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腊月二十二，我骑着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两包果子、两瓶泥池老窖，从镇上往四里外的赵庄骑去。风大，耳朵冻得像猫咬的，但我心里比风还冷——今儿个是去退亲的。

我二十三，在镇砖瓦厂搬砖，一个月挣三百来块钱，搁那时候也不算太少。可春梅她妈嫌我穷，嫌我爹走得早，嫌我妈在集市上卖布头没出息。这些话一传到我耳朵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嫌我，我还看不上你家呢。媒人周婶说我倔，我说不是倔，是骨气。

车子骑到村口，碰见放羊的老赵头，他吆喝一声：“建国，来找春梅呀？”我应了一声没停车，心里说，算是最后一次来了。

春梅家在赵庄最东边，三间青砖瓦房，院子收拾得齐整。我在院门口支好车子，往里一瞅，堂屋门锁着，灶屋也没人。正愣神，东厢房门开了，春梅探出头，穿着那件枣红色的棉袄，辫子梳得油光水滑的。

“来了？”她声音不大。

“嗯，婶子呢？”我问，心想丈母娘不在也好，免得吵吵嚷嚷难堪。

“去河西她姐家了，今儿回不来。”

我松了口气，把果子点心从车后座解下来，递给她：“这个……你先拿着。”

春梅接过东西，没看，低头说了句：“进屋说，外头冷。”

我跟着她进了东厢房，她跟娘家住，这屋是她自己个的。我还没站稳当，就听见身后“咔嗒”一声，回头一看，春梅把门关上了，还别上了插销。

我脑子嗡了一下，话都不利索了：“你……你这是做什么？”

她转过身来，靠着门板，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那眼神说不上是怨还是别的什么，红红的，像哭过。她嘴角动了动，没出声，忽然一屁股坐到地上，抱住我的腿就哭起来了。

“建国，你不能不要我……”

我是真没想到这一出。春梅这人，平时话不多，见人总是低着个头，跟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不一样，她有个脾气——硬。有一回我去她家，村里有个赖小子在胡同口堵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她二话没说，拿起墙根的顶门棍就抡过去，吓得那小子跑了半个月没敢露面。就这么个人，现在坐在地上哭得跟小孩儿似的，我心里那点硬劲儿一下子软了，弯腰去拉她：“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

她不起，两只手攥着我的裤腿，攥得指节发白。我看见她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露出一小截棉絮，心里酸了一下。

“你妈嫌我穷。”我说。

“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她抬起头，鼻头红红的，“建国，你要是嫌我不好，你就走，我不拦你。你要是因为我妈的话……”

我没吭声。

“我不知道你听谁说了啥，”她松开手，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床边坐下，低着头抠自己的指甲盖，“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夹在中间多难？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碎，可她不坏，她就是怕我嫁过去受罪。你跟她说，过两年砖瓦厂转正，一个月能拿五百，你跟她说这个呀。”

“我说了，她不信。”

“她不信你信我呀。”春梅忽然抬头，脸上泪还没干，嘴角却带着一点倔强的笑，“建国，我高中念了两年就不念了，不是念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念了，我想早点找个踏实人过日子。你问我为什么相中你？我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正派，不耍心眼，在砖瓦厂干活不偷奸耍滑。”

她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可一想到她妈那张脸，那股热乎劲儿又凉了半截。

“你妈昨儿跟周婶说，嫌我家只有三间土坯房，嫌我妹还在念书花钱，嫌我……”

“你闭嘴吧。”春梅忽然厉声打断我，站了起来，眼睛直直瞪着我，“建国，你今儿来是不是退亲的？”

我不说话了。

“是不是？”她又问了一遍，声音发抖。

“是。”我硬着头皮说出了这个字。

她狠狠咬了一下嘴唇，咬得嘴唇发白。然后她做了一个我想都想不到的动作——她把棉袄的扣子解开了。

“你疯了！”我吓得往后退了两步，后腰撞到桌子角上，把桌上一个搪瓷缸子撞翻了，水洒了一桌。

春梅不管，又解了一个扣子，露出里面碎花棉毛衫，还有脖颈下一片白生生的皮肤。我赶紧扭头看别处，心跳得哐哐的，像有人在胸口擂鼓。

“你不许看别处。”她的声音变了，不凶了，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软和，像糖化在水里那样，“建国，你看着我。你要是觉得我不值得你争口气，你就走，我把门打开。你要是觉得我这个人还行，你就回去跟我妈说，这门亲不退。”

我站在原地，脚底下像生了根。外头风刮得呼呼响，窗户纸跟着一鼓一鼓的。院子里不知谁家公鸡叫了一声，悠长悠长的。

“你把扣子扣上。”我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你答应我不退亲？”

“你先扣上。”

“你先答应。”

我深吸一口气，觉得脑袋里头那根弦快要绷断了。那年的冬天可真冷啊，可这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热了起来，热得我后背都出汗了。春梅站在那里，棉袄敞着怀，脸红得像院子里的红辣椒，眼睛却亮得吓人。

“春梅，你别这样。”我几乎是求她了，“叫人知道了，你以后咋做人？”

“我不怕。”她说，“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没敢接话。

她走过来，走得慢慢的，一步一步踩在我心尖上。走到我跟前，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还在抖，可是抓得紧紧的。她把我另一只手也拉过去，两只手合在一起，按在她心口上。

隔着碎花棉毛衫，我能感觉到她心跳得有多快，咚咚咚咚的，像揣了一只兔子。

“你摸见了没？”她轻声说，“它跳得快不快？”

我说不出话来，点了点头。

“它从去年你托人来提亲那天起，就一直跳得这么快。”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我手背上，烫得很，“建国，你要是退亲，我这辈子都不嫁人了。我说到做到。你信不信？”

窗外忽然传来脚步声，还有邻居李婶跟人说话的声音：“春梅家来客了？院门口停了辆自行车。”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赶紧要抽手，春梅却死死按着不让。她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嘴角却翘起来了，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狡黠和得意。

“怕了？”她小声说。

“你快松开！”

“我不。”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嘴唇几乎贴着我耳朵，“你要是不答应我，我现在就喊。”

“你喊啥？”

“我就说你要欺负我。”

我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那个木讷寡言的春梅嘴里说出来的话。她看着我的表情，忽然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笑了一下，又哭了。

她把我的手从她心口拿开，没有松开，而是攥着，攥得紧紧的。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嘴唇上极快地碰了一下，像蜻蜓点水那样。那一瞬间，她的嘴唇是凉的，干的，还有点裂皮，扎得我嘴巴麻麻的。

“你回去吧。”她松开我的手，退后两步，低头把棉袄扣子一颗一颗系好，声音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低低的，稳当的，“回去跟我妈说，不退亲了。要是她问起，你就说……你就说你舍不得我。”

“我……”

“你走吧。”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看见她肩膀在轻轻发抖，“你再不走，我就真的舍不得让你走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冷风呼地灌进来。我站在门口，腿像灌了铅。走出去两步，又站住了。

“春梅。”

“嗯？”

“初二我来接你，去赶集。”

她没有回头，但我听见她笑了，是那种捂着嘴的、细细的笑声，像冬天里忽然开了一朵花。

我推着车子出了院门，李婶还在巷口站着，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没理她，骑上车子，蹬了两步，又忍不住回头看。

东厢房的窗户开了半扇，春梅趴在窗台上，露出半张脸，嘴角弯弯的，朝我摆了摆手。

我一使劲，车子蹿了出去，骑出去老远，才发现自己的嘴角也咧着，咧得腮帮子都酸了。风刮在脸上，一点都不冷了。天上的云散开了，露出老大一个日头，黄澄澄的，照在结了冰的路面上，晃得人眼睛都花了。

回到砖瓦厂，工友大刘问我：“不是说今儿去退亲的？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把泥池老窖从车后座解下来，往桌上一顿：“不退了。”

“不退了？”大刘愣住，“那你这是……”

“初二办酒席，你来帮忙。”我说，拿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大口凉茶，茶水顺着嗓子眼凉下去，可心里头那个地方，却暖烘烘的，像揣着一盆炭火。

那年的初二，我骑着车子去接春梅赶集。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新做的，脸上的冻疮涂了紫药水，紫一块红一块的，丑得很。可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