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首个世袭王朝:启②|世袭制|君主|夏朝|失国|诸侯

禹在会稽去世，天下按照禅让的旧制，传给了益。

但益的位子还没坐热，天下就已经变了。

诸侯们不朝拜益，而是纷纷前往阳城，去拜见禹的儿子——启。他们带来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启，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我们只认自家人。”

益当然不甘心。他手中握有名义上的天子权柄，背后也有支持他的部族势力。他起兵讨伐启，试图用武力来维护禅让制度的最后尊严。但启已经不是那个只靠父亲余荫过活的年轻人了。禹在世时，给了他足够的历练和人脉，诸侯中早有大批心腹。启率军迎战，双方在甘地（今陕西户县一带）展开了一场关键战役。

战前，启做了一件很像是父亲或祖父会做的事——他召开了一次誓师大会，对着全军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这篇演讲被后来的史官郑重记录下来，收入《尚书》，篇名叫做《甘誓》。

他现在阵前，高声宣告，让将士们听清楚：我奉天命，讨伐有扈氏（益所属的部族），你们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奋勇向前的，将在庙堂上获得重赏；畏缩不前的，将被处死在社坛前，连同家人一同沦为奴隶。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天命”与“军事动员”相结合的战前动员令。在此之前，战争更多是部落之间的私斗，复仇也好，抢地盘也好，靠的是血亲和情义。而启把自己的征战称为“天讨”——意思是，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权力在打仗，我是代天行罚。

这顶帽子一扣上去，战争的烈度立刻变了。益的部众开始动摇——对方头上顶着天，自己这边还有什么胜算？

一战定乾坤。益战败被杀。启彻底扫清了障碍，随即在阳夏（今河南禹州一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即位典礼，正式宣告夏王朝的建立。

这一年，被后世史家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公天下”的禅让制画上了句号，“家天下”的世袭制正式登上舞台。启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世袭君主。

启继位之初，做得相当不错。他延续了禹时期的中央集权趋势，巩固了九州的行政体系；他大力发展生产，鼓励农耕和手工业，夏朝的国力蒸蒸日上；他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诸侯大会，史称“钧台之享”——各部落首领带着贡品前来朝贺，场面比涂山之会还要盛大。启坐在高台上，接受四方首领的礼拜，夏朝的权威达到顶峰。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启会被历史评价为一代英主。

但历史没有饶过他。

启在位的后期，他变了。

有人说他是被权力腐蚀了，有人说他是觉得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该好好享受了。不管原因是什么，启开始沉迷于享乐。他大规模建造宫室，征调民力修筑高台、广植珍禽异兽供他观赏。他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大臣们进谏，他听不进去；诸侯们不满，他视而不见。他甚至在宫中豢养了大批乐师和舞女，命令他们日夜奏演一种叫作“万舞”的盛大乐舞——场面极尽奢华，靡靡之音传遍了整座都城。

更糟糕的是，他开始自诩神明。他自称“吾乃上天之子”，把自己抬到了群臣和诸侯不可平视的高度。这种傲慢在他年轻时还不明显，到了晚年，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的膨胀。他忘记了——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靠的是禹的余荫和诸侯的支持。而当他开始轻视那些曾经支持他的人时，根基就开始松动了。

夏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走下坡路。

与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父亲禹和祖父鲧。鲧治水失败，但至死没有逃避责任；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身体力行到了极致。启享受的是父亲用一生辛劳换来的天下，却在坐稳江山之后迅速腐化。

权力的交接制度变了，掌权者的品性却没有同步提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继承者困境”，这个困境会在后世反复上演，贯穿整个帝制时代。

启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

太康比他的父亲更加荒唐。他变本加厉地沉溺于狩猎和享乐，干脆连朝政都不理了。王室的权威在他手中迅速流失。东夷部落中有一个善射的首领——后羿（没错，就是传说中射太阳的那个后羿的名字——这个后羿是另一个同名人物，也叫“有穷后羿”），趁着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直接带兵占领了夏都，拒绝太康返回。

太康被挡在国门之外，只能流亡在外，最终客死他乡。史称“太康失国”。

夏朝从启建国到太康失国，不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从极盛到崩塌的完整曲线。这暴露出了世袭制的第一个致命漏洞——继承人好不好，全凭运气。禅让制至少保证了在位者对继承人的严格筛选，而世袭制从一开始就被绑死在血脉上。父传子、子传孙，传得好是明君，传不好是昏君，谁也没有办法中途换人。

但夏朝没有就此灭亡。太康失国之后，夏朝的残余势力蛰伏了几十年，直到太康的弟弟——少康——重新崛起，才让这个王朝的中断线重新接上。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启的历史角色，是矛盾的。他是一个开创者——终结了禅让制度，开启了家天下的先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的真正奠基人。他也是一个堕落者——从励精图治到奢靡享乐的巨大滑坡，成了写在世袭制起点上的第一道警示。

他在位期间做的两件事——讨伐有扈氏与钧台之享——为大禹的九州构想装上了权力引擎，使“国家”这一概念前所未有地强大起来；而他在晚年的堕落，又为所有后世君主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奠基者的德行，决定了王朝的上限；继任者的堕落，决定了王朝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