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那天的天气很寻常，是一个没有风的周二下午。疾控中心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医生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的“HIV-1抗体阳性”几个字刺痛了我的眼睛。医生在对面说着什么，关于CD4细胞、关于抗病毒治疗、关于按时吃药就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阵持续不断的耳鸣，像是有一列火车在我的颅腔里轰隆隆地驶过。
感染源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离奇的隐情。半年前，交往了三年的前女友突然不辞而别，几乎切断了所有联系。我曾疯狂地找过她，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消失的真正原因。她留给我的，除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还有这个将伴随我一生的印记。
拿到确诊报告的那个晚上，我坐在沙发上抽了整整一包烟。烟灰落了满地，看着窗外万家灯火，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坦白。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只是害怕。我害怕在未来的某一次聚餐中，我的口腔溃疡会成为别人的隐患；我害怕在某次意外受伤流血时，不知情的亲友会毫无防备地触碰我。
我更害怕那种每天戴着面具、提心吊胆撒谎的生活。我以为，坦诚是解决恐惧的最好方式，但我低估了人性的趋利避害，也高估了所谓的亲密关系。
我第一个告诉的人是和我合租的室友，也是我大学四年的铁哥们儿大鹏。那天晚上他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键盘敲得劈啪作响。我站在他身后，深吸了一口气，把疾控中心的单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随后键盘声戛然而止，大鹏转过头，目光在单子和我之间来回游移了几次。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开玩笑，也没有问我是怎么感染的。他只是慢慢地把手从鼠标上拿开，身体不自觉地向椅背靠了靠，仿佛我周围的空气已经变得有毒。
那一晚，大鹏借口要去网吧包夜，拿着外套匆匆出了门。第二天我下班回来时，他的房间已经空了。桌子上放着一把钥匙，微信里只有一条简短的留言：“兄弟，对不住了，我家里人知道这事儿肯定接受不了。房租我付到月底，你保重。”
看着那条微信，我没有回复。我理解他的恐惧，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和他一样，对这个疾病充满了未知的敬畏。只是，当这种恐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落在自己身上时，那种被瞬间抛弃的失重感，依然让我喘不过气来。
紧接着是家里的亲戚。我没有在家族群里大张旗鼓地宣布，而是选择在一个周末，回了一趟老家，把父母和几个走得最近的叔伯阿姨叫到了一起。我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平时最疼我的大姑，下意识地把面前的茶杯往后挪了挪；二叔皱着眉头，掏出烟点上，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道德败坏的陌生人。
我的父母懵了。母亲当场捂着脸痛哭起来，父亲则指着我的鼻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那天下午的家庭会议不欢而散，亲戚们走得很快，连晚饭都没有留下来吃。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再也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逢年过节，家族群里依然热闹，但我发出的红包，再也没有人领。母亲背着亲戚偷偷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带了些土特产。她站在门口，连鞋都没有脱，眼里满是心疼和不知所措。她劝我辞职回老家，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躲起来。
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心像被钝刀子割一样疼。我拒绝了她，并告诉她以后尽量别来了，免得被亲戚们说闲话。母亲走后，我看着一屋子的寂静，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孤立无援。
生活被彻底割裂成了两半。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我成了一座孤岛。每天的日常变成了上班、下班、吃药。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在最初的两个月里表现得尤为剧烈。恶心、头晕、整夜整夜的失眠和光怪陆离的噩梦折磨着我。
有好几次，我半夜在床上干呕到虚脱，看着床头柜上白色的药瓶，脑海里会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现在死在这个出租屋里，恐怕也要等尸体发臭了才会被人发现吧。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种深不见底的孤独感吞噬的时候，门铃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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