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在5月中旬接踵访问中国。
前溯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先后来华。
联合国安理会四大常任理事国首脑在短时间里密集访华，既有偶然性，也存在必然性。
从俄乌战争到中东冲突，从大国竞争在全球各地展开到西太平洋暗流涌动，从北约分裂到小国抱团，世界进入多事之秋。
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再次盛行。联合国的两个主要创立者带头违反国际法，未获得合法授权就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标志着战后世界秩序的崩塌。
在新旧世界交替时刻，四个常任理事国首脑怀揣不同目的来到中国。它们以全球化为纽带，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与中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战略联系，也与中国存在某些分歧，但由于眼下都深陷于各自的麻烦，因此来到北京，或寻求理解，或寻求支持，或寻求合作，凸显了中国在当前纷争不断的世界局势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成为各方均需倚重和争取的关键变量。
新兴大国崛起，不甘于既存规条，寻求改变领土边界、重塑权力版图、摆脱战后束缚、实现战略自主；守成大国坚持全球领导权不动摇，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打出本国优先旗号，且不允许任一地区出现威胁其地位的新霸权。它们之间的矛盾渐趋不可调和。
二战结束八十年，联合国主义前所未有地式微，旧世界旧规则频频受到挑战，“实力主义”被公开宣扬，大国主宰世界回归国际关系逻辑。
世界秩序亟需深度调整，适应新的战略现实，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围绕动荡时代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与R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现摘要如下：
北京新共识
R：
特朗普访华后，双方确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一致，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丁咚：
确实，从奥巴马以来的美国三任政府都回避“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也是如此。在对华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期间，特朗普与中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九年来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进展，体现了特朗普在对华发起新的关税战后由于受到严密反制，阶段性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新框架，来规范双边关系。
R：
这似乎是一个折中，既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又能够以新的框架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管理双边关系。
丁咚：
如前所说，之前每任美国政府都以警惕的心态对待“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直到拜登担任总统之后依然如此。
但他重视管理双边关系、防止对抗失控。中美围绕如何规范双方新时期关系进行了很长时间谈判，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构建双边关系新框架、新原则，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但直到拜登结束任期，也没有最终定案。假如他有第二任期，可能会就此达成协议。
因此，中美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拜登任期就做了很多工作、很多铺垫，双方团队进行了很多磨合，等到特朗普访华，就水到渠成地就新关系定位达成协议。
特朗普只关心“交易”，实现自身利益，注重具体问题解决，往往对中方很多关切无动于衷，在此情况下，构建双边关系原则、框架，以在实现特朗普希望的合作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约束，就显得至关重要。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方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整体思维、战略思维，以及对执行过程中的“全面性”的关注，使协议的各个分支和环节相互关联、彼此牵制，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制衡美国政府之效。
特朗普政府不再动辄极限施压，在涉台问题上也明显变得谨慎，推迟对台140亿美元新军售，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香格里拉会议期间避谈台湾问题，都是牵制发挥作用的表现。
R：
我们们可以用“北京新共识”来描述这一进展。
丁咚：
是的，相较于“华盛顿新共识”的咄咄逼人，“北京新共识”更务实，设置了更多红线和护栏，是双方汲取激烈竞争和对抗经验教训、面对现实的理性选择。
进入战略竞争新时代后，两国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关系，经贸、人文、供应链、科技等合作全面，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味对抗只会双输。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在很长时间里都离不开对方，不能搞全面的你死我活。
所以拜登上任后就推出了“小院高墙”新表述，特朗普二入白宫、撞了南墙吃了苦头后开始全面调整策略，具体就表现在与中方达成“北京新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这是“小院高墙”模式的升级和加强版，确定了管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指导实践的框架。
所谓“小院高墙”竞争模式，就是美国不再像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中晚期那样对华全面开战，而是在敏感领域构筑更高的墙，实行更严厉的竞争政策，并将其尽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但在非敏感领域则继续推动合作，努力管控分歧，预防冲突，以此确保实现大国竞争战略目标，尽量减少己方损失，实现共同利益。
“北京新共识”的核心要义，是双方经过早期的激烈竞争，重新反思、认识、评估、调整彼此关系，在面对相互长期战略竞争的现实基础上，将平等、尊重和互惠作为指导原则，削弱对抗性，加强建设性，提高可预测性，避免对抗，预防冲突乃至战争，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各自发展创造更好的战略环境。
北京新共识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中方不再回避大国竞争，正面迎接竞争的挑战，但强调“有度”竞争。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为双方战略竞争制订规范，明确指导原则，提出合作的条件、竞争的边界、敏感关切的底线，建立制度化的约束机制，以防特朗普摘了桃子后转过身就挥舞关税大棒，极限施压，在中方关切的重大问题上挑衅，并将“建设性”贯穿到双方竞争与合作的全过程，双方在敏感问题上相互尊重、理解，维护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
平等、尊重和互惠是双方新时期关系的指导原则。它们都有具体意涵。
所谓“平等”，具体是指“对等”、“公平”，美方不再对华居高临下，扮演“教师爷”角色。在双方贸易关系中要落实“对等”、“公平”原则，美方不接受“搭便车”，中方也要求美方在提出合作交易时必须做出对等让步。
所谓“尊重”，是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关切，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处理双边协议、相互关系。美方对中方一切合作的要求，必须以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为前提。
所谓“互惠”，是双方一切合作对彼此都有好处，实现双赢。“利可共而不可独”。
“平等”、“尊重”、“互惠”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全面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美基于竞争开展合作、管控分歧和冲突的根本指南，也将对美国现政府及认同这一新定位的未来政府形成牵制。
“北京新共识”预示着大国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缓和阶段的来临，本届政府剩余的三年时间为中方提供了机会窗口，是一个战术机遇期——相较于中美建交至建设性接触关系结束的“战略机遇期”。
美国推行大国竞争战略以来的九年，是中美竞争和对抗加剧、合作减少、敌意加深的九年，本届政府的政策将被未来的美国政府严格审视，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将是今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的。
美国对华新接触政策
R：
“北京新共识”是否意味着美国回到了对华接触政策的轨道？
丁咚：
美国自与中国建交以来就开启了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政策随着冷战结束，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到正式化、系统化。建设性接触是双方数十年关系的支柱，直到特朗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中晚期，竞争十分激烈，“脱钩论”在华盛顿甚嚣尘上，新“麦卡锡主义”盛行，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两国关系跌至低谷，既无接触，也没有建设性。
拜登上任，意味着华盛顿最正统的建制派登上了政治舞台，恢复了对华接触路线。上届政府不遗余力地主动与中方打交道，兜售其理念和政策，但因美国最老练、长期研究对华战略竞争的专家站到了对华政策的一线，目标、手段更专业、更具针对性，双方的竞争缩小了范围，以所谓的“小院高墙”取代特朗普早期对华战略竞争的全面开花，但也更激烈、更触及痛点，同时强调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需要管控的领域管控，在其整个任期，双方都在持续接触和谈判，但美国大选终止了这一进程。
特朗普第二次对华国事访问，重启了美国的对华接触路线。以“北京新共识”为主要支柱的中美新阶段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美国对华推行新接触政策的首个重要成果。
美国对华新接触政策与克林顿以来的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的接触政策，都有“接触”二字，但并非“回归”原有轨道，而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它们形似，却无血缘关系。
美国自与中国建交以来对华开展的接触政策，实质是通过接触，加深联系与合作，促使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以此推动中国政治转型。
而新阶段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放弃了“以经促政”，旨在通过接触，在必须竞争时竞争，在应该对抗时对抗，在可以合作时合作，但努力管控分歧，避免走向冲突甚至战争。
在推行新接触政策的条件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本质没有、也不会改变，与中国长期竞争，战胜中国，维护自身首要大国地位和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未变。
亚欧局势丕变与中美俄新战略三角
R:
您谈到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本质，怎么看特朗普与盟友交恶、从援乌抗俄的政策后退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反倒受困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看上去不利于实现其主要战略目标。
丁咚：
特朗普重新当政后，亚欧局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美国本届政府与盟友的争吵分贝大幅升高，特朗普在经贸关系上以高关税打击盟友、损害与盟友的互信，特别是在欧洲从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政策后退、削弱援乌抗俄联盟，逼迫盟友增加军费升级矛盾，在战略上降级跨大西洋联盟、减少对北约及盟国的军事投入和支持，特别是与最亲密盟友英国的关系历史性恶化，同时在美国的对外战略版图上弱化对俄罗斯的敌视，为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开脱、为普京提供外交舞台，实际扮演了支持俄罗斯的角色。这些改变不像盟友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不是出于利益考量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联系，而是严重背离了美国的战略传统，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更不容易实现——突出表现于特朗普在对伊战争中的外交孤立，使俄乌战争、欧洲安全产生了明显有利于莫斯科的变化。
在中东，特朗普撕下了自己和平缔造者的伪装，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既没有国会也没有联合国的授权，采取“擦边”策略，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试图对伊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然而他被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成功冲昏了头脑，高估了迅速赢得战争的能力。战争持久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带来世界经济的震荡，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争泥潭，既违背了其对和平的承诺，降低了其国际声望，也无助于其落实新版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
对俄罗斯的支持破坏了美欧团结，与盟友关系交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其在对伊战争中陷入孤立，没有一个盟友愿意同美国并肩作战，削弱北约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在整体上与中美关系改善一起，无心插柳柳成荫，客观上塑造了总体利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为中国缓和对外矛盾、推进建设和发展、重塑国际战略版图，提供了机遇。
不过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改善，特朗普推行新接触政策、与中国形成“北京新共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一回事，华盛顿沿着对外战略转向大国竞争的轨道坚定前行是另一回事。
随着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的发布，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思路日渐清晰，就是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手定位、安全战略更聚焦，在守住本土和西半球基本盘的基础上，将对外战略的重心持续从次要地区转移到亚太，集中精力与主要对手展开长期战略竞争。
很多人都注意到，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西半球优先”，并置于其第一位置，但忽视了两点，一是所谓的“西半球优先”，实质是一项拱卫本土的战略优先，是本土安全战略的延伸，即以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影响力和主导权，预防本土受到攻击，阻止非法移民侵入，掐断毒品运输供应链；二是突出美国对西半球的领导和掌控，强力遏制对手国家在西半球扩张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开展力量渗透，将其打造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美国绝对势力范围，本质上是为其大国竞争战略服务的。
这些是美国更加关注主要战略对手实力和能力并将对手影响力挡在国门之外、势力范围之外的表现。
同时，印度-太平洋地区被定义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核心战场。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明确沿第一岛链建设“拒止防御体系”，并强调盟友承担自身责任，成为负责任和“真正”的伙伴，将其推向与中国抗衡的前台，塑造地区均势，“构建印太地区力量平衡”。用中国式话语说，美国本届政府是要改善并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和大国竞争战略的推行。
外交辞令可以花哨，但白纸黑字、具体行动不骗人。
美国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提出印太装备预算占比达60%，创下新高，对外战略重心持续向亚太转移。
美国本届政府大力提升关岛的战略地位，将其打造为“拒止作战枢纽”，将其从后勤基地升级为独立进攻-防御前沿指挥中心，开展“宙斯盾”、“萨德”、“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前沿部署；陆军多域特遣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分散部署到西太偏远岛屿，以验证“敏捷战斗部署”；在菲律宾、帕劳、提尼安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设置远征武装、加油点；在澳大利亚、菲律宾验证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和“暗鹰”高超音速武器；将B-21、B-52H、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在印太的轮换部署常态化；在欧洲削减的空中力量及弹药等资源被转移到印太，优先提升保障印太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前置部署。
由此可见，美国战略资产削减在欧部署，美欧关系恶化，对中国是把双刃剑，将加速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抛弃了拜登政府推行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但作为印太战略的支柱，“四国集团”（QUAD）、“澳英美同盟”（AUKUS）仍在运行。美国在印太构建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美日越、美英澳和四国集团等小多边同盟为支撑的多层次联盟体系，坚持以台制华、将台湾岛建成第一岛链牵制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以孤立中国、抗衡中国、与中国持久竞争的战略态势，没有改变。
日本的动向引人关注。日本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不是它的附属，而是这一战略的真正设计者、推动者和操盘手，自觉自愿地站在捍卫日美共同利益、抗衡中国影响力、维护同台湾连接的前沿，担当支柱角色。印太战略的发明者、设计师、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率先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安倍晋三衣钵继承人自居的现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后情不自禁地重申他的话，体现了日本当局摆脱战后束缚、修订和平宪法、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决心，而与中国的新冲突可能成为其关键契机。东京迫不及待地表明参与战争的意愿，旨在先声夺人，制造舆论，并在战争真正来临时推动盟友一起支持台湾抗衡大陆。
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智库会议期间复述了老罗斯福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特朗普对华外交姿态软化，“北京新共识”确认了两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目标更聚焦、力量更集中，一刻都没放松。日本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急先锋，美国鼓励亚洲盟友主动承担责任、增加防务费用，日本强硬派势力求之不得。其一系列政策，包括先后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国家情报局、修订防卫装备出口三原则、将中国外交降级，都是在为危机时刻做准备。
R：
美俄关系走近是否为特朗普政府“联俄抗中”提供了机会？中俄合作是否在共同抗衡美国方面富有前景？
丁咚：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成立，中美、中俄、美俄和中美俄三角关系都更复杂、更敏感，也打开了富有想象力的空间。
美俄关系改善不会为特朗普政府“联俄抗中”创造机会，这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普京深知，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不能持续，在其任期能够保证美俄关系、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得到改善，俄乌战争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然而美国的整体对俄战略并未改变，特朗普的态度和策略“缓冲”了美国战略的严厉底色，削弱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为普京政府创造了舞台，但下届大选将是分水岭，即便是共和党人继续担任总统，也不可能照搬特朗普的策略，更可能的方向是大幅回归原有轨道。
从长远看，美国对俄战略防范不会改变，敌视其侵略政策的态度不会改变，对俄竞争战略不会改变，与美国战略合作对抗中国，不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的物资消耗极为庞大、经济增长极为困难、商品供应链极为短缺、国际处境极为艰难——虽然在特朗普的态度转变下得到了某些改善。放眼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意愿、有能力、有办法使其在这些方面得到改善。正因如此，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俄罗斯对华战略依赖短期内不会缓解。普京不可能选边战队。
最后，政府间协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对两国关系提出了指导原则，在现有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背弃这份条约，相反双方不久前在两国声明中予以重申。
俄罗斯会根据本国利益需要，与美国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该维护自身利益时予以维护，在中美之间扮演独立自主的角色，会左右逢源，但不会充当华盛顿的抗中伙伴。
俄罗斯也不会与中国合作对抗美国，而是会严格遵循双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定位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规定，在互利的领域相互支持，开展合作，在国际上与中国“背靠背”开展战略协作。
“背靠背”的表述很形象，我们通过影视作品能看到，背靠背是一个防御性的阵形，而不是进攻式的态势，是在面临外部共同挑战时，相互支持合作、共同防御外部攻势，从而达到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对抗能力的目标。
中俄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普京政府也屡次重申这些原则，因此它会在中俄合作及对美关系中保持微妙平衡，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谨守边界，只做对俄罗斯有利的事、在其中一些能够实现中俄互利的领域开展合作和协作。一旦有悖俄罗斯的利益，即便对华有利，它也不会去做。
分化美欧，分裂援乌抗俄联盟，争取美国疏远欧洲，采取利俄政策，从而缓解其在俄乌战争中令人窒息的外交孤立，是战时俄罗斯的优先考量，只要有利于其对乌克兰的战争态势，有利于缓解其受到的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有利于改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处境，俄罗斯随时准备与华盛顿合作。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使它们变成现实。
因此，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可见的未来，美俄关系改善，中美关系缓和，中俄“背靠背”关系继续发展，但由于美俄关系改善，俄罗斯不再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俄罗斯也不会主动与美为敌，相反，会在特朗普感兴趣、且对俄无害的领域与其合作，尽可能避免触怒特朗普。与中方全面战略协作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改变。
从中方来讲也是如此，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中美关系缓和，中国也无必要在非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过不去。
同时，特朗普政府与中俄的关系都有改善，为中美俄三方协作带来想象空间。
G3+会议：为动荡的世界找寻出路
R：
世界日益混乱，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冲突以及一些地区潜在的危机目前都缺乏解决的机制，能否推动联合国在解决问题、甚至塑造世界新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
丁咚：
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很长时间由雅尔塔体系主导，大国主宰世界。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世界的领导者和世界秩序的塑造者任务，并依托七国集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同时依靠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来实现对世界事务的领导。
实质上，联合国自其成立之日起，就从未真正发挥全面领导和决策作用，大国分歧往往妨碍其在关键时刻作出有意义的决定，即便作出决定，也在删删减减中削弱其效果，极少解决真正的难题。大国力量、大国意志始终是主导世界事务的关键因素，冷战中的敌对方美苏是各自阵营的领导者和主导者，冷战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领导角色在一定时期里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今世界乱象纷纷，根本在于，旧的世界秩序、规则无法真正制约国际强权——美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带头违规发动战争就是表现，也没有真实反映国际关系新现实——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强制实行自身在西半球的霸权并阻止别国主导其所在地区事务，缺乏说服力，且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涣散无力、世界开始走向动荡、更加需要大国团结的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却转向大国竞争，大国间的对立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关系的分裂、破坏了世界秩序的稳定。
特朗普调适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的结果表明，美国已不能独立地扮演领导、协调和仲裁的角色，促和努力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在失败后亲身下场参战。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同盟友的关系也每况愈下，导致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不足以团结伙伴共同应对危机。
这些都使当今世界前所未有地进入动荡时期，联合国变成清谈馆、舆论场和橡皮图章，而不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
世界秩序和规则亟需顺应国际关系新现实，进行全方位、实质性改革和更新，正确反映大国实力的变化，针对各个冲突或潜在冲突地区制定规范，重组世界体系，将大国协调置于应有的重心地位，遏制战争和冲突频发、全球协调涣散无力、重大问题无法解决的状况。
将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提供了重要契机。届时美俄及亚太重要国家领导人都将出席会议。中方作为东道主，可以根据议题需要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列席会议，并组织场外会谈。
不能继续单纯指望联合国发挥作用，美俄作为当事国，也无法在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中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中国地位相对超脱，天然地具备了峰会召集者条件。同时中国在亚太也面临迫在眉睫的问题，既然外部介入不可避免，那么不如主动采取行动、推动潜在问题的解决。
中美、美俄关系的缓和和改善客观上为中美俄G3会议创造了可能性，三国分别处于亚、美、欧三个主要大洲，且均是体量和实力位居前列、身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为了提高效率，增加代表性，力促达成目标，以G3为中心，根据不同议题需要，构建G3+会晤机制，致力于面对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特别是从长远角度出发，在这个日趋动荡、规则匮乏的世界，团结各国，推动重大议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地区新秩序形成。
承担与自己的实力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具备协调解决全球和地区棘手难题、挑战的意愿与能力，是树立国际威望、扮演世界级领导角色的必经之路。英美分别在18和20世纪跃升为全球性大国就是典范。
世纪挑战：中美能否有序竞争？
R：
“北京新共识”为中美有度竞争提供了可能，但人们担忧，中美在本世纪的战略竞争能否一直保持理性，并且确保不走向冲突？
丁咚：
众所周知，美国本届政府对外政策的特朗普因素不具可持续性。他在当前与中方达成的共识能否管长久，中美能否始终有度、有序、良性竞争，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下届美国大选进行后，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新共识”首次确认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客观存在，并就缓和彼此关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一致，体现了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态度。
这一共识的部分内容会得到美国两党总统的支持，就已知的情况看，至少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和前任的拜登政府在采取对华新接触路线方面，交集颇多。但由于每任美国政府在处理战略竞争关系的侧重点、强硬度、方式方法上会不同，不同时期面对的问题也不同，共识可能减少，分歧可能会增多，并可能演变为对抗，因此将来的中美关系仍存在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对抗升级为冲突、甚至在某些条件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驱使双方通过一场战争达成目标，具潜在的可能性。
能否避免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失序、无度，甚至踏进“修昔底德陷阱”，关键看三点：
双方能否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战略互疑的因素，在国家战略、政策和行动三个方面，都遵守国际法、维护和平和公平正义，让对方放心，恢复基本信任，使彼此不可能从竞争走向对抗、冲突和敌对。
双方能否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和方法对待、处理各自和双边问题，以和平、对话、外交手段化解分歧、解决问题，消除两国走向对抗、冲突和敌对的根源。
双方能否本着公心，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出发，为了世界的未来和各自国家人民的福祉，思考、对待和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求同存异，真诚致力于解决问题，树立规范，塑造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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