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发生在2019年的一起单位行贿400万元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2026年《解释（二）》规定，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本文认为，2019年单位行贿的裁判规则完备，不存在司法空白，2026年新规处罚更重，依法不得溯及适用。本案只能依据行为时法律认定为“情节严重”。

【正文】

发生在2019年的一起单位行贿400万元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2026年新解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本文认为：2019年单位行贿的裁判规则完备，不存在司法空白，2026年新解释处罚更重，依法不得溯及适用。本案只能依据行为时法律认定为“情节严重”，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

一、问题缘起与实务核心争议

2026年5月1日，“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该解释规定了单位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终结了长期以来重罪无细化标准的局面。

新规落地后，跨新旧法的一些未结案件，出现法律适用争议。其中，2019年案发、涉案金额400万元、截至2026年5月1日尚未审结的单位行贿案，实务形成两种对立裁判路径。

第一种意见：恪守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旧法认定为情节严重。

该观点认为，2024年刑法修法之前，单位行贿罪仅有单一量刑档次。依据2019年行为时有效的刑法及司法解释，无论行贿数额多大，只能评价为“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期为五年有期徒刑，本案应当在五年以下区间量刑。

第二种意见：新解释有溯及力，适用新法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该观点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以下简称《2001效力规定》）第二条，认为只要案件尚未审结，即可适用新司法解释，依据《解释（二）》新标准将本案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区间从重处罚。

本案争议的实质，是刑事司法的底层法治问题：司法机关能否以事后修法、事后出新规的方式，加重评价、加重处罚行为时已有明确、统一、完备法律规则的过往行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规范溯源：2019年行为时法律体系完整、无任何空白 （一）2019年刑法明文：单位行贿罪仅一档法定刑

在2024年《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前，《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只有情节严重一档法定刑：

第三百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无论行贿数额400万元、800万元乃至上千万元，在当时的立法框架下，均只能归入“情节严重”范畴，量刑上限为五年有期徒刑。

（二）2019年司法解释：裁判标准清晰、全国统一

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单位行贿数额20万元以上即构成“情节严重”。

据此足以确认：2019年行为人实施涉案行为时，法律依据充足、裁判规则成熟，不存在任何需要新规填补的司法空白。

三、新规解读：修法及《解释（二）》属于纯粹事后加重规范 （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增设量刑档次

2024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作出重大修改，增设加重法定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解释（二）》明确单位行贿升格处罚标准

2026年施行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了单位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1. 情节特别严重（一般情形）：行贿数额200万元以上； 2. 情节特别严重（数额+情节）：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具备五类严重情节之一。

本案涉案400万元，完全契合新规“情节特别严重”的升格要件，对应刑期三年至十年，相较于旧法五年以下的量刑区间，处罚更重。

（三）新旧规范实质对比

旧法旧规（行为时）：400万元 → 情节严重 →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法新规（审判时）：400万元 → 情节特别严重 → 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显而易见，适用新规审理本案，属于典型的事后加重处罚，完全违背刑法谦抑与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四、溯及力规则精解：严格区分空白补缺与从旧兼从轻 （一）《刑法》第十二条：禁止事后重罚的规则

《刑法》第十二条明确从旧兼从轻原则：刑事评价以行为时法律为准，新法重于旧法的，绝对禁止溯及适用。

该条款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杜绝司法机关以审判时的严苛新规，回溯惩罚公民过往的合法预期行为。

（二）《效力规定》适用逻辑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规定确立了两个原则：

一是第二条的空白溯及：该条款仅适用于行为时无任何司法解释、司法裁判无据可依的真实空白情形，目的是统一裁判尺度，初衷绝非加重旧案责任。

二是第三条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行为时已有司法解释的，必须适用旧解释；只有新规对行为人更有利时，才可例外从新。

（三）本案核心纠偏：不存在司法空白，不得适用新规

实务误区的根源，估计是将2024年刑法修正案增设的量刑档次，错误认定为2019年的司法空白。

2019年并非“无规则”，而是规则明确、司法稳定。后续修法增加量刑档次，是刑法调整，不是对解释漏洞的填补。

机械套用空白溯及规则升格量刑，是对司法解释溯及力体系的片面曲解与错位适用。

总之，综合立法沿革、司法解释原文、溯及力规则与实质量刑对比，本案结论明晚无误：

第一，2019年涉案行为裁判规则完备，不存在司法空白，不得适用《2001效力规定》第二条溯及新规；

第二，《解释（二）》对本案属于重大不利变更、实质性加重处罚，依法禁止溯及适用；

第三，本案应当适用2019年《刑法》及《解释》，只能认定为“情节严重”，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区间量刑。

《解释（二）》的出台，旨在规范未来增量案件的量刑统一，绝非授权司法机关回溯加重多年前的存量旧案。对于2019年这类规则清晰、预期稳定、评价明确的单位行贿旧案，必须坚守从旧兼从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