭到天亮。
就是那天夜里，我下了决心。
立秋这天，我把药拿出来了。
我数了数，二十八片，够了。
我把药倒进手心，凉飕飕的。正要往嘴里送，门铃响了。
我没动。
门铃又响，接着是砸门声：“秀兰姐！秀兰姐你在家不？开门啊！”
是王姐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犹豫了一下，把药塞回瓶子里，去开了门。
王姐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兔子，手里拎着一袋刚出炉的糖火烧。
“秀兰姐，我闺女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说不回来过节了……我一个人吃不下，过来陪你坐坐行不？”
我看着她，鼻子一酸，眼泪哗就下来了。
两个老太婆坐在沙发上，啃着糖火烧，一边啃一边哭。哭着哭着，又笑了。
王姐说：“姐，咱报个老年大学吧，我看见招生简章了，学画画，一学期才三百块。”
我说：“我都六十三了，学那玩意儿干啥。”
她瞪我一眼：“六十三怎么了？我认识一老太太，七十八岁开始学钢琴，现在都能上台演出了。咱这岁数，往后还有二十年呢，二十年啊姐，你想就这么瞪着天花板瞪过去？”
我愣住了。
是啊，二十年。
那天晚上，王姐走后，我把那瓶药冲进了马桶。
我给建军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说：“妈挺好的，你别惦记。中秋要是忙就别回来了，妈跟你王阿姨去报了个画画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建军的声音哑哑的：“妈……对不起。”
我笑了笑：“傻孩子，妈不怪你。妈就是想告诉你，妈往后，要好好为自己活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上。外头月亮挺圆，桂花的香味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
人这一辈子啊，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到头来才发现，最该疼的那个人，是自己。
退休金五千也好，存款二十万也好，那都是数字。真正能救你的，是隔壁那个愿意敲你门的老姐妹，是你心里那点还没熄灭的、想再活一回的念想。
我六十三了。
可我，还想再看二十年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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