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是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基于1872年赴华传教期间的社会观察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于19世纪末问世,。作者在华生活逾五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视角与传教士立场,记录了晚清民众的性格特征与文化形态。
全书以27个主题章节剖析中国人行为模式,包含“保全面子”“省吃俭用”等生活哲学,以及“漠视精确”“因循守旧”等社会现象。通过对比西方工业文明,着重探讨东方特有的生存韧性,如环境适应力与疼痛耐受性。书中案例多源自山东乡村生活经历,涉及衣食住行、孝悌观念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宗教立场存在视角争议。该著作开创西方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互鉴的重要文本。
第十五章 疏于舒适与便捷
在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时,我们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人疏于生活的舒适与便捷,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便捷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让我们留心看看中国人的服饰。在前面章节里谈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鄙夷时,我们已经偶尔指出,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其实西方人也难以接受中国人的服饰。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编着一个辫子,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额头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采用这样一种非自然的装扮,肯定会感到意外。不过,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他们压根就并没有想过要恢复明朝以前的发型方式。
对这种舒适的疏忽,还表现在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上,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都有不戴帽子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季里,整个民族都无遮拦地走来走去,顶多举着扇子遮挡太阳,用三角形的东西遮挡一部分的阳光。偶尔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男人常常戴着各式各样古怪的帽子,样子很讨人厌。而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若用西方人不带同情心的眼光来看,这头巾的装饰其实根本不算成功。在中国人看来,能维系生活舒适度的物品并不多,而扇子是其中之一。当然,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扇子才可以作为舒适的物品来使用。在夏日炎炎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几乎完全是赤身裸体,拼命地拉着沉重的运盐船逆水而上,不时地使劲扇着扇子。甚至就连乞丐,经常也是拿着把破扇子。
中华文明有许多让人不可理解的现象之一,就是这个民族是最早起源于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天然资源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明的技巧。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学会使用羊毛来进行纺织的技术。我们是就整体而言来谈论的,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是例外。在那里,毛纺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考虑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区,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但这种技术却并没有得到普及,的确是一个令人很费解的问题。
人们相信,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然而无论过去情况是如何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在这个帝国中那些冬季特别寒冷的地区,人们要穿好多件那种填充着棉花的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其体积大概是身体的两倍。一个裹着这么多衣服的小孩,如果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来,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桶里。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中国人抱怨穿这么多衣服不舒服。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难受。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束缚,他们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既然提及了厚重的冬衣,那么就必须相应地提及,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不穿任何的内衣。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穿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羊毛内衣,简直就活不下去。中国人却完全没考虑过这种需要。他们用那鼓鼓囊囊的衣服裹住身体,像套着许多层的袋子,但留下了许多缝隙,可以让寒风透过刺入肉体,然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尽管也承认这种衣服不够理想。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说他已经被冻得麻木了,有人就送给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免得受寒。一两天之后,我们却发现他居然把它给脱了,因为他觉得快被“烤死了”。
中国人所穿的鞋也是用布料做的,经常会渗水,稍一沾水,里面就潮湿。无论天气是否寒冷,脚上穿着这样的鞋子,总会觉得脚底冷冰冰的。中国人的确还有一种油靴子,可以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很多给人带来便利的物品一样,它虽好,却很贵,使用的人也只限于少数。用来抵挡风雨的雨伞也是如此,它们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中国人常常不得不在任何天气的情况下出门,即使被雨淋湿,他们并不认为应当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觉得让身体来焐干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手套,但自己就没想过也戴上一副,即使是那种厚实的连指手套,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寒冷的北方地区,也难得一见有人戴它。
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去看,中国服装最令人烦恼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口袋。一个普通的西方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大量的口袋满足他日常工作需要。他需要在上衣胸前有一个放置记事簿的口袋,里面有放置手绢的口袋,衬衣上有放置铅笔、牙签、怀表之类的口袋。马甲上要有放小刀、钥匙和皮夹子的口袋。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着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再加上一支钢笔,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东西是他经常所要用的,一个都不能少。而中国人却相反,他们几乎没有用到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置这些东西。一个中国人有一块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怀里。他若是带着孩子,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要带一份重要文件,他会认真地扎紧绑腿,把文件塞在里面,然后上路。有时,他干脆把文件往裤腰一别。在这些情况下,若是带子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身上还能放置此类东西的地方还有,长衣袖卷起的袖口,卷帽的帽檐上,或者帽子和脑袋的空隙之中。
中国人很难在身上找个放小东西的地方,很多人为了方便,可以把钱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且只是在钱不多的时候采用。像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的小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如果这根带子松开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几枚古钱币之类,都系在外衣的纽扣上,脱衣服时都必须小心谨慎,以防这些东西丢失。
如果对我们来说,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衣是令我们感到不舒服的。那么,他们在晚上的穿衣方面至少可以避免我们的评头论足,因为他们都是脱光衣服睡觉的,钻进被窝倒头就睡。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他们都没有睡衣。古书上确有记载,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体长一半的睡衣。但有人推测,他所要求穿的“寝衣”并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斋戒期间所穿的长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人有兴趣仿效孔夫子穿的这种睡袍,只要有可能,也没有人会去斋戒。尽管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变化异常敏感,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点,中国的母亲也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随意掀开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仅凭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很多中国婴儿着凉,并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未足满月就会死于惊风。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当孩子稍大一些时,中国人并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种沙土袋来充当尿布。对于西方国家心疼孩子的母亲来说,单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令她们恐怖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就像一只肚子上“背”个铅弹的青蛙,无法动弹。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大家谈到某个人比较孤陋寡闻时,就会被说成他还没脱掉“土裤子”呢。
中国人对我们所说的疏于舒适,不仅表现在服装上,而且也充分地表现在住房上。为了说明这一命题,我们首先得要把那些没有自己房子的穷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只能过那种他们力所能及的生活。我们这里要谈论的是这样一些人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居住状况。
中国人并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种树遮荫,而宁可搭个凉棚。即使没有那个条件栽上很多的树,普通人家也可以在院子里种一棵遮凉的树木,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但他们不是种这种树木,而是种一些石榴之类的观赏性的灌木。当酷暑降临,院子里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他们干脆离开家,坐到街上去。如果外面又热得实在不行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很少有几户人家能开上一个与南门相对的北门,因此无法形成空气对流。若是能开个北门,南北相对可以带来很多穿堂风,多少可以减少夏季的炎热。若是问起中国人,这等简易的方便之事为何没人去做,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样:“我们从来就不开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中国人一般用炕来睡觉的。这是一种用黏土砖坯垒起来的,靠做饭的余火在中间加热。若是火没有烧得足,冰冷、坚硬的炕会令外国人冷得无法忍受。若是火烧得太旺,那么,在后半夜,他会由于身上太热而醒过来,会觉得身上被烤得太厉害。不管怎样,炕的热度总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适宜。而中国的一家人就都睡在这样的炕上。此外,这种炕由于其材料的原因,还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虫子,即使每年都更换一次砖坯,也无法保证能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各种档次住房的墙壁,都被它们占据着。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害虫会传播疾病,但是,即使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寄生虫的危害,也并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用来阻挡那些可恶飞虫的蚊帐,就是在城里也很少有人用。据我所知,中国的其他地方更为少见了。苍蝇和蚊子的确是很令人感到不胜讨厌,偶尔烧一些有芳香气味的草驱赶它们能产生不太明显的功效。但这种害虫并不会惹中国人生气,只及我们厌恶感的千分之一。
睡觉的枕头应该是什么样的才算舒适,这也反映出东西方舒适标准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松软地支撑起整个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承颈部的。它可以是一张小竹凳,也可以是一截木头,更多的可能是一块砖头。以中国人的方式,枕中国人的枕头,没有一个西方人不感到饱受折磨。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来放脑袋的那种袋子上睡上十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样一个奇特的事实,即中国人没有成规模的毛纺技术。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用羽毛来填充被褥十分的简易可行,羽毛的价格低廉,甚至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尽管中国人非常节俭,但他们并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绒制成被子,而使之白白流失。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松散地扎在一根棍子上,做成鸡毛掸子。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家禽的羽毛有时被厚厚地散布在地里,以免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被出来觅食的动物啃食掉。
对一位西方人来说,一张理想的床是有弹性且坚固的。近几年来,最好、最流行的床大概要数钢丝床了,它是一种西方床的典型代表。最近,一家最好的中国医院添置了这种高档用床,然而,那些安置下这些床铺的好心医生却失望地发现,居然有病人不躺这种弹簧床,只要他们一背过身躯,但凡有力气动弹的病人都宁可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们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躺在家里一样。
中国人的房屋到了晚上几乎总是光线很昏暗。当地产的菜油灯发出难闻的怪味,而且灯光仅够用来勉强照见东西的大致轮廓。当地的人们也知道用煤油点灯的好处,但尽管煤油灯传入已经很久了,但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纯粹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满足于仅仅能看见东西就成,与几乎看不见东西的状况相比,能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舒适,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家具既笨重又很难看。中国人所坐的长凳不像我们祖辈所坐的那种、有靠背的宽大的长椅,而是一种没靠背又很窄的长板凳。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人坐,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肯定就会翘起来。在亚洲人中间,中国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点,中国人的椅子是很不舒适的。其中有一些椅子的式样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样式制造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更常见的几种椅子都非常宽大,似乎为那些体重有两百五十磅的人设计的,样子看上去很大,但受力点不够均匀,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
西方人对中国人住所最不满意的无疑就是潮湿和寒冷。由于建筑物结构上一个根本错误,房子的地基选择得不好,房子就会注定导致一个难以消除的后遗症——经常会潮湿。对大多数的外国人来说,房间用泥土铺地面,或用没烧制好的砖铺就的地面,都是非常不舒适的,而且也有害于健康。还有,安放在两个轴上的不严实的房门,松松垮垮得实在是令人讨厌。这种门有两扇,根本关不密,四周透风。就算只有一扇门,而且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也还是不能很好地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要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出了一条告示:“请随手关门。”这样的告示在中国纯属一句不折不扣的废话,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人会随手关门。无论是房子或是院子,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进门都要低头,否则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是用纸来糊窗子的。这种窗子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百叶窗不常见,即使装上了,通常也只是一个摆设。
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只有一口烧饭的锅,这是一口容量很大的铁锅,有几加仑的容量。但是,这口锅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这种炉灶以柴草为燃料,必须还要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几乎每次煮饭都是这样。水蒸汽和更多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足以让一个外国人呛得睁不开眼,或者窒息,但是中国人却似乎很漠视这种危害,尽管他们也明明知道这种环境会导致眼病,但似乎还是无所谓。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住所最不舒适的是冬天没取暖设备。即使是在冬天最为寒冷的地区,大部分的中国人的取暖只是靠煮饭的锅灶余热传导到炕上来。中国人非常看重“炕”的舒适度,女人们有时称之为“我的亲娘”,尽管这种设备的舒适度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炕实在是不舒适,因为西方人要求热源发出的热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国人的炕根本不如西方人的“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在一些产煤地区,煤的确已被作为燃料,但就与整个国家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范围还非常的小。而且烧煤时,煤烟总是会窜到屋子里出不去,房间逐渐为碳酸气体所充斥。即使在那些家境好的人家,木炭也要非常节省地用,就像烧煤一样,若是使用不慎,危险还很大。这样的屋子待在其中令人很不舒服,天气冷了,屋子里冷得令人难受,待在家里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这样一来,外出时,就没有衣服可增加了。我问他们:“你冷吗?”“当然冷。”他们总是这样回答。
在一些西方人的印象里,他们似乎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使自己暖和过。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表层结了冰,只有在冰下面水才能缓慢地流动。考虑过中国人住房的如此特点,就不会对这样一位中国的道台的话感到奇怪了。这位中国道台在美国待过,他说,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舒适。我们如果知道中国人的住所是那种样子,就不会对这位道台的话感到惊奇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并不在乎。天气一冷,中国人肯定为了取暖而挤在一起。甚至在极度炎热的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仅有几间的船舱里挤满了人,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而中国人似乎并不以为然。西方人喜欢住在离群索居的独门独院的房子里,既通风又不受打扰。中国人对互相交往,是否通风和不受干扰并不在乎。即使他们有这样的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许多小村庄毫无计划地散建在中国城市的周围,似乎地皮很不值钱。而另一方面,大家的房子都拥挤地建在一起,又好像是由于地价太昂贵。而即便如此,也恰恰是由于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正如像在城里一样。因此,狭小的院子、过于拥挤的房子,统统都挤在一起,无益健康,人满为患,活动空间非常有限。
一位住在中国小旅店的中国旅客,在吃完晚饭躺下睡觉后,可以安心享受着大队车马带来的喧闹声。可是,他那位来自西方的旅伴,则无法入眠,躺在那里辗转反侧直到半夜,头脑清醒地聆听着一大群骡子在那里嚼草、踢腿和长嚎的杂音。这些响声中,还不时地交替伴有木头撞击的嘎嘎声和狗叫声。
在一个小旅店的牲口棚里,看见有五十头驴,那是常有的事,整个晚上会有想象不到的热闹。正如哈克先生所说,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块砖,牲口的叫声就会停止的,但即使是再三盘问,也没人会去这样做。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对五十头驴子的叫声并不关心。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却不愿意留下这种含含糊糊的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种情绪不仅仅限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中国人普遍的天性。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里养了大约一百多只猫,这个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有无人看管的狗到处侵扰,然而中国人却懒得去灭狗。他们对此熟视无睹,与信仰佛教,倡导不杀生灵有关。然而,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比起东方其他国家来,并不算很显著。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布朗先生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各式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有精瘦的狗,还有癞皮狗,题为“君士坦丁堡面面观”。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速写插画。中国人对此却无知无觉,毫不顾忌疯狗在那里乱叫的烦乱,也不用担心会被疯狗咬伤而造成危害,尽管这种事情经常会碰到。就算被疯狗咬伤,他们使用的治疗方法也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有奇妙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医治”。据观察,消灭流浪犬这事,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以上说的这么多的实例,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疏于对生活舒适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事例,来说明中国人对便捷生活缺乏关注。下面只是略举几个例子,中国人骄傲地自称是有文化的民族,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世界上一个颇有文化的民族。笔、墨、纸、砚被称为“四宝”,是“文房”中的必需品。但是,这四件必不可少的文具,没有一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每当要用的时候,根本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全聚在手边。即便是这四件文具齐备了,缺了第五样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那第五样东西便是水,需要用水来研墨。毛笔使用前必须细心地泡软了,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把笔毛弄软,毛笔还是不能用,还很可能把笔弄坏,反而浪费时间。
中国人没有像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可以替代毛笔。即使有了铅笔这种替代物品,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们没有削铅笔的小刀,身上也没有衣袋装铅笔。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的勤俭节约时,我们曾经努力证明他们的高超技艺,能够用不起眼的东西做出很好的东西来。但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经常采用的那种节约劳力的发明创造,却不为人所知。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高级现代化宾馆中,宾客只需要拉一下铃,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供热和其他服务。而中国十八个行省中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像西方下等的大车旅店,口头上说得很好,但客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服务。客人若有什么额外的需求,只好到房门外,扯开嗓门大声叫喊,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否则,就别指望能有什么。
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买得到的,要等卖货的小贩时不时地上门兜售才能买到。在其他的时间里,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人们会感到自己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的腹地。在城市里,每个人夜间行路都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灯笼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想要购买灯笼的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里去买,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
城市人口占整体国民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在这里,交通限制了商品流通的方便,且毫无例外。比如有的地方,习惯于只在二月份才卖建房用的木料。同一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它们全部被卖掉为止。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去。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突发奇想,硬是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那么,他会发现根本就买不到,他也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到中国人的节俭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再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与我们关于便捷的理念非常矛盾。
有一次,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但市场上买不到现成的斧头。他买回的是十四块进口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上一个柄子,整把斧头所花的钱,远远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贵得多!
在这个天子之国中存在着种种的不方便,其中最不方便的事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北京,无论谁如果要去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其结果会比他们要治理的问题更多更糟。
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这样一个既令他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侨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他确信宁波更糟糕一点;但是到了天津,他加倍认定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回顾了他对北京的看法,他会放弃原先的判断,那也并不奇怪。
详细回顾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在中国当然有私人经营的邮递业务,它们也把信件和包裹从一处传递到另外一处,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也微不足道得可怜。
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文我们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之时,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山东省有一条几十英里长的穿山路,路面十分狭窄,容不得两辆马车同时通过。如此,路的两端分别有人专门把守,上午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的车马通过,下午让朝另一个方向行驶的车马通过!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的原因,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也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泥泞不堪,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用什么办法出门的人叫做笨蛋,而在中国,只有那些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普遍的一个特征是表示命令之必然的句子也会加以转折,最常用的句子是“遇雨即止”。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职守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这个观念像被钻孔一样钻入了中国人的脑袋,就算是最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们听说,在中国有一个无疑是非常坚固的要塞,地处要冲,配备有精良的克虏伯大炮,里面全是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可是只要一逢到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要塞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这是典型的“遇雨即止”!1870年的天津惨案时,本来遇害的人可能会多上四倍,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外国租界行凶的暴徒们。
在那些敌视外国人的地区,外国的旅行者最好的防身武器莫过于带上一把喷水枪。我们可以确信,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五分钟内就能驱散最凶狠的中国暴徒。散弹枪的子弹也许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每个中国人都抱以反感,就像猫怕水那样。无论是从表现还是从内心的感受方面来讲,他们都认为泼冷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东西。
要把中国人所使用的钱讲清楚,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最好是一本书。中国的货币极度混乱,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整整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谈及中国人疏于精确的那一章节里,我们已经说过几个突出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恼人的事。一百钱并不是一百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一千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固定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二十个可抵四十个,也就是当钱数超过二十文时就会这样计算。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五百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二百五十个,甚至更少。还得减去当地的折扣,当然,在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在钱币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各行各业的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通货膨胀而感到头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号称要严厉打击掺假行为。希望这种状况得到遏制,却又使得衙门里的差役有机可乘,他们变本加厉地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
现金的短缺会导致物价上涨。一旦市面上真的钱全部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次等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伪币取代了真钱,从而应验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客观规律,货币市场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真假参半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购买有些商品只是付给假币。而至于在交易中另有规定的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就要付上两倍的价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摸了这样的钱币无疑是污染。五百文钱或一千文钱(名义上的)穿成一贯,绳子很容易断,而把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会不轻于八磅。人们系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很麻烦了。
如果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都容易上当。他们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其难处也并不减少多少,因为一个地区银庄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要么完全不能通用,要么就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那些贪婪的家伙,就他们所兑付的银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便捷的条件下,中国人居然还能完全顺利地做成各种生意。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只有外国人会为之叫苦连天。
一个外国旅行者在经过许多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被拴在一根柱子上,一条结实的缰绳则绑着它的脖子,四蹄伸直地躺在地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四十五度,脖子也这样拧着,好像就要脱臼了似的。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挣扎而弄破脖子,这种姿势能给它什么乐趣可言。没有一头外国驴子会这样。
在看到了我们所举出的这些补充事例之后,我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意识到,中国人虽然生活在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状态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我们也就是从这一点才开始讨论的。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了。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深知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堪称典范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断言,中国人是不文明的。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不能理性地看到文明与舒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要考虑到中国现在的状况与西方三个世纪前状况的区别,这样才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期英国的生活状况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在此文里探讨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是累赘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足够令人感叹。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时代那种粗糙的生活方式,也许就会让我们质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时代在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发生改变,人也不会发生改变。关于舒适与便捷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一直没有变化。但如果出现了新的社会条件,这些标准也必将要改变。他们总会有一天,也将采用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相同标准。然而在目前,这一点,他们不仅仅没有预料到,也暂时并不怎么向往。
英文原版:
CHAPTER XV. 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Let us begin with the premise that all which is affirmed of Chinese 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respects not Oriental but Occidental standards, the principal object being to show how totally different those standards are.
Let us first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dress. In speaking of Chinese contempt for foreigners, we have already had occasion to mention that Western modes of apparel have very little which is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we are now forced to admit that the converse is equally true. To us it certainly appears singular that a great nation should become reconciled to such an unnatural custom as shaving off the entire front part of the head, leaving that exposed which nature evidently intended should be protected. But since the Chinese were driven to adopt this custom at the point of the sword, and since, as already remarked, it has become a sign and test of loyalt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do not recognise any discomfort from the practice, and would probably be exceedingly unwilling to revert to the Ming Dynasty tonsure.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do not apply to the habit of going bareheaded at almost all seasons of the year, and especially in summer. The whole nation moves about in the blistering heats of the summer months holding one arm aloft with an open fan held at such an angle as to obstruct a portion of the rays of the sun. Those who make use of an umbrella to ward off heat must constitute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men do often wear hats upon certain provocation, Chinese women, so far as we have observed, have no other kind of head-dress than that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ornamental. One of the very few requisites for comfort according to Chinese ideas is a fan. It is not uncommon in summer to see coolies, almost devoid of clothing, struggling to track a heavy salt-junk up-stream, vigorously fanning themselves meanwhile. Even beggars frequently brandish broken fans.
It is one of the un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hat this people, supposed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pastoral, and which certainly shows high ingenuity in making use of nature’s gifts, has never learned to weave wool for clothing purposes. With vast numbers of sheep across the empire, the art of woollen manufacture is only limited to western regions. The nation relies entirely on cotton. In severely cold northern areas, people wear thick wadded garments that nearly double their body bulk. A child falling down in such attire can scarcely rise. An Anglo-Saxon would never willingly endure such cumbersome clothing, yet the Chinese complain little of it; discomfort arises only when such garments are lacking.
Chinese shoes are made of cloth, porous and quick to absorb moisture, leaving feet cold in chilly weather. Oiled waterproof boots are a luxury for the few. Umbrellas are also regarded as luxuries rather than necessities. Most Chinese wear wet clothes until they dry naturally, showing no great concern. While they admire foreign gloves and mittens, these items are rarely used domestically.
One of the most annoying features of Chinese costume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is the absence of pockets. Western attire is fitted with various pockets for notebooks, handkerchief, watches, keys and small tools. The average Chinese has few or no pockets. A handkerchief is tucked into the bosom; important papers are tied inside trouser bands or hidden in rolled sleeves. Coins are often stuck behind the ear for easy access. Pouches and small bags hung from girders hold money, tobacco and pipes, yet these containers are easily lost. Keys and small trinkets are fastened to coat buttons, adding to the risk of loss.
For nightwear, Chinese people simply strip naked and wrap themselves in quilts; there are no dedicated nightclothes. Even infants are laid casually under bedding, with frequent sudden temperature changes believed to cause infant convulsions and early deaths in many cases. In some regions, infants wear sacks filled with sand or earth instead of diapers, restricting their movement entirely.
Chinese homes also reflect indifference to comfort. Wealthy families, who could afford better conditions, show little regard for Western comfort standards. Courtyards rarely feature shade trees; people prefer simple mat awnings, or sit in the street when the sun is too hot. Few houses have north-facing doors to create ventilation, as locals simply say "We do not have north doors".
In northern China, the k'ang (brick bed) is the standard sleeping platform, heated by cooking fires. It alternates between freezing cold when no fire is lit and overheated when the fire is too strong. Entire families crowd together on the k'ang, which is infested with insects year-round. Mosquito nets are a luxury only a small number can afford. Locals endure sand-flies and mosquitoes with far less irritation than Westerners.
The concept of a pillow differs drastically. Western pillows are soft feather cushions for head support; Chinese pillows are hard bamboo stools, wooden blocks or brick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neck. An Occidental would find sleeping on these agonising, just as a Chinese would reject soft Western pillows.
The Chinese raise large quantities of poultry yet make almost no use of feathers for bedding. Feathers are either tied to sticks as dusters or scattered on farmland to protect crops. Wire mesh mattresses popular in the West are rejected by Chinese hospital patients, who prefer sleeping directly on the floor.
Traditional vegetable oil used for lighting has an unpleasant odour and provides dim illumination. Though kerosene is known to be brighter and cleaner, conservative habits keep most people using inferior oil, with no desire for improved lighting conditions.
Chinese furniture strikes Westerners as clumsy and uncomfortable. Chairs have tall, straight backs and angular frames, easily broken. Benches are narrow with loose legs. Houses are poorly constructed with shallow foundations, leading to perpetual dampness. Loose wooden doors let in cold air and wind; paper windows offer no protection against weather or dust.
Most households have only one large iron cooking pot. Fuel consists of crop stalks and grass, producing dense smoke that fills the room while cooking. Locals endure smoke and eye irritation as a normal part of life. Heating is limited to heat from cooking fires and the warmth of the k'ang. In coal-mining areas, coal smoke fills rooms with no proper ventilation. People wear all their clothes indoors in winter to stay warm, constantly feeling cold.
Crowding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In hot weather, boats are packed with passengers; houses and courtyards are overcrowded. Privacy and ventilation are foreign concepts to most Chinese. Inns are noisy all night with the braying of donkeys, mules and barking dogs, yet local guests sleep soundly while Western travellers lie awake.
Stray dogs run rampant in Chinese cities, and people tolerate their noise and potential danger. For minor dog bites, locals use the folk remedy of applying dog hair to the wound instead of seeking proper treatment.
Daily convenience is also widely overlooked.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paper, ink slab) are essential for scholars but never carried around. Ink requires water to grind, and brushes need careful softening before use. Labour-saving tools like pencils are unknown. Most tools are sold as separate parts, requiring buyers to assemble them themselves.
Sanitation is severely neglected. Drainage systems in major cities create more problems than they solve. Roads are poorly maintained. Travel is often halted by rain; people stay indoors rather than travel in wet weather. Sentry posts are abandoned during rain, and public affairs are delayed.
The currency system is chaotic. The nominal value of a string of copper cash never matches the actual count, varying drastically across regions. Counterfeit coins circulate widely. Silver ingots and paper notes lead to constant disputes and losses during transactions. Carrying large sums of heavy copper cash is cumbersome for ordinary people.
A donkey tied to a post will strain its neck to an awkward angle instead of adjusting its posture for comfort, a small symbol of how the Chinese adapt to hardship. This widespread indifference to modern comfort does not mean the Chinese are uncivilised—their standards of comfort have differed from Western ones for centuries, shaped by long-standing living habits and social conditions.
Physical endurance and adaptability allow the Chinese to thrive in environments that would torment Westerners. They grow accustomed to hardship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ccepting inconvenience and discomfort as an inevitable part of daily life. While modern changes are gradually taking place, traditional attitudes towards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remain deeply rooted across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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