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灶台上供着麻糖，外头飘着雪花，可婆婆屋里头却传出一阵阵倒气儿的声。那声儿不大，却像针一样扎人——呼哧，呼哧，一会长，一会短，听着就像有啥东西堵在嗓子眼里头，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男人栓柱蹲在门槛上，烟袋锅子抽得吱吱响，一锅接一锅，烟灰弹了一地。他大哥铁蛋跪在床前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嘴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娘啊，您还有啥放不下的？您说啊！”
可婆婆就是不闭眼。
她那双眼窝子早就塌下去了，眼珠子浑浊得像冬天结了冰的泥水，可就是直愣愣地盯着房梁上的檩条，盯得人心里头发毛。来瞧的老人说，这是咽不下气，心里头有事儿，有结没解开。
村里上了岁数的王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春兰啊，你婆婆这是等你呢。”
我愣了一下，心里头像被人拿手狠狠攥了一把。
等我？等我跟她算账？还是等我原谅她？
我叫张春兰，1969年嫁到刘家。那年我二十一，栓柱二十三，我俩是隔壁村媒婆给说的亲。头一回见面的那天，栓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低着头不敢看我，耳朵根子红得跟煮熟的虾似的。我心里头还觉得这男人憨厚，嫁过去应该不挨欺负。
可我哪知道，进了刘家的门，我算是掉进了冰窟窿。
婆婆姓马，年轻时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儿子——铁蛋和栓柱。铁蛋是老大，婆婆的心尖子、命根子、眼珠子。栓柱是老小，婆婆嘴上的烂疮、脚底的鸡眼、眼里头的沙子。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村里人都这么讲。
我嫁进刘家的第一天，婆婆就给我立了规矩。那天晚上，我烧了一大锅热水想洗把脸，婆婆站在灶房门口，双手抄在袖筒里头，斜着眼看我，说：“烧恁多水做啥？糟蹋柴火。你当这是你家？你爹娘把你惯得没个样儿。”
我端着木盆的手顿了顿，没吭声。
栓柱在旁边站了半天，张了张嘴，终究也没吭声。
那是头一回，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家里头，婆婆说啥是啥，栓柱是个闷葫芦，我就是个外人。
后来我才知道，婆婆为啥看我不顺眼。
说到底，是因为我爹是个泥瓦匠，家里穷得叮当响，陪嫁就两床被子、一个木头箱子。铁蛋娶的大嫂秀英，她爹是大队会计，陪嫁了一辆飞鸽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光那一辆自行车就顶我家一年的嚼谷。
婆婆比了一辈子，从比儿子到比媳妇，从比媳妇到比孙子，哪个环节她都觉得我拖了后腿。
可我能咋办？地里头的活儿我没少干，家里的饭我没少做，一年到头，喂猪、砍柴、挑水、磨面，哪样活儿我没干？可婆婆眼里只有大嫂秀英，秀英放个屁都是香的，我喘口气都是错的。
记得1971年秋天，我跟秀英都怀了身子，前后差了一个来月。婆婆去集上扯布，给秀英扯了三尺红底碎花的，说是给孩子做小衣裳。到我这儿，她把裁剩的布头捡了两块塞给我，说：“够用了，反正是个丫头片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沿上，摸着那两块巴掌大的布头，眼泪吧嗒吧嗒掉。
栓柱躺在炕那头，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半天说了句：“别哭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娘啥脾气。”
我那时候真想问问他：娘是啥脾气？是偏心眼儿的脾气？是欺负人的脾气？是把你媳妇不当人看的脾气？
可我没问。
因为我娘跟我说过，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到了婆家就得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我生了个闺女，取名叫小芹。秀英生了个小子，取名叫大明。
婆婆抱着大明的时候，那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一口一个“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怀里头像揣了个金疙瘩。轮着小芹，她连抱都不愿意抱，说“一个丫头片子，有啥好稀罕的”。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不是因为小心眼儿，是因为那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闺女就算是个丫头片子，那也是我怀了十个月、疼了一天一夜生下来的。凭啥到了你刘家就成了多余的人？
可这些话，我都是咽进肚子里的。
我不敢说，也不敢闹，因为栓柱不会替我说。他是那种天塌下来都只会蹲在墙根儿抽烟的人，你指望他为了你去跟他娘吵架？还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
那些年，我就像一个掉进泥潭里的人，越挣扎陷得越深，到后来就干脆不挣扎了，就那么泡着，泡得浑身冰凉。
日子真正过不下去，是1973年的事儿。
那年夏天连着下了四十天雨，地里的庄稼全泡烂了，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到年根儿。到了秋天，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婆婆把粮缸里剩下那点棒子面全锁进了柜子里，钥匙挂在她裤腰带上，谁也别想动。
那天中午，小芹饿得直哭，嗓子都哭哑了。我蹲在灶房里头，翻遍了坛坛罐罐，一粒米都没找着。我硬着头皮去找婆婆，说：“娘，能不能给我两把棒子面，我给小芹熬点糊糊。”
婆婆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头都没抬：“我自己还吃不饱呢，哪有闲粮喂你们？”
我说：“娘，孩子才两岁，经不住饿。”
婆婆把手里的锥子往笸箩里一扔，抬起头看我，那眼神像刀子似的：“张春兰，你少拿孩子说事儿。我养大了两个儿子，啥苦没吃过？就你家丫头金贵？一天不吃又饿不死。”
我站在那儿，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是秀英看不下去了，偷偷塞给我半碗小米。我接过来的时候手都在抖，我把那半碗小米跟熬金子似的熬了一锅汤，米粒全捞给小芹，我喝了三天清水。
那时候我心里头就彻底凉了。
我不再指望婆婆能对我好，也不指望栓柱能替我撑腰。我就当自己是个长工，干完活儿吃饭，吃完饭睡觉，你别管我，我也不惹你。
可有些事儿不是你想躲就能躲过去的。
那年冬天，栓柱跟铁蛋商量着分家。这事儿提了好几次，婆婆一直压着不让。后来是公社的张主任来做工作，说“一个家里头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搁在一块儿过日子迟早闹矛盾，分了清净”，婆婆这才松了口。
分家的那天晚上，婆婆把东西分得清清楚楚。
老大铁蛋分了三间大瓦房、一头耕牛、一石麦子。栓柱分了一间半土坯房、半亩旱地、三十斤棒子面。
铁蛋分的东西是婆婆一句话：“老大是长子，得撑起门户。”
栓柱分的东西也是婆婆一句话：“老二，你命不好，别怨你娘。”
栓柱蹲在地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说了句：“行，听娘的。”
那天夜里回去的路上，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的霜白花花的。我跟在栓柱后头，怀里抱着小芹，冷风直往脖子里灌。栓柱走在前头，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月光底下，我看他眼眶子红了。
他说：“春兰，委屈你了。”
那是我嫁进刘家四年，他头一回跟我说这种话。
可我一点都不感动。
我抱着小芹从他身边走过去，冷冷地说了一句：“委屈有屁用。”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外头北风呼呼地刮，想着那一间半土坯房咋过冬，想着三十斤棒子面够吃几天，想着小芹明天还能吃上啥。越想越气，越气越睡不着，眼泪把枕头都打湿了。
可我还是没走。
不是因为栓柱，是因为小芹。我要是走了，这孩子就没人管了。
我咬着牙过了一年。
1974年冬天，婆婆突然就病倒了。
说起来也怪，她身体一直硬朗，七十岁的人了还能挑水砍柴，比年轻人都利索。可那年一入冬，她就咳嗽，咳了半个月不见好，后来又发高烧，烧得人都迷糊了。
栓柱和铁蛋请了公社卫生院的刘大夫来看，刘大夫号了脉，出来摇摇头说：“病入膏肓了，年纪也大了，准备后事吧。”
那时候我才知道，婆婆得的不是一天的病，是积攒了一辈子的病。年轻时守寡，又要拉扯两个孩子，饿一顿饱一顿的，底子早就掏空了。只是她这个人要强，从来不叫苦，也不看病，扛到实在扛不住了，也就来不及了。
婆婆病倒的那一个月，我跟秀英轮流伺候。
说实话，我心里头不是没有怨气。想起那些年她偏心，想起那些年她欺负我，想起那些年她说的话、做的事，桩桩件件都像扎在心里的刺，拔不出来，可一碰就疼。
可我还是去伺候了。
不是因为我多孝顺，是因为我看不过去。一个人躺在炕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了，身边没人管，那成啥了？再说了，她再不好，她也是栓柱的娘，是生了养了栓柱那个人。
那些天，我每天天不亮就去婆婆屋里，给她倒尿盆、擦身子、喂药、喂饭。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像晒干的橘子皮。我给她翻身的时候，她的手瘦得像鸡爪子，死死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我肉里了。
有一回她烧得厉害，迷迷糊糊的，突然抓着我的手说：“春兰，娘对不起你啊。”
我心里头一酸，没接话。
她又说：“娘这一辈子，对不起你。”
那时候要是搁我以前的脾气，我心里头肯定会想：你现在知道对不起了？早干啥去了？可那时候看着她那张灰败的脸、浑浊的眼，我啥都说不出来。
我给她把被角掖好，说了句：“别想那些了，把药喝了。”
后来过了两天，她又清醒了，清醒了之后就不说这话了，又开始支使我干这干那，又开始挑我的毛病。一会儿说粥熬稠了，一会儿说水端热了，没有一样顺心的。
秀英来看她，她拉着秀英的手说了半天话，说自己这辈子没享过福，说老大媳妇辛苦了，说以后大明这孩子有出息。轮到我去送饭，她连正眼都不看我。
我心里头那点刚刚软下来的地方，又硬了回去。
婆婆咽气的前三天，突然就好了。
刘大夫说这叫回光返照，让家里人赶紧都回来，该见面的见面，该说话的说。
那三天，婆婆精神头足得很，能坐起来了，还能喝半碗小米粥。她先是把铁蛋叫到跟前，说了大半天的话。又让栓柱进去，说了小半天的话。又让大明和小芹进去，一人给了一块手绢包着的东西。
我跟秀英在外头等着，谁也不知道她说了啥。
后来栓柱出来，眼圈红红的，我问他娘说啥了，他不吭声，低着头走了。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婆婆突然就不行了。
人是在申时开始倒气的，呼哧呼哧的，嗓子眼里头像拉着风箱。铁蛋跪在床前哭，秀英也跟着哭，栓柱蹲在门槛上抽烟，小芹和大明躲在院子里不敢进来。
王奶奶让人赶紧去看看，还有啥没交代的。
铁蛋凑到婆婆跟前问：“娘，您是不是还有啥事儿不放心？”
婆婆没反应。
秀英也凑过去问：“娘，您是不是惦记大明？”
婆婆还是没反应。
栓柱被拽到床前，他跪下来，嘴张了几次，最后说：“娘，您放心走吧，我会好好的。”
婆婆依旧不闭眼。
那天来帮忙的李婶突然问了一句：“刘婶子，你是不是在等春兰？”
说来也怪，李婶的话音刚落，婆婆的眼珠子就动了一下，慢慢慢慢地转向了门口。
我那会儿正在灶房里烧水，听见外头有人喊我，才擦着手走过去。一进门，满屋子的人都看着我，炕上婆婆直愣愣地盯着我，那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浑浊、空洞，可里头好像藏着什么东西，像是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
我站在门框那儿，脚底下像生了根，迈不动步子。
王奶奶在背后推了我一把，低声说：“春兰，去啊，你娘等你呢。”
我一步一步走到炕前，看着炕上那个干瘦的老太太。她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嘴张着，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
我跪下了。
不知道为啥，膝盖一软就跪下了。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我哭了，不是因为心疼，是因为那些年受的委屈、遭的白眼、挨的欺负，一下子全涌上来了。
我想起她给秀英扯布不给我扯，想起她说小芹是丫头片子，想起她把粮食锁起来不给我吃，想起分家时她把我当外人打发，想起桩桩件件、点点滴滴。
我恨她。
可我也知道，她这辈子不容易。二十多岁守寡，拉扯两个儿子，吃糠咽菜，风吹雨打，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她偏心老大，是因为老大像她，是要强的那个人。她看不上我，是因为我娘家穷，她怕我拖累了这个家。她欺负我，是因为她当年也被婆婆欺负过，她觉得婆婆欺负媳妇是天经地义的。
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把一辈子的苦、一辈子的怨、一辈子的不甘心，都转嫁到了我身上。
我跪在那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屋里头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窗纸上的声音。我抬起头看着婆婆，她的嘴一张一合，像是想说什么，可已经没有声音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磕了第一个头。
我说：“妈，我是春兰。”
磕了第二个头。
“那些年的事儿，我都放下了。”
磕了第三个头。
“妈，我不怨您。”
最后一句话说完，婆婆的眼珠子慢慢慢慢地动了。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愧疚，有感激，有解脱，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一辈子攒着的那口气，终于吐干净了。
屋里头哭成一片。
我跪在那儿，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哭得浑身发抖。
不是哭她，是哭我自己。
哭我自己那些年受的委屈，哭我自己那些年的隐忍和不甘，哭我自己从一个年轻媳妇熬到这个时候，终于熬到了头，可心里头却没有一丝欢喜。
婆婆出殡那天，天特别冷，雪下得有一尺厚。
送葬的队伍从村头走到村尾，唢呐吹得呜呜咽咽的，听着像哭又像笑。我走在队伍后头，穿着一身白孝衣，小芹拉着我的手，问我：“娘，奶奶去哪了？”
我说：“奶奶去天上享福了。”
小芹又问：“那奶奶还回来不？”
我说：“不回来了。”
小芹“哦”了一声，又问：“娘，你咋不哭了？”
我愣了一下，伸手一摸脸，干巴巴的，一点湿气都没有。
是啊，我咋不哭了？
后来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有些眼泪是为别人流的，有些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为别人流的眼泪好流，为自己流的眼泪，流干了就没有了。
那些年，我流的眼泪已经够多的了。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小芹也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栓柱前几年也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春兰，这辈子我对不起你。”
我说：“别说了，都过去了。”
他是真的对不起我，可我也真的不恨他了。
我有时候想，人这一辈子，谁对得起谁，谁对不起谁，真的说得清吗？婆婆觉得她对得起栓柱，可我觉得她对不住我；她觉得对不住我，可她又把栓柱养大了、把我男人给了我。这账，算不清的。
婆婆咽气前看我的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
那一眼告诉我，她走的时候是安心的。她知道我原谅她了，她也原谅她自己了。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到临了的时候，能闭得上眼，就是最大的福气。
现在我自己也当了婆婆，我儿媳妇是外省的，嫁过来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村里有人跟我说：“你可别跟你婆婆学，那时候她咋对你的，你现在也咋对她。”
我说：“拉倒吧，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早翻篇了。”
我儿媳妇对我好，我就对她更好。我给她看孩子，给她做饭，她跟儿子吵架了我站在她那边。不为别的，就因为我吃过当人媳妇的苦，我知道那滋味，我不想让我儿媳妇再吃一遍。
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个将心比心。
你不能因为你淋过雨，就把别人的伞也撕了。你得因为你淋过雨，才更应该给别人撑把伞。
婆婆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一年又一年。我每年清明都去给她烧纸，跟她说说话，说说家里的事儿，说说小芹，说说大明，说说日子越过越好了。
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跟她说上几句知心话，死了以后反倒能说了。
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去年过年的时候，小芹带着外孙子回来看我。小外孙三岁，胖乎乎的，奶声奶气地喊“姥姥”。我抱着他，心里头软得像化了的糖。
小芹问我：“娘，你说人死了以后去哪了？”
我想了想，说：“哪也不去，就在活着的人心里头。”
她不懂，笑着说：“娘，你说话越来越玄了。”
我没再解释。
有些道理，说得早没用，说得晚也不用说了，得自己活到那个份上，才能明白。
婆婆咽气那天的雪，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雪不大，密密匝匝的，落在房顶上、院墙上、柴火垛上，安安静静地，一点声都没有。
就像人心里的那点怨，看着没了，其实还在。可你要是愿意放下，它也就真的没了。
“妈，我不怨您。”
就这一句话，我等了五年才说出口。可好在，我终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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