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秀芹，今年三十二岁，在县城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和建国结婚那天，是个闷热的六月天，知了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吵得我心里头直发慌。
那天的喜宴摆在镇上的"福满楼"，二十桌酒席，建国为了这婚事，把存了三年的八万块全砸了进去。我娘家陪嫁的被子摞了八床，红绸子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我穿着租来的红色旗袍，坐在新房的炕沿上，手指头来回绞着那块手帕，心里头是说不出的甜。
谁知道这甜，还没在嘴里化开，就变了味儿。
晌午过后，宾客刚散，我正帮着婆婆收拾桌上的瓜子壳，就看见小叔子建军开着一辆面包车，"吱"地一声停在院门口。车门一开，呼啦啦下来三四个人，扛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还有一个褪了色的红木箱子。
我愣住了，手里的笤帚停在半空。
"嫂子，麻烦让让。"建军媳妇翠花斜着眼睛瞟我一下，嗓门拔得老高，"妈以后就跟你们过了，她那点东西我都给搬来了，省得来回折腾。"
我嘴巴张了张，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婆婆王桂兰站在堂屋门口，搓着围裙的下摆，眼睛躲躲闪闪地不敢看我。建国从里屋走出来，脸色一下子沉了：
"老二，这事儿你咋不提前打个招呼？"
建军把一根烟叼在嘴上，火"嗤"地划着，吐出一口白烟："哥，提前说啥？妈跟着大儿子过，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那房子小，仨孩子挤一屋都转不开身。再说了，你刚结婚，新媳妇年轻力壮，伺候妈正合适。"
翠花在旁边接话，声音又尖又脆："哥，嫂子，话我可说在前头啊。妈的吃喝拉撒以后就归你们管，我们家日子紧巴，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等妈百年之后，那点存款我们兄弟俩对半分，规矩不能乱。"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拳。
新房里的红蜡烛还没烧完，喜字还贴在窗户上，红绸子上的金粉还往下掉渣。我嫁过来还不到八个钟头，连婆婆叫什么我都还没喊顺溜，这一大家子的担子，就这么"啪"地一声砸我头上了？
我看着院子里那两个蛇皮袋，看着婆婆苍老的脸，看着建国为难的神情，再看看建军和翠花那副理所当然的嘴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可我咬着牙，一滴都没让它掉下来。
那晚上，建国搂着我，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他说他也没想到老二会来这一出。我背对着他，盯着墙上那张大红喜字，半宿没合眼。
打那以后，日子就变了样。
婆婆住进了我们家东厢房，她人是老实人，不挑吃不挑穿，可她有高血压，还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哼哼。每个月光药钱就得四五百，加上吃喝，开销蹭蹭地往上涨。建国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三千多，我那点工资两千出头，刨去房贷和日常嚼用，月月精光。
我去找过翠花一回。那天我提着两斤橘子，赔着笑脸上门，话刚说到一半，翠花就把脸拉得老长："嫂子，你这是来要钱的？我跟你说，建军那点工资还不够仨孩子学费呢。妈跟你们过，是你们的福气，咋还伸手要钱？传出去，街坊邻居不戳我们脊梁骨？"
我那两斤橘子，最后是原封不动提回来的。
回家的路上，我蹲在巷子口哭了一场。哭完了，擦干眼泪，我心里反倒亮堂了——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
我跟建国商量，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又添置了防滑垫和扶手。我跟超市经理说好话，调成了早班，下午能早点回来给婆婆做饭。婆婆心里头也过意不去，没事儿就帮我择菜、看门，腿脚不疼的时候，还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回婆婆拉着我的手，眼泪在皱纹里打转："秀芹啊，妈对不住你。建军那孩子，从小我就惯坏了。这些年我攒了两万块私房钱，等我哪天不在了，都留给你和建国，不分给老二。"
我握着婆婆那双粗糙的手，鼻子一酸："妈，钱不钱的不重要，您好好的比啥都强。"
后来村里人都说我傻，说我吃了大亏。可我想啊，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争的是个啥？小叔子两口子的算盘打得再精，到头来街坊邻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婆婆住在我家，吃得香睡得稳，逢人就夸我这个大儿媳妇好，这就够了。
去年秋天，婆婆走了，走得很安详。出殡那天，建军哭得比谁都响，可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头只剩下凉。
婆婆留下的那两万块，我一分没要，全塞给了建国，让他给建军送过去。建国不解，我说：
"钱财乃身外之物，亲情才是一辈子的。咱不跟他争，是咱的良心干净。"
人活一世，问心无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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