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历史性关头。如今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最终港湾，不如说是一场围绕财产的博弈。在旧有秩序濒临瓦解、新秩序尚未确立的当下，谁先提出保障诉求，谁似乎就能合法地从对方那里获取利益。我并非要挑起男女对立，只是就事论事，将这层窗户纸捅破。
过去的婚姻是男娶女嫁模式，女方嫁入男方家庭后，必须生儿育女，伺候公婆，任劳任怨，连回娘家都不能随心所欲。这些旧时代赋予女性的义务，随着时代发展已被视作封建糟粕而摒弃，这本身并无不妥。
但问题在于，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旧时代女性履行这些义务，换来的是夫家提供的终身保障，也就是一辈子的吃穿住用。可如今，这些权利不仅没被舍弃，反而被放大数倍，女性以寻求安全感、在意态度等名义继续向男方索取。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颇为矛盾的现象。现在女方答应结婚的条件可能是房产证必须加名，彩礼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要求老公上交工资卡，甚至连公婆的退休金都要由女方掌控。还有些“扶弟魔”拿婆家的钱给弟弟买房、给娘家父母养老，转头却声称公婆的事儿与自己无关。
甚至有女性在婚内拒绝亲密行为，反过来控告丈夫婚内强奸。尽管这并非普遍现象，却足以表明一个趋势，婚姻中的权利与义务正迅速失衡。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3000年前由周公之礼确立的传统婚姻，本质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家族之间劳动力与财产的交换。女方付出的是生育能力、子女姓氏归属权以及自身劳动力，男方家族则提供终身的生存保障和社会名分。
在那个时代，女性没有独立财产，房子是夫家的，吃穿用度依赖夫家，离婚后只能净身出户，因此她必须靠生儿子、伺候公婆来换取这份保障。这是那个时代的契约，虽残酷却清晰明确。
然而到了今天，这份契约已彻底失效。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法律上男女平等，离婚自由，宗族观念淡化，孩子跟谁姓也变得无关紧要。但问题在于，旧秩序濒临崩塌，新秩序却迟迟未能建立。
女性虽然能够赚钱了，但生育仍会导致她们在职业上遭遇降职降薪。大家都在倡导男女平等，可女性离婚后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于是她们本能地想复制旧时代的模式，通过要求房产加名和高额彩礼来转嫁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房子一定要加名？因为在过去，房子是祖宅，嫁过去就有地方住。但如今不同，没有一套城里的商品房，姑娘可能根本不会考虑。可购买商品房，往往要掏空普通家庭的六个钱包，还得背上30年的房贷，这几乎成了普通人一辈子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渐渐的，婚姻从一项长期的合作契约退化成了一次性的资产重组。过去的婚姻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现在的婚姻却变成了你得先把半套房过户给我，否则我就没有安全感。在男方看来，父母一辈子攒钱买的房，你一进门儿就要分走一半儿，这哪里是结婚，简直是抢劫。
更关键的是，过去男性有必须娶妻生子的压力，香火断绝被视为大逆不道，家族会收回他的土地和房产。可现在，宗族、土地、香火都失去了实际意义，男方单方面承担买房、支付彩礼和养家糊口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并非要宣扬男性可以逃避责任，我想说的是，在男娶女嫁的旧秩序彻底瓦解之前，必须建立一套适配当下时代的新婚姻秩序。
有人会说，让法律多保护女性不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法国曾是欧洲保护女性权益最激进的国家，他们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规定男方即便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只要抚养了一段时间，就必须继续抚养，甚至女方出轨所生的孩子，男方也得承担抚养费。
结果是，大量法国男性选择不结婚，非婚生子的比例已经超过60%。因为对男性而言，结婚风险太高，收益太低，干脆就退出了婚姻这个游戏。当一个制度过度偏向某一方时，另一方会用实际行动投票，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家庭制度以及那些真心想好好过日子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着手，用法律为婚姻划定几条红线。第一，社会不能鼓励通过婚姻来致富的行为，要从制度上约束。天价彩礼超过一定数额的，可以主张返还。权利和义务必须对等，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由一方管理，那这笔钱只能用于共同生活，若单方面将其转移给娘家弟弟或无节制挥霍，另一方有权追回，并且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你不能一边拿着对方全家的工资卡当财务总监，一边又拒绝承担对公婆的基本孝道。
第二，我们的社会要能够为普通人分担婚姻带来的风险。比如完善生育保险、提供育儿补贴，以及解决女性因婚姻而遭受的职场歧视，而不是让男方用一套房子来提供所有的保障。离婚后没地方住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廉租房、租房补贴来解决，不能把所有风险都压在一场婚姻上。
第三，我们当下的婚姻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它以3000年前的框架为外壳，以30年前的观念为指导，却要去应对3年前才出现的高房价、天价彩礼、丁克、婚内财产转移等新问题。
旧秩序失效了，新秩序还没建立，婚姻就变成了一场没有规则、所有人都在拼命争抢的混战。男方觉得自己被抢，女方觉得不抢就是吃亏。这不是某一方的错，而是制度落后的代价。但只要把规则确立好，婚姻依然值得我们重新寄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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