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十点，我的手机闹钟都会准时响起。闹钟的标签只有一个简单的句号。听到这个声音，无论我是在公司加班，还是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在某个高端餐厅和客户应酬，我都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一切，借口去一趟洗手间。
在洗手间的隔间里，我会从随身携带的爱马仕包的暗格中，摸出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白色小药瓶，倒出一粒药丸，就着一口水迅速吞下。
这套动作我已经重复了将近三百天，熟练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每次药丸滑过食道，那种苦涩的异物感都会提醒我一个残酷的事实：我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今年我三十岁，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市场部总监。在别人眼里，我是标准的都市精英女性。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套装，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穿梭在甲级写字楼里，年薪百万，在市中心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江景公寓。
我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无懈可击。我也曾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只要我在职场上拼尽全力，我就能掌控自己人生的全部。
但我错了，错得彻头彻尾。我用三十年时间搭建起来的完美堡垒，仅仅因为一个放纵的夜晚，就轰然倒塌。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周末。当时我刚刚带领团队拿下了一个国际品牌的年度营销全案。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整个团队连续熬了三个月的通宵。那三个月里，我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会议、改了几十版的PPT、喝到反胃的冰美式、以及凌晨三点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是团队的定海神针，所有人都可以崩溃，唯独我不能。我每天都在强压着内心的疲惫和焦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高速运转。
提案成功的那天下午，我在会议室里听到客户说出“就选你们了”的时候，紧绷了三个月的神经终于彻底松懈下来。
当晚，我请整个团队去吃了顿大餐，大家欢呼雀跃，甚至有人激动得哭了。晚餐结束后，考虑到大家都很累，我便让他们早点回家休息。
看着同事们三三两两地散去，我独自站在深秋的冷风中，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空虚。我不想回那个空荡荡的江景公寓，那里没有等待我的人，只有冰冷的家具和一室的寂静。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我失去了所有的社交生活，我没有男朋友，朋友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在那种极度疲惫又极度渴望释放的心理状态下，我走进了一家平时偶尔会去喝一杯的高端清吧。
我坐在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酒精让我僵硬的肩膀慢慢放松下来，也让我的防备心降到了最低。就在那个时候，他坐到了我旁边。
他看起来三十出头，穿着质感很好的衬衫，谈吐幽默且分寸感极好。我们顺理成章地聊了起来。他没有像那些油腻的男人一样急于打听我的隐私，而是安静地听我抱怨工作的压力，适时地递上纸巾，甚至点了一杯温水放在我手边。
在酒精的作用下，他那双专注看着我的眼睛，成了我当时最渴望的避风港。我太累了，太想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找一点温暖，哪怕是短暂的、虚幻的温暖。
离开酒吧时，我的脚步已经有些虚浮。他扶着我，轻声问我要不要去他住的酒店休息一下。我没有拒绝。
在酒店的房间里，理智曾有过短暂的挣扎。当事情发展到最后一步时，我模糊地问了一句“有安全措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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