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至17日，第十届汉语哲学论坛于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意识、语言与哲学”为主题，恰逢论坛创办十周年，海内外顶尖学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十年学术积淀，共绘汉语哲学未来发展蓝图。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侨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研院”以及哈佛大学、罗马第二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学者立足汉语思想传统，聚焦语言、心灵、真理与智能等当代哲学前沿问题，在深度对话中推动汉语哲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
论坛现场
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束鸿俊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哲学系主任程乐松、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王俊先后致辞。初晓波指出，北京大学是汉语哲学的重要发源地，自2016年首届汉语哲学论坛举办以来，历经十年培育，汉语哲学已从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学术方向，在国际学术舞台持续传递中国声音。汉语哲学兼具自主性、基础性与开放性：它以中国学者对哲学根本问题的整体思考为出发点，将古今汉语思想资源整合为有机整体，并将其置于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和文明经验之中，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多样性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程乐松表示，北京大学哲学系既是汉语哲学研究的倡导者，也是其实践者和组织者。回顾论坛十年来的发展，其最大价值正在于开放性：它欢迎不同方法论、不同问题意识，也欢迎从根本意义上批评甚至否定汉语哲学的观点。程乐松进一步提出，汉语在东亚思想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曾经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于东亚精神生活和世界文化发展意味着什么，仍是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王俊表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是汉语哲学会议的重要承办单位之一，也是汉语哲学这一“思想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近年来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的讨论中，汉语哲学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标识性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在十年间团结了一批来自外国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并带动了一批后学。十周年既是一个阶段性小结，也是新的起点。
开幕式结束后进行了本次论坛的第一场大会报告，报告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林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安乐哲（Roger Ames）、韩水法先后发言。安乐哲报告的题目是《本体论错置：“道”并非the Way，“仁”并非benevolence》。安乐哲认为，过去的汉学家将中国哲学核心概念如“道”、“仁”简单地译为“the Way”和“benevolence”的做法是一种“本体论错置”。在他看来，这种译法错误地将汉语思想中具有生成性、关系性与过程性特质的“生生论思维”（或关联性思维）概念，纳入了西方静态的、实体化的本体论或德性伦理学框架中进行理解。安乐哲指出，“道”并非像上帝那样的外在创造者，而是与世界万物处于一种焦点与场域相互牵连、共同生成的动态关系之中。因此，机械的词汇对应翻译扭曲了这些核心词汇的本来意义，阻碍了对其独特世界经验生成方式的恰当理解。韩水法报告的题目是《再论汉语哲学的使命和前景》。他将汉语哲学明确界定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一个范式出现之后，其所能包容的哲学问题会获得新的理解，也会产生方法论意义。报告系统勾勒了汉语哲学范式的四类核心任务：以形而上学、知识论、哲学翻译与逻辑为核心的研究。韩水法强调，汉语哲学承担的是“哲学的一般使命”，旨在探索所有哲学领域的普遍问题，而非一种特殊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诉求。他提出了创新的“语言对语言”比较哲学方法，主张将汉语哲学与古希腊语哲学、德语哲学等具体语言传统进行对比。最后，他指出汉语哲学的前景根本上与汉语能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语言密切相关，其发展关乎人类文明多样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第一场大会报告的下半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主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倪梁康、澳门大学哲学系王庆节、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江怡先后发言。倪梁康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语言与意识的关系略论》。倪梁康从现象学与意识哲学立场出发，强调语言哲学问题必须回到意识哲学的基础层面。倪梁康区分了“意识语言”与“表达语言”：前者是非符号化、非公共性的内在意识结构，后者则是社会化、符号化的表达形式。语言可以表达意识，但不能穷尽意识，更不能生成意识。针对人工智能，他指出当前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计算”系统而非“思维”系统，不具备情感、意志等意识结构，因此AI的发展无法取代对意识本质的哲学思考。王庆节报告的题目是《汉语思想词的涌现与生活世界——也谈“汉语哲学”的可能性》。王庆节提出了“思想词”这一核心概念：思想词既源于日常语言，又能够在理论论辩与存在领悟中发挥作用。他指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词必须在三种对话中保持平衡：日常性对话（生活经验的基础）、论辩性对话（理性检验）、启示性对话（存在意义的照亮）。若脱离生活世界或失去公共可理解性，思想词将沦为封闭的概念系统。王庆节指出，哲学的世界性不在于抽象普遍性，而在于能否从独特生活世界中生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思想贡献。汉语哲学的未来，在于思想词在历史实践中的自然涌现与持续生成。江怡报告的题目是《分析哲学视域下的汉语哲学：意义的再现方式》。江怡认为，应将汉语哲学问题聚焦于“意义如何通过语言得以再现”的结构层面，而不仅停留在文化差异层面。他特别提出了“汉字哲学”的概念，认为汉字具有空间结构的直观性、会意式的逻辑—哲学组合，以及形声系统的分类机制。这些特点使汉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显示意义”，而不仅仅是约定性的指称符号。他进而区分了“汉语哲学”、“汉语言哲学”与“汉字哲学”三个层面，论证汉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再现模式。
本次论坛共设六个专场会议。专场会议（一）的主题是“世界哲学与汉语哲学”，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齐主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何乏笔（Fabian Heubel）、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王俊先后发言。吴根友发言的题目是《世界历史与汉语哲学》。吴根友指出，汉语哲学既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也丰富着世界历史的精神内容。没有广义西方哲学的刺激，就没有现代形态的汉语哲学。他强调要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发展出能够展现“世界之中国”和“中国之世界”新经验的汉语哲学，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人类共享的哲学问题，给出汉语形式的回答，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何乏笔报告的题目是《汉语与希腊语之间的道哲学》。何乏笔致力于探索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之间的对话空间。他重点分析了海德格尔后期提出的“道路问题”及其对“存在”本身“反转性”结构的思考，认为这种将存在理解为动态道路的语言，与老子对“道”的阐述在结构上形成深刻呼应。他提出，这种跨语言的哲学纠缠并非简单比较，而是可能导向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哲学可能性。马寅卯报告的题目是《俄罗斯哲学的身份困境及其对汉语哲学的启示》。马寅卯引用俄罗斯学界对“民族哲学”概念的批判，揭示了学术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进而，他分析了俄语哲学在英语学术霸权下面临的表达困境，以此启示汉语哲学：一方面应充分发掘汉语及汉字系统的独特性（如意象思维以及“道”“气”“阴阳”等核心概念），另一方面需致力于建立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汉语哲学声音获得被听见的机会。王俊报告的题目是《共识先于真理——论作为交流事业的哲学》。王俊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情境化的反思“活动”，因此所有哲学在根本上都带有“地方性知识”的色彩。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史叙事应被多元化的世界哲学图景所取代。哲学的终极目标不应是追求某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而是实现不同主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事业，即“共识先于真理”。汉语哲学的意义在于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共识的达成。
下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胡旭辉主持，哈佛大学南亚系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丁·德海（Martin Delhey）、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魏葆珞（Paolo Visigalli）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晓楠先后发言。范德康报告的题目是《古典汉语与藏语佛教哲学中的辩论及其作用》。范德康指出，欧亚大陆在“轴心时代”普遍出现了哲学辩论传统。他对比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名家论辩、印度因明学以及藏传佛教高度制度化的辩经传统，指出中国战国时期的辩论以名家为代表，注重语言界限、相对性及概念挑衅，而非形式逻辑推导；墨家后期则发展出更系统的逻辑与后果论推理；佛教因明学的传入带来了更严密的推理规则，而藏传佛教的辩经则与中世纪欧洲修道院中的辩论（disputatio）形成了有趣的平行现象。德海报告的题目是《玄奘与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哲学》。德海从印度学专家的中立视角，评估了玄奘佛经翻译的准确性与哲学深度。他的主要结论是：玄奘不仅是卓越的翻译家，更是印度瑜伽行派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和整合者。其译文在忠实于梵文原意的前提下兼顾了汉语文学性，对教义的某些整合应被视为该学派内部的合理发展，而非“汉化”。然而，正是这种高度忠实于印度思辨方式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相宗在汉地的广泛传播。魏葆珞发言的题目是《无名之学：郑樵〈论华梵〉中的比较文字学与符号学之偶得》。魏葆珞指出，尽管郑樵对印度文字了解有限，其在《论华梵》中对梵文的论述存在事实错误，但其关于中国文字重“目”（视觉/空间）而印度文字重“耳”（听觉/时间）的区分，触及了比较文字学与符号学的核心，即不同的书写系统与感知优先性深刻塑造了文明的思维轨迹。郑樵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位被误解的先驱，其研究具有“偶得”式的深刻性。李晓楠报告的题目是《“文”与“味”：古典汉语对梵语语言哲学术语vyañjana一词的译介》。李晓楠以梵语哲学术语“vyañjana”的汉译为例，指出该词在历史上曾有“味”、“字”等至少七种不同译法，玄奘译场最终将其统一译为“文”，并在特定语境下保留“字”。她指出，这一选择虽力图在音、义、形上与汉语文字学理论对应，却无法掩盖梵语“语音中心”与汉语“语音—文字—意义”三元结构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因此，翻译难题本质上是不同哲学思维方式差异的体现。在总结发言中两位主持人指出，各位学者的发言表明，汉语哲学既不是西方哲学的简单翻版，也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孤芳自赏，而是在世界历史的真实进程中，以汉语的思想资源和表达方式回应人类共享的哲学问题。
专场会议（二）的主题是“古典汉语哲学与现代汉语哲学”，同样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主持，韩林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文方、曹明德、北京大学哲学系章启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方旭东依次发言。韩林合发言的题目是《〈奥义书〉和〈庄子〉太初思想之比较》。韩林合认为，《奥义书》和《庄子》都将世界本原与本体合一，但二者间存在根本差异：前者主张世界有确定开端，“梵”是纯粹意识与至高自我；而后者则对世界是否有开端持双重态度，其真正立场是世界整体无所谓开端。尽管二者都存在生成者与内在本体、包容者相矛盾的理论困境，但《庄子》避免对世界整体做独断判断，在理论上更具合理性。王文方和曹明德发言的题目是《易学流派传承与创新——以“两派六宗”体系与“十翼”作者之争到当代易学新兴研究方法》。王文方和曹明德指出，“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划分源自后世构建的“两派六宗”框架，并非汉代易学家的自觉分类框架。在梳理汉代易学主要流派的基础上，报告人提出了名为“代数易学”的创新路径，主张在莱布尼茨发现卦象与二进制对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卦符转化为布尔向量、把易学规则形式化为代数运算，从而实现象数与义理的统一，推动易学完成与当代科学接轨的“范式升级”。章启群报告的题目是《汉字图式论》。章启群认为汉字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图式”，是连接感性与知性的中介。报告援引脑科学证据（如独有的N200脑电波），说明汉字识别依赖高效的视觉加工通道，与拼音文字的听觉主导模式存在本质差异，这使其成为“直达概念的思维快车道”，具有更高的认知效率。同时，汉字因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法而成为“有生命的图式”，是书法、篆刻艺术与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本源。陈赟报告的题目是《涌现与共生：精神突破语境中的齐物秩序观》。陈赟将《齐物论》置于“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秩序转型语境中加以理解。他认为，“齐物”是对轴心时代天道、地道、人道三分后世界分化状态的高阶统合诉求，而非简单抹平差别。他将“齐物”秩序观解析为三个层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通为一”，最终指向一种差异共存、并行不悖的“涌现”与“共生”秩序。方旭东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当中德性谓词的行为属性——以王阳明的用法为例》。方旭东梳理了有关“能力之知”与“动力之知”等的学术争论，并提出汉语德性谓词的根本特征在于行为属性，即“知孝”必然意味着已行孝，其真假与意义只由实际行动决定。这一解释比“能力之知”与“动力之知”更贴合王阳明的原意，也更准确揭示了汉语德性语言的实践品格。
下半场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文兵主持，王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郭敬依次发言。王齐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哲学概念的创造》。王齐认为，汉语哲学的展开有赖于哲学概念的创造，而概念创造源于生活经验并与哲学深度、理解世界的方式直接相关。她提出，汉语哲学概念创造需两条路径并行：一是对西方哲学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二是激活传统思想资源，将“阴阳”“生生”“和谐”“天下”等标识性词汇改造提升为哲学概念，为世界哲学贡献汉语思想。应奇报告的题目是《花果依然飘零——从唐君毅到王德威》。应奇以唐君毅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命题为核心线索，梳理了其多元阐释脉络：从牟宗三和黄振华借助康德哲学为其提供形而上学奠基，到沈清松从离散研究视角拓展其内涵并提出“多元他者、相互外推与原初慷慨”的跨文化伦理，再到王德威从文学批评角度揭示其悲剧意识与情感特质。应奇认为，唐君毅的这一命题至今仍能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安顿提供重要资源。徐波报告的题目是《水月镜花：由譬喻的流变看汉语哲学思维方式》。徐波系统阐释了汉语哲学中“譬喻思维”的流变与特质。他指出，汉语譬喻自孔子“能近取譬”起就带有鲜明的“工夫论”指向。报告梳理了从孟子“水之就下”喻性善，到程颢“清浊之水”喻，再到朱熹大量使用“镜喻”与“月映万川”的演进过程，认为水喻到镜喻的更迭，集中体现了汉语哲学思维范式的突破与重构，彰显了以譬喻启蔽开悟、贯通本体与工夫、融摄思想传统的独特品格。郭敬报告的题目是《“唯舌不烂”：佛教经典信仰的具身化阐释》。郭敬认为，高僧传记中“焚身而舌不烂”的灵验叙事，是译经高僧与持经行者验证所传佛法、所诵经典真实无谬的象征，舌根不坏代表说法与经典的正统性，舌根销烂则对应非毁佛经的果报。报告揭示了此叙事与《法华经》的关联，并指出它体现了“以身证法”的思想，既回应了佛法真实性的追问，也为大乘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奠定了超越而内在的理论根基。
专场会议（三）的主题是“汉语哲学视角下的现象学与政治哲学”，亦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陈小文、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汪文圣、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张能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骁先后发言。陈小文发言的题目是《海德格尔对“惊异”的现象学阐释》。陈小文指出，海德格尔将“惊异”从一种传统理解中的心理情绪，提升为哲学的本源开端。报告区分了日常惊异与哲学惊异，后者是对“存在者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本源性震惊，是开启存在之真理的基本情绪。此外，报告通过探讨古希腊“技艺”与现代“技术”的异化，指出技术化导致了惊异的丧失，这为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与汉语思想的融通提供了新视角。汪文圣报告的题目是《谈“从语言而来的言说”的汉语哲学》。汪文圣立足海德格尔语言思想，梳理了海德格尔从“关于语言的言说”到“从语言而来的言说”的思想转变，后者是让语言自身生发意义的“形式指引”。汪文圣认为，汉语的隐喻、叙事、寓言等图像式语言，因其颤动性与聚集性，恰恰契合存在的道说方式。通过分析庄子的“卮言”与儒家的“慎言”等案例，报告阐释了汉语叙事如何从自然之道中显现存在，从而为汉语哲学的语言奠基提供了理论支撑。张能为报告的题目是《“让哲学说汉语”真的可能吗？——伽达默尔与汉语哲学的一种奠基性问题破局理解》。张能为回顾了欧洲学界对汉语的两种传统偏见（如洪堡特、黑格尔的否定与莱布尼茨的肯定），指出伽达默尔超越了语言形式的争论，主张不存在某种专属哲学的语言，关键在于一种语言能否在历史中显现存在的真理。伽达默尔批判西方形而上学语言的异化，并肯定汉语表意、隐喻、象征等叙事结构的哲学价值，甚至提出“美学是汉语文化真正的形而上学”，从而为汉语哲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辩护。张伟报告的题目是《作为形而中学的心性现象学》。张伟引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心”，将“心性”确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维度。通过梳理德语“Gemüt”一词自德国神秘主义、启蒙时代先验能力到浪漫派与现象学情感维度的概念史，张伟指出舍勒等现象学家重新激活了Gemüt的存在论内涵。他主张以现象学方法审视东西方心性思想，揭显人类共通的心性结构，寻求中西文明的均衡。韩骁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哲学与一种境域显现的现象学》。韩骁指出，印欧语系的系词结构容易导致“实体—属性”的固化哲学追问，而汉语作为孤立语，具有去形态化、灵活与开放的特征。汉语诗歌（如“鸡声茅店月”）通过名词并置来呈现动态境域，打破了主客二分，契合现象学所追求的“前谓述经验”。报告划分了心境、物境、事境三重现象学境域，认为汉语以其独特的境域指示性，能够精准呈现生存境域的流动性与整体性，与现象学境域分析形成深层共鸣。
下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张国清、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陈永宝先后发言。韩立新报告的题目是《从复归主体到对象独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转向》。韩立新指出，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自我异化”概念，但二者的目标迥异：黑格尔的辩证法旨在让异化的对象复归于绝对精神，实现主体的终极复归；而马克思则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概念，将其改造为“劳动异化”理论，并彻底否定了黑格尔“取消对象”的逻辑。马克思强调对象具有独立于主体的“对象性”，扬弃异化是扬弃其“异己”形式，而非取消对象本身，从而完成了“从复归主体到对象独立”的理论翻转，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石。张国清报告的题目是《庄子的逍遥自由观和弱政治理想国》。张国清系统阐释了庄子思想中完整的自由观及其政治哲学构想，突破了仅视庄子为“个人精神逍遥”的传统认知。他认为庄子的自由涵盖个人、社会、政治、生命、思想五个维度，其政治思想主张限制君权、解构专制，堪称社会批判的先驱。在此基础上，庄子构想了一个“弱政治理想国”，其核心是“无为而治”，君主应尊重民众的自然自由，以“薄伦理”为原则，不强行干预社会与个体生活。陈建洪报告的题目是《论一种东方游击概念》。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将西方战争模式界定为崇尚正面决战的“勇武”模式，而将东方战争简化为诡诈与游击战的二元对立观点，陈建洪反驳道，游击战是人类历史上普遍的弱者策略，并非东方专属；中国古代战争亦以两军对垒的正面攻坚为常态。他进一步提炼中国“慎战”与“文主武从”的战争哲学，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打破东西方战争模式的僵化对立，展现汉语文明的和平底色与战略智慧。陈永宝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哲学背景下的家庭问题窥探——从“孝”的实践谈起》。陈永宝指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孝道面临冲突，长期家庭照顾者承受巨大压力。他认为以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为核心的传统心理咨询脱离中国家庭实际，易导致求助者与咨询师信任断裂，因而主张引入“哲学咨商”，其方案是以儒家的“信”重建家庭信任根基，通过恢复家庭成员间的“仁”与“敬”来化解关系失衡，从而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提供一条基于儒家伦理的实践路径。
专场会议（四）的主题是“语言、翻译与汉语哲学”，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麒麟主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韩东晖、台湾大学哲学系苑举正、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文兵、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胡旭辉和日内瓦大学吴丹枫以及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帝梦（Timon Gatta）依次报告。韩东晖报告的题目是《汉语语言哲学的问题与方法》。韩东晖从中国知识体系现代转型的背景切入，指出构建“汉语语言哲学”需面对四个基本问题：是否有必要构建以汉语为主要考察对象与运用工具的语言哲学？它应在既有语言哲学内部展开还是另辟问题域？是否揭示了现有范式难以覆盖的汉语个性？以及是否需要现代逻辑、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之外的独特方法？韩东晖强调，汉语语言哲学不应为特殊而特殊化，而应通过比较汉语与印欧语系、汉字与字母文字在语言假定、概念整合、隐喻、语义与语用上的差异，反思现代汉语作为哲学表达语言的成熟条件。苑举正报告的题目是《汉语教学中所遇到的转译问题》。苑举正结合讲授斯多葛哲学的经验指出，斯多葛哲学与中国哲学在关心人生义务、修养与道德楷模上表面相似，却最易因此制造误解。他以“圣人”与“sage”为例，指出表面相似的词汇容易掩盖二者在宇宙论、人格理想等理论系统上的根本差异。他又以“善恶”观念说明斯多葛哲学中存在严格的理性划分。因此，转译的关键不在于寻找表面相似的对应词，而在于引导学习者回归概念所属的完整理论系统和思想语境。文兵报告的题目是《从维果茨基的词义理论看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词的对译和接受》。文兵以德语“Recht”的汉译（如“法权”）为例，说明不同语言系统间存在语义不对等。借助维果茨基的词义理论，他指出翻译并非静态的词对词替换，而是“词义”（思维与语言的融合单位）在新的语言系统中的重组与概括过程。这意味着，汉语译词（如“法”）可以在新的社会与思想现实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容，扩展其概念功能。胡旭辉、吴丹枫的联合报告题为《言语行为力的句法编码：以普通话中的“吗”与“呢”为例》。报告人从生成语言学出发，探讨言语行为力这类语用信息是否能被编码进句法。通过分析句末助词“吗”和“呢”在疑问句中的句法位置差异，论证了至少部分言语行为力可以被汉语句法系统所编码。这项研究旨在表明，对汉语特殊现象的分析不仅描述汉语特性，更能为理解人类语言的普遍本质提供新的理论和证据。帝梦报告的题目是《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的概念效力：哲学术语汉译若干例子》。帝梦的报告旨在回应“汉语不适合表达复杂西方哲学”的偏见。他以康德术语（如“先验”/“超验”）的汉译为例，指出现代汉语通过创造新译词或功能化旧词，能够形成比欧洲语言更清晰的概念区分。但这种语义清晰的优势也可能带来代价，即丢失原术语在历史中积累的歧义性与语源层积。这揭示了翻译是涉及概念史与系统转换的深刻哲学问题。
专场会议（五）的主题是“比较哲学视域中的汉语哲学”，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詹文杰、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常旭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苟东锋、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高来源先后发言。徐英瑾报告的题目是《具身图式说与司马光的法哲学——以“阿云案”为例》。徐英瑾认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与分析哲学“解剖麻雀”的方法论深度共鸣。北宋熙宁初年的“阿云案”即为典型例证。该案的法哲学核心问题是：宋律中的“谋杀”刑名，究竟是统一概念，还是“谋”与“杀”的拆分组合？司马光坚持统一概念。他的论证隐含了一种接近戴维森的意图观：“杀人意图”本身已内在包含了实现该意图的路径指向，故“谋”与“杀”不可分割。詹文杰报告的题目是《语法的形而上学引力：以古希腊语与古汉语为例》。詹文杰提出了“温和的语言相对主义”，认为语言不划定思想边界，却系统性铺就了思想最持久的地形图。詹文杰分析了古希腊语的六种语法机制，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实体、偶性、本质等）、“活动—对象”分析框架、属加种差定义法及自觉的逻辑论证形式，深植于古希腊语的语法结构。与古希腊语相较，古汉语则具有无冠词、无屈折、无系词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汉语需要不同的概念建筑术。常旭旻报告的题目是《试析“西方哲学处境化”的理论基础——以宽容原则为切入点》。常旭旻回顾了赵敦华教授提出的哲学“三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处境化。根据戴维森的宽容原则，常旭旻选择赵敦华对to be的中译研究，以及基督教哲学研究为案例，分别从理论解释内容和汉语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分析了西方哲学的处境化的理论基础及其理论限度。苟东锋报告的题目是《“名”与“概念”》。苟东锋认为，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重新确定概念与名的关系：应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来理解“名”，“实”主要并非“实指性客体”而是“意向性客体”及墨家所言的概念；就儒学及“名教”而言，名所指主要是作为“定名”的“仁义”等标识性概念；儒家所讲的名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涉及人的概念，因而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评价问题。高来源报告的题目是《从表象到指号：皮尔士对康德的汲取及批判》。高来源主张对推论主义的研究应更注意其在哲学史中的渊源，以皮尔士对康德哲学的汲取、批判与转向为线索，厘清近代以来认识论所经历的三次重要转变，即笛卡尔的直观—观念式、康德的表象—概念式与皮尔士的指号—解释项式，从而为当代认知哲学的发展提供参照。
专场会议（六）的主题是“汉语哲学的方法与特质”，由《学术月刊》编辑部盛丹艳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美国肯庸学院萧阳、清华大学哲学系蒋运鹏、北京大学哲学系南星先后发言。李勇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哲学的方法：以解决哲学问题为导向》。李勇认为，为避免空泛定义，应通过具体案例（如“天下”概念）呈现汉语哲学的独特性。他区分了案例的“强解读”（独特乃至更优的传统）与“弱解读”（拥有可回应普遍问题的独特资源），并表示本人倾向于后者。在李勇看来，“天下”观念能在全球正义理论中为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僵局提供一种独特的思想方案，从而表明汉语哲学能为全球正义等普遍问题提供一种不同且融贯的思想方案。李科林报告的题目是《符号与分类：汉语哲学中的知识论》。李科林提出，在汉语世界中，知识并非主体对客体的静态表象，而是使事物可被认知的秩序生成过程。她以《说文解字》中植物部汉字的归部与排列逻辑为例，揭示其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名物网络”的知识建构：汉字通过意符、部首的编排，将事物关联到具体的技术、文化与实践秩序中。因此，汉语哲学的知识论是一种从“名”（文字、名称）与“物”（事物、实践）的关联网络中展现出来的知识论，汉语在此是构成性的媒介，而非外在工具。萧阳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哲学中的“概念词”与“概念善”》。萧阳分析了理解“汉语哲学特性”的几种可能路径，并重点阐述了将其理解为“汉语中的概念词”这一版本。他借用了“概念善”的理念，指出拥有或失去一个关键的概念词，意味着一种思想上的“得”与“失”。他以伦理学中的“义”为例，说明当“义”被现代伦理学中的“道德上正确的”所置换时，我们可能失去了“义”这个词所承载的特定的伦理视野与概念框架。因此，从“概念词”的转换与得失入手，是揭示汉语哲学特质及其思想后果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角度。蒋运鹏报告的题目是《自然主义是否构成对哲学的威胁？》。蒋运鹏区分了“本体论自然主义”和“方法论自然主义”。对于前者，他认为判断其真伪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任务，且即使它为真，哲学因其命题的偶然性、处理规范性议题以及进行“概念工程”等建构性功能，仍能保持自主性。对于后者，他认为只要不极端化，哲学的诸多实践（如分析命题探讨）与之可以兼容。他的核心结论是，无论哪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均不构成对哲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威胁。南星报告的题目是《从“境界说”看汉语哲学的特质》。南星追溯了“汉语哲学”议题被忽略的早期历史，特别提及傅斯年的四个断语——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西洋哲学是印欧语言的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并指出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论断可视为傅斯年观点的后世回响。他进而指出，冯友兰对张东荪版本的“汉语哲学”提出了有力批评，“汉语哲学”的倡导者们若想回应这一批评，或许可以从王国维和冯友兰等人的“境界说”中寻求帮助。
“汉语哲学论坛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圆桌论坛
专场会议结束后，举行了“汉语哲学论坛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圆桌论坛，由陈建洪主持，韩水法、韩林合、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江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徐龙飞、周程先后发言。韩水法首先回顾论坛缘起，指出“汉语哲学”这一说法在21世纪初已有若干提出和使用，2016年首届论坛带有鲜明的争论色彩，正是这些批评与争论推动论坛延续至第十届。展望未来，他主张汉语哲学应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推进——深度即借助认知科学、意识研究、语言学与人工智能等资源深化理论论证，广度即不断发掘汉语植物分类、句法结构、翻译实践、概念词与生活世界等看似细节却能持续扩展研究边界的新问题。韩林合围绕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发言，指出汉语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与作为哲学二级学科、以哲学史研究为主的“中国哲学”相区分；他认为汉语哲学至少在极窄意义上仍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即关注汉语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所引发的构词、句法、文字、概念生成等哲学问题，而论坛十年的实践已显示出实际效力，使汉语哲学从一个可疑说法逐渐成为可以严肃讨论的学术方向。王路回顾自己参加首届论坛的经历，坦言当初曾追问汉语哲学究竟是 Chinese philosophy、philosophy in Chinese、philosophy by Chinese 还是 philosophy of Chinese，后来逐渐理解到这一平台并不要求每位参与者首先给出精确定义，而是允许不同背景的学者在翻译、悖论、逻辑与语言表达等问题上展开研究；他以自己长期关注的being翻译问题为例，说明论坛促使他持续思考翻译、概念与语言表达问题。江怡回顾自己如何被卷入汉语哲学讨论，指出十年之后他认为汉语哲学不应被简单等同于狭义汉语言哲学，而应被理解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一种现代回应，是对“让哲学说汉语”呼吁的回应，并以“十年风雨见彩虹，汉语哲学成气候”概括论坛历程，呼吁更多语言学家与青年学者加入。孙向晨从论坛组织史与哲学普遍性角度发言，回顾了“南北哲学论坛”与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汉语哲学论坛”的脉络，指出哲学应追求普遍性，但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具体语言的“世界语哲学”；汉语哲学应在“心”“情”“山水”“天下”等概念与经验结构中提供独到资源；他以“家族相似”形容十年论坛的形态，强调汉语哲学不是排他的民族哲学，而是作为人类哲学财富的一部分参与对人工智能、意识与语言等问题的讨论。程乐松从个人学术经历与现代汉语结构出发，指出汉语哲学使其研究道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工作得以重新被理解为哲学工作；他强调现代汉语具有“双重目标语言”的特征，自诞生之初便处在陌生性、翻译性与双重来源的张力之中；我们对汉语哲学性的要求常过于苛刻——任何语言都不是天然为哲学准备好的，哲学是在具体语言使用中通过规范化、反思与解释逐步形成表达能力，而不可翻译性恰恰为语际之间的哲学解释提供了空间。徐龙飞回顾自己从怀疑汉语哲学能否成立到逐渐认为其“颇有道理”的思考过程，指出没有人用抽象的“语言”做哲学，人只能用具体语言做哲学，因此“用汉语做哲学”当然可以成立，而汉语哲学还应像西方哲学从希腊语、拉丁语的基本词汇出发那样，寻找自身最基本的初始概念；他认为这一工作或许永远不会完成，但正因未完成才具有持续推进的意义。周程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角度发言，指出汉语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科学中的“自我实现”现象相似——一个概念在不断被提出、讨论与研究之后会逐渐形成真实的学术对象与共同体；他以 science一词进入汉语、日语后“科学”“实学”“理学”等译法与意义的转变为例，说明同一基本概念在不同语言文化圈中会呈现明显语义差异，而论坛的意义正在于引导不同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语际、文化与概念之间的转移问题。最后，韩水法作补充总结，回应周程关于“科学”概念的讨论，强调不能因为“汉语哲学是什么”难以达成共识就以此反对汉语哲学，因为“哲学是什么”“科学是什么”同样难有一致定义，问题不在于能否立即给出封闭定义，而在于是否存在值得持续研究的对象、问题与共同体；他还回顾了论坛的制度化历程，包括2021年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获批成立、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汉语哲学研究丛书等，并指出第十届论坛回到北京大学举办具有纪念首届论坛与重新出发的双重意义。
圆桌论坛结束后举行了本次论坛的第二场大会报告。报告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韩东晖主持，北京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先后发言。毕明安报告的题目是《“汉”化分析中国哲学：论其深化与拓展》（EnHANcing Chinese Analytic Philosophy）。毕明安系统阐述了如何以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并强调关注中文语言使用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他从词源学回顾“分析”（analysis）的古希腊语本义即“分解”“解开”，提出一个广义的“分析”定义——通过识别或回溯到更基本要素，从而得以推导、解释或重构初始给定的对象，并据此区分回溯、分解、解释、联结四种分析模式，强调联结模式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尤为重要。他以《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为例展示了四种模式的应用，最后指出这种分析进路既是对中国哲学的“增强”，也是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增强”，迫使其拓展工具以应对非印欧语系的哲学传统。钟鸣旦报告的题目是《“之间”的艺术》。钟鸣旦聚焦汉字“间”，提出历史本质上是生命与生命“相遇”的过程，而“之间”正是这种相遇发生的创造性空间。他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的互动为“实验室”，指出“间”字形为“门中窥月”，形象地表达了“光”与“隙”的相互依存，并援引和辻哲郎“间柄”概念说明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他进而阐述“间”作为历史方法的几个层面——对“边际人”或“中间人”身份的关注、对严格对立范畴界限的反思、对互文性与共同创作（如合译《几何原本》）的关注，以及对《庄子》“无用之用”所示的“空”与开放性的关注。钟鸣旦总结道，探究文化相遇的历史，是一门探寻“之间”的艺术；汉语哲学与中国思想能教导我们关注这种不为距离所缚的“之间”性关系。波佐报告的题目是《幻象与想象力：中欧哲学中的两个不可译概念》。波佐讨论了“phantasy-imagination”（幻想—想象力）概念在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翻译、语义演变与哲学功能，批评传统哲学史长期受欧洲中心主义与单语模式影响而忽视概念在翻译中的变形，主张一种“跨文化概念史”的研究路径。他指出，中国传统中的“想象”并不仅意味着主观虚构，而与文学创造、道德修养及宇宙生成相关，这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关于imagination的各种设想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另一方面，利用数字人文方法，波佐对《新编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imagination相关术语进行了风格计量学的语义分析，从而重建“想象”概念在中西翻译中的演变轨迹。在波佐看来，大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跨语言、跨文化的哲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哲学不再只是单一文明内部的思想史，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概念互动过程。
第二场大会报告的下半场由应奇主持，孙向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先后发言。孙向晨报告的题目是《论先秦儒家典籍中与“意识”相关的重要概念》。孙向晨指出此次探讨的驱动力源于意识与语言何者更具基础地位的争论以及“AI是否有意识”问题的兴起。他首先梳理了现代“意识”概念的生成脉络，强调其非“古已有之”，而是首先由笛卡尔以“我思”将世界投射到“思维”平面，洛克再将意识界定为对感知内容的反思性觉知，复经贝克莱、休谟、康德直至胡塞尔展开的高度反思性的、内在的、包罗万象的概念家族。以此为参照坐标，他聚焦佛教传入前的先秦至汉代儒家典籍，指出其中神、魂魄、心、思、知、志、情等概念并非统一、反思性的内在空间，而往往是分散的、描述性的、对象化的，并常以形—神、心—物、性—情、志—意等对偶关联范畴出现，缺乏一个作为一切反思出发点的“第一人称自我”观念。傅永军报告的题目是《从正典到经典：汉语诠释学经典意识的存在论视域转换》。傅永军指出“经”本有“织物之纵线”之义，引申为“标准”“准绳”，古代中国人正是通过“经”理解天道、建立秩序，故经学是一种关乎存在与生活方式的实践活动。他详细分析了“经”如何在孔子删订六经、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成为承载历史性、超越性、神圣性与规范性的“正典”，形成以还原圣人原意为务的“宗经”立场。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社会的形成，他主张从“正典意识”转向“经典意识”，认为现代诠释学视域下的经典具有历史性、规范性、无时间性与共在性四个新的存在论特征，能够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情境，在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中生成意义，从而成为能够与现代人持续对话的思想资源。王路报告的题目是《“是”与“有”：一种比较研究》。王路首先批评了以“有／无”类比中西哲学核心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也有形而上学”的论证链条，认为这是基于错误翻译的不恰当类比，并明确指出中国“有哲学”但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王路看来，理解西方哲学中的“being”，必须紧扣其作为逻辑“系词”（copula）的核心功能，因此应译为“是”，而非“存在”。王路考察了对黑格尔《逻辑学》开端几个范畴的翻译，认为将“Sein/Nichts/Werden”译为“有／无／变”的传统做法值得商榷。他最后将讨论延伸到《道德经》的翻译，指出“有”“无”可以译作somethingness和nothingness，但不应当译作being和not-being，否则就会错误地将系词引入本不含系词句法结构的中国思想当中。
与会学者合影
大会报告结束后举行了简短闭幕式，由王庆节、韩林合、韩水法先后作闭幕发言。韩水法在闭幕发言中指出，“问题”是学科形成的根本动力——正因为有悬而未决、值得探讨的问题，“汉语哲学”作为一个命名、一个学科方向或一个研究领域才得以存在并发展，而哲学的本质也在于以各自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韩水法作为会议主办方与主要发起人，感谢与会者的参与、会务团队的辛勤付出与系所的支持，并宣布第十一届汉语哲学论坛将在中山大学举办。第十届汉语哲学论坛至此圆满落幕。经过两整天的密集研讨和思想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汉语哲学历经十余年深耕，已从最初的学术倡议成长为贯通分析哲学、现象学、政治哲学、美学与比较哲学等多领域的前沿研究范式，成为融通中西思想、打破学科壁垒的重要学术平台，未来必将持续推动中国思想资源深度融入世界哲学对话，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李晓楠、黄可心等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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