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灯光打在《向日葵》上，赵小勇在画前站了很久。
保安注意到这个中国男人跟其他游客不太一样。
他不拍照，不说话，就那么直直地盯着画布。
眼睛从花瓣移到花蕊，再从花蕊移到背景里那些被氧化变淡的铬黄色。
后来他蹲下了，把脸凑到离画只有几厘米的地方，盯着颜料层叠的纹理，像在辨认一种他再熟悉不过、却从未真正见过的笔触。
他在那幅画前蹲了很久。
站起来以后，他跟同行的人说了一句话：“颜色不对。真迹比我的淡太多了。”
在大芬村那间闷热的画室里，他最快28分钟就能临摹出一幅《向日葵》。
妻子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动笔，一小时一幅《星空》。
20年里，他画了超过10万幅梵高。
闭着眼都知道每一笔的位置。
但这些画，他从没见过原作。
他临摹的范本全是印刷品，是客户发过来的电子文件，是一张张经过调色、压缩、色偏严重的图片。
他对着这些图片练了半辈子，以为自己已经把梵高摸透了。
直到站在这间博物馆里，面对一幅真正的梵高，才发现。
自己画了20年的东西，颜色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那天他在博物馆里转了很久，出来后蹲在阿姆斯特丹街头抽了好几根烟。
1987年，赵小勇15岁。
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深圳打工。
睡过桥洞，蹲过坟地，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过，工友们凑了400块钱才把他捞出来。
后来进了一家滕蓝厂给树脂画描边上色。
他小时候在老家看过堂哥画画，手上有几分灵气，很快就成了厂里的精描工。
一个老乡把他拉到大芬村，说那边招画工，画仿制油画，管吃住。
他去了。
那个年代的大芬村还不叫“中国油画第一村”，只是个污水横流、被当地人戏称“大粪村”的普通城中村。
一个香港商人接到沃尔玛的订单，要30天内交付30幅仿制画，把工作室扎在这里。
从零教农民工拿画笔，十几天后就开始临摹。
赵小勇是其中学得最快的一批。
订单爆了之后，大芬村工作室一间接一间地开。
巅峰时期超过1000家，年产仿制画500万幅。
全球70%的欧洲仿制油画从中国出货，中国80%从大芬村出货。
赵小勇在这里一画就是20年。
他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专画梵高。
不是因为他多喜欢梵高，是梵高的画好卖。
他把妻子、弟弟、小舅子全拉了进来，组了一条家庭流水线：
妻子专攻《星空》和《向日葵》，弟弟负责《夜间咖啡馆》，小舅子画《自画像》。
一家子每年产出上万幅梵高，被集装箱运到欧洲，挂进纪念品商店，摆在露天市场的摊位上。
30到40欧元一幅，是赵小勇出厂价的8倍。
改变发生在一个深夜。
赵小勇把全工作室的人叫到一起，放了一部梵高的纪录片。
他画了十几年梵高，却连这个人是谁都没认真了解过。
屏幕上那个荷兰人一生孤僻，被人当成疯子，从荷兰流落到英国又流落到法国。
一辈子穷困潦倒，只卖出过一幅画。
37岁在绝望中开枪自杀。
赵小勇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里的麦田和乌鸦，忽然觉得这个人跟他很近。
不是画得像不像的问题，是某种更深处的东西。
他说：“我想去看看他的真迹。”
在阿姆斯特丹街头那家纪念品店里，他看到了自己的画。
被挂在墙上，连画框都没有，游客随便摸随便翻，像翻一块布。
他在自己的画前面合了张影，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从荷兰回来后他开始做梦。
梦到梵高站在他面前，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
他在梦里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
伸手去碰，什么都没摸到。
凌晨惊醒，坐到天亮。
第一缕阳光打进画室的时候，他点了一根烟，跟妻子说了一句话：
“我想画点自己的东西。”
他开始画原创。
画奶奶，画工作室里灰扑扑的同伴，画大芬村潮湿的巷子和堆满颜料管的桌角。
他开了间原创画室，起初生意很淡，一个月卖不出几幅。
后来同行的朋友帮他推广，他的画渐渐有了市场。
从几十块无人问津到一幅卖到上万元，这个过程他又走了将近十年。
最近一次梦到梵高，那个人背对着他站在远处，说了一段他早在纪录片里听过的话：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又讨人厌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社会最卑贱的那一种。可是，就算这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昭告世人。”
赵小勇醒来，眼角是湿的，嘴角是笑的。
他说：“梵高先生，我想我可能已经做到了，即使还不够完美。”
从大芬村画工到原创画家，他走了30年。
你们怎么看赵小勇这种从模仿到原创的蜕变？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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