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李德尚玉
“龙卷风、冰雹、暴雨、暴雪、沙尘暴、极端高温，这些过去几十年一遇的灾害，如今密集暴发，轮番登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表示。
今年1至5月，中央气象台已发布强对流预警超过120次，沙尘暴预警超过15次，高温预警超过28次，相关极端天气的频次、强度均创下近五年来新高，覆盖范围也为近五年最广。
极端天气已经不是局部、偶然的现象。6月12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
什么是厄尔尼诺？预计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应对极端天气，我国正在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城市防洪最需要补齐哪些短板？正确的应对思路是什么？围绕上述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魏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城市防洪一方面需要“以时间换空间”，将降水先滞留，减轻排水压力；另一方面需要调整防洪理念，主动划定允许淹没的区域。
今年9月或将迎来厄尔尼诺事件
《21世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能否简单科普一下厄尔尼诺？厄尔尼诺的“状态”与“事件”之间有什么区别？对我国有什么影响？
魏科：厄尔尼诺的空间尺度非常大，从赤道东太平洋一直延伸至赤道中太平洋，其东西向空间范围可达上万公里，因此会带来全球范围的影响。
中国气象局已于今年5月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该区域海温比常年平均值偏高0.5摄氏度以上时，即被视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状态若持续五个月以上，才会正式被认定为厄尔尼诺事件。
根据现有预测，今年应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换言之，当前海温异常偏高的幅度已超过0.5摄氏度阈值，若持续五个月，至今年9月即可满足厄尔尼诺事件条件。即便进入9月，厄尔尼诺事件也不会立即结束。厄尔尼诺存在一个被称为“位相锁定”的特征——其峰值通常出现在年末至次年初，即12月至次年2月期间，此后才会逐渐减弱。当前各方预测的，正是此次正在发展中的厄尔尼诺事件。
受厄尔尼诺及大气、海洋、陆面等因素共同影响，预计今年主汛期（6至8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有南北两条多雨带，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下游、长江流域下游、珠江流域将出现较重汛情；新疆北部降水明显偏少，存在阶段性气象干旱的风险。黄淮等地初夏将发生高温热浪，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新疆高温日数较常年明显偏多。台风活跃期较常年偏早，盛夏台风北上对东部沿海的风雨影响概率较大。
《21世纪》：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5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升温逼近1.5摄氏度温控红线。气温升高1.5摄氏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魏科：许多人容易将当前的气候变化与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相混淆，例如认为恐龙时代的温度更高，或地球历史上曾出现过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然而，历史上气候变化与当前气候变化的区别，如同从20楼步行下楼与从20楼纵身跳下，即“下楼”与“跳楼”的区别。我希望通过这一比喻，帮助公众理解当前气候变化在幅度与速度上所达到的惊人程度。
气候变暖让冷涡“强上加强”
《21世纪》：今年入夏以来，北京多区接连出现高温、冰雹天气，但也有凉爽舒适的天气，这是大气环流紊乱的表现吗？该如何理解“短时凉快”和“长期变暖”的关系？
魏科：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气候正在变得更加极端。北京今年自5月10日入夏以来，整体温度波动较大，既出现过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曾出现气温骤降至10余摄氏度的情况。总体而言，今年的平均温度仍高于历年水平，但高温较历史同期略低，低温较历史同期略高，因此夜间体感更热。
人们认为近期北京体感温度舒适，是因为白天不那么热且空气质量较好。然而，近期北京市通州区、房山区、昌平区、密云区等多地先后遭遇冰雹，这些冰雹天气恰恰发生在人们感觉舒适的时刻。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造成的损失也随之加大。
最近几次天气过程与东北冷涡的增强有关，东北冷涡强度偏强，加之局地对流系统的叠加，形成了“强上加强”的效应。当前的气候背景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发生同样强度的东北冷涡，由于全球温度升高、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加，也相当于为天气系统提供了更充足的“燃料”。全球变暖正是这一“燃料”的主要来源，使得强对流天气的强度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上有明确结论，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中能够容纳的水汽量增加约7%。目前全球升温已接近1.5摄氏度，因此极端天气发生时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已增加了10%以上。
由此可见，当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其“燃料”至少增加了10%，从而能够带来更强的暴雨、冰雹和龙卷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即便不在今年发生，也将在未来显现。气候极端化，已是理论和观测共同验证的事实。
现有防洪标准与极端天气强度仍存差距
《21世纪》：北方城市在气候适应建设上最缺什么？城市排水和防洪体系足以应对暖湿化下的更大雨量吗？
魏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目前距离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去年9月，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更新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计划于2035年初步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当下，我们必须梳理清楚气候适应型社会的建设在哪些方面存在短板。
一方面，从防洪标准来看，我国主要河流的防洪标准大致为百年一遇，而一些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仅约为20至30年一遇，在普通降水条件下足以应对。然而，一旦发生极端降水，尤其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破纪录降水，情况便不容乐观。
所谓破纪录降水，是指降水量达到我国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的降水事件。绝大多数气象站点的观测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70余年。这意味着，当前的降水记录已经突破了70年来的极值，已非20年或30年一遇，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的降水量。因此，现有的防洪标准与极端天气的实际强度之间仍存在差距。
另一方面，我们的城乡布局和城市建筑格局也存在问题。以北京为例，在自然条件下，夏季本是多水季节。从北京的地名便可窥见一斑，海淀、沙河、北沙滩、玉渊潭、积水潭、莲花池、太平湖、金鱼池等，无不印证着北京历史上水网密布的特征。然而，这些河道、湿地和湖泊如今大多已消失，人类活动侵占了许多原本的蓄水空间。当同样的降水发生时，城市能够容纳和消纳的水量自然大幅减少。
因此，城市布局确实需要作出调整，使降水能够被适度吸纳。这正是过去多年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初衷。然而，海绵城市的思路在应对普通天气时有效，但在应对极端天气时恐怕难以奏效。
《21世纪》：气候适应型城市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目前有没有相关的建设标准？
魏科：气候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相关标准也需要动态调整。
以我20年前刚入行时为例，当时北京高温超过35摄氏度即被视为高温天气，38摄氏度极为罕见，每年高温日数仅为个位数。如今，平均每年高温日数已超过20天，动辄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大家已经对35摄氏度习以为常，只有到了40摄氏度才觉得高温天来了。但高温天的标准其实一直没变，酷暑事件的严重程度持续上升。
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高温和越来越强的暴雨。极端性本身在不断加剧，当前的适应措施或许足以应对现有气候状况，但随着极端事件强度的持续升级，未来恐将难以奏效。按照现有的常态标准进行的城市规划，与按照极端天气要求进行的规划之间，差距可能较大。只要一个城市存在较低洼的区域、大量的地下管网和地下建筑，这些风险就是真实存在的。
让雨水先“滞留”、划定淹没缓冲空间
《21世纪》：针对这些防洪短板，正确的应对思路是什么？
魏科：正确的思路在于第一时间将降水滞留下来。目前我们的做法是想方设法将水尽快排出去，小区排到街道，街道排到更大的道路，再通过下水管网排入河流，导致街道和低洼地内涝严重，整个防洪系统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在小区层面将雨水滞留下来，实现“以时间换空间”——原本1小时降下的雨需要1小时内排走，现在同样1小时的雨，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慢慢排出去——防洪压力就会大大缓解，不再那么集中。实现滞留的关键在于建设大规模的湿地和雨水花园，甚至在小区内设置蓄水箱等设施。先把水留下来，再缓慢排放，这是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可能需要对防洪的理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严防死守，坚决不能让任何地方被淹。但事实上，正常的河流在发生洪水时，原本就会淹没两岸的天然湿地和缓冲区域，而现在很多地方没有给洪水留出缓冲空间。因此，可能需要调整思路，划定一些允许淹没的区域。不是让洪水肆意泛滥，而是由我们事先指定哪些区域允许被淹没。
有些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在河流和湖泊两岸预留了大量公共绿地。在平时，这些绿地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到了雨季，这些区域可以被淹没。只需通过适当的管理，比如关闭公园、禁止人员进入，在洪水退去后，甚至可以将其临时转变为戏水公园，供人们游玩。这样一来，即使我们的防洪标准依然是20年一遇，因为有了一些可以容忍被淹的指定区域，城市的适应能力也会显著提升。
北京拥有大量的绿地和公园。我们可以将这些绿地和公园转化为雨季遭遇暴雨时滞蓄雨水的空间，至少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吸纳街道上四处横流的积水。具体而言，可以让北京的大型公园先留住雨水，允许一部分绿地被淹没，将这些绿地设计成下沉式的戏水公园。只是这些工作目前还没有得到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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