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深秋的一个下午，雨水贴着咖啡馆的落地窗玻璃往下淌，把街上的霓虹灯晕染成模糊的色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搅动着杯里早已凉透的美式咖啡，视线落在了一个朝我走来的年轻人身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夹克，肩膀被雨水打湿了一片。他在我面前拉开椅子坐下，动作有些拘谨，但脊背挺得很直。那张脸庞有着跨越时光的熟悉感，尤其是微微下压的眉骨和紧抿的嘴唇，像极了年轻时在镜子里常常看着我的那个人。
“沈先生。”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超越了他这个年纪的疲惫，“冒昧打扰您了。我叫周宇。”
我点了点头，等待着下文。三天前，他通过我所在建筑公司的前台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只说有一件关于故人的重要事情必须面谈。
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个泛黄的旧信封，又拿出一个崭新的牛皮纸袋，一并推到我面前。他的手指修长，但骨节处有明显的粗糙茧子，那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男孩该有的手。
“这是什么？”我没有立刻去拿。
“我母亲上个月因为胃癌去世了。她叫李娜。”他说出这个名字时，我的呼吸出现了一秒钟的停滞。
李娜。这个名字在我生命里已经被封存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她是我的妻子。
咖啡馆里的暖气很足，我却觉得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二十年被时光掩埋的灰尘，在这一瞬间被粗暴地掀开，露出了底下鲜血淋漓的真相。
二十年前的那个雨夜，我提前结束了外地的工程勘察回到家，推开卧室门时，看到的是散落一地的衣物和两张惊慌失措的脸。那个男人叫周明，是李娜所在公司的上司。
那是怎样的一种崩溃，我至今都不愿去细细回想。没有电视剧里那种歇斯底里的摔砸，也没有冲上去扭打的冲动。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被抽干了，站在原地，连一句质问都说不出口。
李娜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哭着求我原谅，她说那是意外，说她是一时糊涂。可就在我们准备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夕，她查出了怀孕。
那是一个足以将人彻底撕裂的消息。我看着医院的检查单，问她孩子是谁的。她躲闪着我的目光，捂着脸痛哭，说她不知道。那一刻，我心底残存的最后一丝希冀也彻底灰飞烟灭。如果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这段婚姻还有什么继续的理由？
我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了她，只带走了我的几本书和衣服。我告诉她，无论孩子是谁的，我都无法再面对她。从那以后，我换了城市，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像切除一颗恶性肿瘤一样，把她从我的生活里彻底剥离。
后来我听说，她生下了那个孩子，和周明结了婚。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去听、不去问了。
时间是一剂缓慢的麻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温琴。她是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性子温和得像一汪水。她用她的包容和耐心，一点点缝合了我心里的裂口。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今年已经上高一了。我的生活早就步入了平静祥和的正轨，李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得仿佛属于上辈子的符号。
周宇指了指那个牛皮纸袋：“这是我上周加急做的一份亲子鉴定。样本……是我在您公司楼下的吸烟区，捡了您抽剩的半根烟头提取的。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方法。”
外面的雨声似乎突然消失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只能听到我胸口沉闷的心跳。我伸出手，指尖有些不受控制地微微发颤，拆开了那个牛皮纸袋。抽出那叠打印纸，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在黑白分明的表格下方，几行加粗的字体刺痛了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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