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庆武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着中央的声音。两报即《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是《红旗》杂志。红旗杂志一直是党中央理论刊物，具有权威性。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无锡市委工作。刚到无锡时还是单身。晚上没事儿，常在机关里看书。当时有一位红旗杂志编委吴建国，挂职无锡市委副书记。他单身一人，住在市委大院，我们常聊天。他回北京以后，我到北京还去找过他。他就住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院内。那时候才了解到，红旗杂志的办公楼就是当年的北大红楼。吴建国早期留学苏联，娶了个苏联妻子，还热情地接待过我们。
整个80年代，思想理论的交锋非常激烈。左和右的矛盾冲突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以红旗杂志为代表的声音与人民日报不太一样。人民日报大胆敢言，敢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而红旗杂志则相对保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强调的比较多。
到了80年代末期，《红旗》杂志终于变成了《求是》杂志。这不仅是一个杂志名称的改变，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下面我通过查找一些资料，找到了当年刊物名称改变的背景、过程。这里概述一下。
一.刊物创办的背景
《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6月，是毛泽东亲自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这个创办时间可以看出，当时正是三面红旗提出的时候。“ 三面红旗 ”是指 1958 年提出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 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施政口号，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探索方向 。刊物名称也是毛泽东亲自题写的。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杂志成为"左"倾思潮的重要阵地，其编辑方针和内容深受极左路线影响。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思想理论战线亟需与新的历史时期相适应。
《红旗》杂志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如关注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但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形象和办刊风格，已难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
二、改刊的原因
改刊的核心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
这是官方给出的最主要原因。《红旗》杂志的办刊理念和风格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一份更符合新时期理论需求的刊物。这就是需要摆脱"左"的历史包袱。
在国内外舆论中，《红旗》被视为"左"的代表。港台和国外媒体对《红旗》撤刊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摆脱极左路线的象征。同时，国内也有部分党员群众担心撤销毛泽东创办的刊物是否意味着要否定毛泽东。
2，理论刊物定位的重新思考：
新刊物需要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以"求是"为名，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好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和研究。
三、改刊的过程
改刊经历了一个较为紧凑的过程：
1，决策阶段（1987年底）
1987年12月16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理论刊物。这一决定使《红旗》杂志社内外都感到突然。
12月21日，《红旗》编委会就1988年第一期是否照常出版请示中央。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申《红旗》必须停刊，但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三人小组起草改刊方案。
2，筹备阶段（1988年初至6月）
1988年2月，中央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难以独立承担办刊任务。3月2日，有关方面给中央写信，认为《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终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6月15日为停刊日期。
关于刊名，"求是"二字出自李瑞环的创意。1988年上半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期间，拿着写满刊名的单子琢磨，李瑞环在其上写下"求是"两字，最终被中央采纳。
3，交接阶段（1988年6月至7月）
当年5月30日：中央正式决定，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的指导思想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6月16日：《红旗》出版1988年第12期（最后一期）后正式停刊。杂志正文未提及停刊，仅封底标注终刊信息，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7月1日：《求是》杂志正式创刊，邓小平亲笔题写刊名，沿用原《红旗》杂志的邮发代号。
4，后续调整（1989年）
1989年7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原来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在目录页上标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字样，恢复了与其前身《红旗》同样的地位和使命。
四、改刊名的历史意义
从《红旗》到《求是》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留给中国的重要遗产之一。这一变革不仅是一个刊名的更替，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理论路线的深刻调整——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教条主义转向实事求是。同时，也是真正从毛泽东时代转向邓小平时代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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