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叫停旗舰项目FCAS战斗机——这对欧洲防务的影响令人担忧。未来空战系统也就是“FCAS”战斗机项目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摆,这对欧洲防务合作是一次重大挫折。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用了近10年时间,试图研发原本被寄予厚望、将成为欧洲下一代主力作战飞机的项目,最终却因领导权、工作分配和知识产权争议而走向失败。不过,欧洲人对此其实不该感到意外。欧洲战斗航空的发展史上,类似项目屡见不鲜,往往都被彼此竞争的国家利益拖累。从这个意义上说,FCAS与其说是一次特殊的失败,不如说只是一个反复上演故事的最新篇章。
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FCAS为何陷入困境,而在于它的失败暴露出欧洲是否有能力在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中,形成并持续维持所需的军事能力。如今,欧洲的潜在对手正大举投资于一体化、多层次防空体系,包括远程导弹、电子战能力以及日益先进的传感器。未来冲突中,如果还想保持突破严密防空空域的能力,就必须实现能力上的跨越式提升。
FCAS最初被设想为一种“第六代”作战体系,也就是战斗机技术的最新跃升,用来应对这种高度对抗性的空中环境。其核心是一种新型作战飞机,并由自主无人机、先进传感器、电子战系统以及一个把所有要素连接起来的数字网络提供支撑,计划从204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
问题在于,这类项目的研发成本正变得异常高昂。欧洲各国政府希望通过分摊成本、共享专业能力和工业产能,获得原本单靠一国难以企及的能力。
尽管表面上有共同需求,但FCAS参与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实际目标并不相同。对法国来说,这个项目从来不只是为了替换“阵风”战斗机。任何后继机型最终都必须承担法国核威慑空基力量的一部分任务,还要能够在法国航母上运行,并维持本国自主工业能力,尤其是独立设计和制造先进作战飞机的能力。因此,法国坚持在FCAS中掌握设计主导权,反映的其实是对国家战略自主的担忧,尽管外界常把这种立场描述为工业上的固执。
以航空航天巨头空中客车公司为代表的德国,并不愿意为一个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把欧洲最有价值的专业能力、知识产权和设计主导权集中到法国航空企业达索手中的项目埋单。
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新鲜。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法国曾试图联合研制英法可变后掠翼飞机。但法国在1967年退出,原因与FCAS颇为相似,最终导致项目夭折。
当然,欧洲也并非没有成功的联合项目。例如“狂风”战斗机项目。再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战斗机”联合体成立。那一次,尽管法国退出并转而研制“阵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仍继续推进,西班牙后来加入,最终形成了“台风”战斗机项目。
几十年来,欧洲的联合防务项目往往被要求同时完成几件事:提供军事能力、维持本国产业,同时加强外交关系,或者至少不破坏这些关系。当欧洲安全仍由美国兜底、俄罗斯威胁似乎受到控制时,这种折中或许还能维持。但在欧洲各国政府不断警告欧洲必须重整军备的当下,这种安排就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问题还因政府与工业界关系的变化而进一步复杂化。空中客车公司至今仍有部分国有背景,而达索则由其创始家族控制。这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与冷战时期相比,欧洲各国政府如今对大型防务企业的影响力往往更弱。冷战时期,国家持股和更充分的工业竞争使政府拥有更大的杠杆。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在军事能力上日益关键的科技企业。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武装力量的建设以几十年为周期,而不是以选举周期为单位。如果欧洲各国政府难以动员工业界满足防务需求,那么它们可能会在试图遏制侵略的关键时刻,反而面临能力缺口。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已经提出了FCAS之外的三种替代方案。
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是从美国购买更多F-35战斗机。但这既无法完全满足德国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依赖,而这正是欧洲国家希望避免的。
第二种选择,是加入另一个合作项目,最可能的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推进的第六代战斗机计划——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GCAP”。德国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可能为这一项目带来额外资金和更大的订单规模。但也会引发影响力分配的问题。
如果柏林无法接受在FCAS中处于从属地位,那么它也不太可能在GCAP中接受类似角色。因此,现有参与方可能会认为,扩大合作带来的好处不足以抵消项目延期的风险。GCAP的目标服役时间是2035年。
第三种方案,是由德国主导推进新项目。目前相关讨论围绕拟议中的“第六代团队”工业联盟展开。这是一个由空中客车牵头、8家防务企业组成的联盟。这样做可以回应工业界关切,保留德国的设计雄心,也可能让柏林与西班牙、瑞典等其他伙伴建立新的合作联盟。但这一方案的成本可能高得难以承受,风险也很大。而且,如果欧洲本已拥挤的战斗机项目版图因此进一步碎片化,现有所有项目的可行性都可能下降。
法国面临的选择同样艰难。它可以自主研发“阵风”的后继机型,从而继续掌控工业、核威慑和航母使用等需求,但代价将十分高昂;也可以寻求重新设计合作框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都已明确表示,双方仍存在其他合作机会,例如原本计划为FCAS战斗机提供支援的无人机,或主机所使用的发动机项目。
FCAS的经验并不意味着欧洲无法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并非如此,而GCAP未来也可能再次说明:务实的联盟能够在更具政治雄心、却最终失败的合作模式失灵之处取得成功。
但FCAS确实揭示出一个日益扩大的错位:欧洲所面对的安全环境、其延续至今的防务采购方式,以及相关成本之间,正越来越难以匹配。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近期因防务经费争议辞职,也指向了同样的问题。
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威胁,但它们仍然“不愿意”作出应对这些威胁所需的财政和政治妥协。这一点值得所有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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