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一度定不下落脚点，毛主席也反复掂量，最后帮他下决心的，是贾拓夫
八万多人出江西，到陕北时只剩下一支瘦下去的队伍。路还在前头，可脚往哪儿落，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心里其实并不踏实。
哈达铺，下街村关帝庙。毛主席坐在屋里，看着刚找来的旧报纸，手指停在一行字上，半天没挪开。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这消息像一束光，突然照进来。
一张旧报纸，改了长征后半程的方向。
在这之前，红军已经吃够了苦头。湘江一战，部队伤亡极重，谁都明白，再照老路走，前面就是更窄的死路。遵义会议之后，局面一点点扳回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硬是从重围里闯出一条命。
可闯出来，不等于就有了家。两河口会议议定北上，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但具体往哪儿扎下去，并没有彻底定死。真要再走错一步，这支队伍就可能继续在高山草地和强敌夹击之间打转。
这才是最难的地方。不是能不能走，而是走到哪里，才能真正“下地”。
九月中旬，腊子口打通了。红军翻出岷山，进了甘肃南部。哈达铺是个热闹小镇，有药铺，有商号，也有邮政代办所。毛主席让梁兴初他们去找点“精神食粮”，说白了，就是报纸。
报纸真找回来了。有人送来旧《大公报》，也有回忆提到《山西日报》。纸张已经发旧，边角卷起，可上面的消息很新鲜：阎锡山在讲话里提到，陕北二十多个县“赤化”；另一条消息又说，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正在陕北活动。
毛主席看到了。聂荣臻也看到了，还赶紧把消息递了上去。队伍里一下子有了动静。原来北边不是空的，那里还有一块能接住中央红军的地方。
但只靠几条报纸，还不够。纸上写的是消息，不是全貌。陕北究竟能不能立足，群众基础怎样，地形如何，红军实力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得有人说得明白。
这时候，贾拓夫被请来了。这个陕西神木出身的干部，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是中央红军队伍里唯一一位来自陕北根据地、熟悉当地情形的干部。别人看报纸，他能把报纸背后的地脉、人情和队伍情况，一层层摊开。
叶剑英先找他谈。贾拓夫看完报纸，没有兜圈子，就讲陕北的底子：那地方穷，群众苦，正因为苦，才有革命根子；地广人稀，山大沟深，便于回旋；刘志丹他们这些年没断火种，部队和根据地都还在。
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它不是空泛判断，是把中央红军最需要的三样东西说全了：群众、空间、接应。
陕北是个能闹革命、也能养革命的地方。
随后，毛主席又把贾拓夫请过去，让他再详细讲一遍。屋子不大，桌上摊着报纸，旁边有人听，有人记。贾拓夫把陕西党组织遭受破坏前后的情形、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的发展、刘志丹等人的活动区域，挨个说清楚。
说到最后，他给出一个明确意见：中央红军应当到陕北立足。
这一下，毛主席心里的账，清楚了。此前是犹豫，是权衡，是一边走一边找出路；到了这时，报纸上的消息和贾拓夫掌握的实情扣在一起，方向才真正定下来。毛主席高兴地说过一句话：别说有五万红军，就是有一万，也很好。
九月二十二日，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会。毛主席站出来，把话挑明了：“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这句话一落地，队伍的心气就不一样了。长征走到这一步，最怕的不是苦，而是不知道苦完以后落在哪儿。现在有了地方，也有了目标。有人连夜写歌，歌里就一句：到陕北去。
还不止这些。贾拓夫随后又担起联络任务，先行北上，去接通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之间的线。甘泉下寺湾一带，双方碰上头，消息这才真正对实。纸上的希望，变成了能握住的接应。
这就是他的高明处。不是替中央拍板，而是在最要命的时候，把别人不知道、也拿不准的地方，说成了一张能落脚的地图。
十月十九日，吴起镇。中央红军终于到了陕北。走了一年，走过封锁线，走过湘江，走过雪山草地，这支从江西出发的队伍，终于把脚落在了黄土地上。
往后再看，哈达铺那几天，真正值钱的不只是粮食和盐，还有那几张旧报纸，还有贾拓夫那一番话。没有这些，长征也许还要在北方群山里继续摸索；有了这些，队伍才知道，前面不是天边，前面是陕北。
后来毛主席称贾拓夫是“陕北的才子”。这个评价，不轻。因为在哈达铺那间屋子里，他做的不是一般介绍，而是在一支大军最需要方向的时候，替它把方向照亮了。
关帝庙的屋檐下，秋风吹过旧报纸的边角。纸很薄，字也不大，可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就顺着这几行字，一步一步，走进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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