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拎着两大袋子土鸡蛋和自家晒的红薯干，坐了四个多小时的大巴，从老家赶到了省城。
儿子刘建军在电话里说："妈，您来住几天吧，小宝都念叨奶奶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连夜把攒了半年的土鸡蛋一个个用稻草包好，生怕磕碎了一个。
可我万万没想到，推开儿子家那扇锃亮的防盗门时，迎接我的不是笑脸，而是儿媳赵丽冷得能结冰的表情。
"妈来了？"赵丽站在玄关处，眼皮都没抬一下，嘴角往下一撇，"建军也不提前说一声，家里都没收拾。"
我攥着袋子的手僵在半空，笑容凝固在脸上。身后是走廊里刺骨的穿堂风，面前是暖气烘得发烫的屋子，可我愣是觉得浑身发冷。
三岁的小宝从客厅跑出来，抱住我的腿喊奶奶，我这才缓过神，弯腰把孩子抱起来，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建军是我唯一的儿子。他爹走得早，我一个人在乡下种地、养鸡，供他念完了大学。他争气，毕业后留在省城，娶了城里姑娘赵丽，买了房，生了娃。我本该高兴，可这些年，我去儿子家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赵丽是独生女，从小在城里长大，爱干净，讲究多。我第一次去她家，穿着布鞋进了门，她盯着我脚下的泥印子，二话不说拿拖把擦了三遍。那眼神，像是我踩脏的不是地板，是她的命。
这回来，我特意在车站换了双新鞋，还在公共厕所把外套上的褶皱拍了又拍。可进了门，赵丽看我那两袋东西的眼神，还是带着嫌弃——"妈，家里什么都有，您大老远拎这些干嘛，大巴上多挤啊。"
她说的是客气话，可那语气里的不耐烦，我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太婆，听得出来。
头两天还算太平。建军白天上班，赵丽在家带小宝。我想帮忙做饭，她说厨房刚做了开放式装修，油烟大了熏墙面。我想帮忙洗衣服，她说洗衣机有烘干功能，不用手洗。我想帮忙拖地，她说扫地机器人定时打扫，不用麻烦。
我像个多余的摆设，在那个一百二十平的精装房里，找不到自己能待的角落。
第三天中午，我实在闲不住，趁赵丽带小宝午睡，悄悄进厨房炖了一锅老母鸡汤。我从老家带来的土鸡，炖了两个小时，满屋子都是香味。小宝醒了直喊"好香好香"，建军下班回来也连喝了两碗。
可赵丽筷子都没动。她端着手机坐在餐桌旁，皱着眉头说："这油也太大了，整个客厅都是味儿，我那窗帘刚洗的。"
建军脸色变了，压低声音说："丽丽，我妈好心炖的汤，你好歹尝一口。"
赵丽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说了厨房不让动，谁听了？"
小宝被吓得哇哇哭起来。我站在厨房门口，手上还端着一盘刚切好的葱花，整个人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火辣辣地疼。
那天晚上，我躺在次卧的床上，听见隔壁主卧传来赵丽的声音："你妈要住到什么时候？家里多个人，我处处不自在。你让她来之前倒是问问我啊！"
建军的声音低低的："她一个人在乡下，过年了想来看看孙子……"
"那也不能说来就来！"
我把被子蒙过头，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窗外是省城没有星星的夜空，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下一下撞在我心口上。
第五天傍晚，我正在阳台上帮小宝叠纸飞机，门铃突然响了。
赵丽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紫红色的羽绒服，手里拎着两盒包装精美的保健品。
"丽丽！妈来看你们了！"
是赵丽的母亲，张阿姨。
赵丽的脸瞬间绽开了花，蹦蹦跳跳地迎上去："妈！你怎么不打电话说一声！快进来快进来！"
她接过保健品放在鞋柜上，又倒水又切水果，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张阿姨换上赵丽早就备好的棉拖鞋，往沙发上一坐，赵丽立刻端出一盘洗好的车厘子。
那盘车厘子，我来了五天都没见过。
我站在阳台门口，手里还攥着一架叠了一半的纸飞机，小宝在我腿边扯我的衣角。那一刻，鼻子里全是客厅飘来的车厘子甜香味，可我嘴里发苦。
张阿姨看见我，客气地笑了笑："哟，亲家母也在呀？"
赵丽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嗯了一声，就把话头岔开了。
晚饭是赵丽亲自下厨做的，四菜一汤，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西兰花炒虾仁，还有一道张阿姨爱吃的醋溜土豆丝。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有说有笑，完全不嫌油烟大了。
我坐在餐桌最边上的位置，默默扒着碗里的饭，筷子夹了两次菜，都缩回来了。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三点，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用手绢包了三层的红包——五万块钱，是我这两年养鸡卖蛋攒下的，本来打算给小宝交幼儿园的学费。
天蒙蒙亮，我把红包压在次卧的枕头底下，用我带来的圆珠笔在一张纸条上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给小宝交学费。妈走了，你们好好过日子。"
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把来时带的那个蛇皮袋拎上，打开门。门外寒风灌进来，冻得我打了个哆嗦。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没有回头。
大巴车上人很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省城的高楼一栋栋往后退。手机响了，是建军打来的。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后按了接听。
"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那五万块钱……"
"那是给小宝的。"我声音哑得不像自己，"建军啊，妈不怪你媳妇。人家父母就一个闺女，心疼是应该的。妈一个乡下老太婆，到哪儿都不得劲。你别为难你媳妇，日子是你们两口子过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儿子吸鼻子的声音。
"妈，对不起……"
我挂了电话，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映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那是我——一个六十二岁的母亲，把所有都给了儿子，却连在他家住几天的底气都没有。
大巴路过一片冬天收割后的麦田，光秃秃的，跟我心里似的。可我知道，开了春，那地里还会长出新麦子。日子再难，不也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吗？
只是回到村口下车的时候，冷风呼呼地刮，我拎着空荡荡的蛇皮袋往家走，忽然觉得，这条走了几十年的土路，比任何时候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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