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原东北局和华东局的书记引起了巨大风波，原单位许多老部下都受到牵连。相对来讲，东北的情况更被人熟知，有著名的“五虎”。但其实华东影响到的人也不少，直接把下辖的一个分局给改组，原分局代理书记、三位副书记全部撤职。
而新上任的一把手舒同，对原有干部更是进行大刀阔斧的处理，以至于前来参会的陈毅陈老总都忍不住发火：总说影响、影响，那影响什么时候散？
那，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饶两位书记受到批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后，各机关单位也开展揭发批判，华东局这边主要就是针对饶书记的问题。
因为华东局的重要干部或多或少跟饶书记都有历史渊源，这种关键时刻，就需要表明态度，以此划清界限。
大多数人迫于形势都进行了攻击性发言，但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却觉得饶书记革命贡献大，有些材料缺乏依据，所以就只是讲了一些饶书记工作上的缺点，并没有往深了批。
他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是怎么认为的就怎么说，但在当时的风气下，这样就力量不够，加上他职务较好，不配合的话也会影响到下面的人，所以华东局几位领导认为向明发言空泛，没有预期那样揭出更为严重的问题。
即便承受压力，向明仍是没有胡乱攻击，因而引起上级不满。
1954年6月，中央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老总到山东检查向明的问题，对于山东分局的这些老部下，陈老总也是有感情的，就在开会时提了三种意见：
“一是向明基本是个好同志，但存在缺点；二是向明基本上不好，但还有优点；三是向明闹独立王国，参加高、饶联盟。”与会的分局干部基本上都认为向明是好同志。
陈老总将这些情况上报中央后，没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次月向明被扣上居功自傲的帽子，职务被撤销。不久后山东分局的三位副书记高克亭、赖可可、任质斌等也是被撤职处理。
这些举措让山东分局难以履职，于是中央新成立山东省委，由舒同出任第一书记、谭启龙出任第二书记、赵健民出任第三书记。新的山东领导班子，没有一位是上一届的老人，这本来应该就告一段落，按照全新路线去走便是。
然而或许是中央大“换血”的态度，让山东省委觉得应该把上一届的影响彻底肃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开展相关的工作。甚至发出过《关于坚持领导肃清向明影响的指示》，派检查组到各地、各大单位去监督，给下面的干部造成严重思想负担。
据被撤职的原山东分局高克亭回忆，那段时间他的处境非常难熬，很多人见到他都尴尬，不知以什么态度面对。尤其是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一次会议上宣传，说向明集团有核心，但绝不止核心，还存在外围人物。
潜台词是之前处理的都是核心，外围人物还需深挖，这就导致事件扩大，打击面极广，什么问题都会往向明身上靠，有50多名厅局干部都被说受到了向明影响，因而被处分。
这种风气很不好，让陈老总都看不下去，愤怒说道：总说向明影响、向明影响，他一个人影响有那么大吗？这种影响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为给事件降温，陈老总去参加山东第一次党代会时就做了总结发言，认为对向明问题应该到此为止，不宜继续深究扩大。
然而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会议结束后，各地市、县、单位等仍在继续展开清算斗争，闹得人心惶惶。
一位山东的干部后来回忆，省委负责人及青岛市委个别领导把解放初期的往事拿来攻击，即向明在主持青岛军管会时曾按照政策释放了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在反特斗争中曾运用过“以特反特”的策略。
所谓的“以特反特”，就是任用一些原国民党特务，这批人熟悉国民党的情报线和交流方式等，能更迅速把深藏的敌特挖出来。从现实角度来讲，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可一旦上纲上线，这就会带来很大麻烦。
几位领导一表态，向明问题就又上升了一个高度，影响到原先跟向明有关的干部，加重了紧张气氛。
从已知的历史来看，向明的确曾得到饶书记提携，对饶书记也很敬重，他本人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个人主义严重，接受不了批评，但要说他参与了什么联盟，那还是有些牵强，缺乏实质性证据。
包括后来中央为他平反时也说“过去认定向明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积极支持饶，参加了高、饶的联盟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能成立的。
过去省委对向明同志所做‘叛徒’，清除出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奈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明的问题只得到偏激化处理。
1955年9月，山东省委处理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十数人，省直各级机关部门负责人近百人，原山东省委“全军覆没”。向明被下放多年，69年病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名誉。
值得一提的是，原山东分局的副书记高克亭、任质斌、赖可可等人虽然最初也被降职，但后来都陆续提升，慢慢又重新担任了省部级干部，跟东北的“五虎”处理有些类似，也算是独特的人情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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