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冒充银行客服的诈骗电话，到伪造高速公路通行费欠缴短信，再到利用人工智能克隆亲人声音索要钱财，数字时代的骗局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狡猾。
诈骗分子不再靠花言巧语单打独斗，而是将手机、互联网、自动化工具乃至AI武装起来，编织出覆盖全球的犯罪网络。
据测算，去年诈骗者从全球受害者手中窃取的金额高达1.03万亿美元，超过除19个最富裕国家以外任何国家的GDP。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正在构筑多层次的技术防线。
公安部近日披露，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从源头斩断诈骗通信链条。
与此同时，全国移动电话卡和互联网账号“一证通查”服务已为民众提供查询超3.7亿人次，帮助人们及时注销不再需要的账号。
境外来电提醒、12381涉诈预警短信等便民服务也在持续发挥作用，累计预警和提醒达数十亿次。
诈骗的危害不仅在于金钱损失。
一份涵盖全球1100多家商户的调查显示，欺诈正侵蚀商家与客户之间的信任。
商户每年约3%的电商收入因欺诈而损失，另有近6%的订单因怀疑欺诈而被拒绝，其中不乏“误伤”真实客户的案例。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首次不当使用”，即客户利用退货政策漏洞恶意获取免费商品在快速蔓延，超过六成商户反映此类欺诈在过去一年有所增加。
国际合作也在加码，美国特勤局之前在克利夫兰、西雅图、丹佛等多座城市展开联合行动，重点打击针对电子福利转账卡和支付卡的盗刷设备。仅在一次行动中，执法机构就检查了数千台取款机和销售终端，移除数十个非法读卡装置，避免了数千万美元的潜在损失。
万事达卡也与德国电信及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携手，试图打通电信与金融数据之间的壁垒。研究发现，80%遭受诈骗的银行客户在授权转账时正与诈骗者通电话。
在一个暴利行业中，生产要素不会因为监管打击而凭空消失。资本会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技术会寻找监管更松的土壤，人力会迁徙到风险更小的区域。
以中国为例，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诈战役，在境内战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的同时，是否也无意间充当了全球网络犯罪产业地理格局重塑的催化剂？那些被查缴的21万个“猫池”设备之外，存量技术团队和设备流向何处？核查处置的2亿张电话卡背后，诈骗产业链为何能运转到如此天文量级？
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下一阶段尤为值得思考的部分。
1.为什么诈骗产业涉及2亿张电话卡？
在诈骗黑产的话语体系里，一张电话卡从来不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资产”，而是一件快速消耗的“弹药”。一旦某个号码被用于群发钓鱼短信或被标记为骚扰电话，它的“转化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拦截系统会在几小时内将其拉黑，潜在受害者也会对陌生号码产生警惕。
因此，“卡商”必须维持一个极其庞大的号码库存，用数量对冲被关停的速度。
就像零售业的库存周转率，一批卡进来，两周内消耗殆尽，下一批必须顶上。
核查处置的2亿张卡，我认为某种意义上，只是这个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被抽检出的样本，而非诈骗分子手头号码存量的全部。
这个产业背后，还有其独特的成本收益模型，比如一张通过灰色渠道获取的预实名电话卡，黑市价格通常在数百元。而一次成功的电信诈骗，受害者损失少则数万元，多则数百万元。
用一个极其保守的比例来测算，假设一张卡的成本为300元，一个诈骗话务组日均消耗100张卡，日均成本3万元。
只要这100张卡触达的受害者中有一人上钩，单笔诈骗金额超过3万元，这一天的“运营”就实现了盈亏平衡。
现实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猫池”窝点可以同时运行数千张卡，自动化群呼系统每天能拨出数十万通电话。即便拦截系统已经拦截了99.9%的诈骗通话，剩下的0.1%仍然足够让这个模式持续运转。
这正是“猫池经济学”的核心，用规模化摊薄单卡成本，用概率博弈反制拦截技术。
这种极致的规模化运营，催生了一个高度专业化、模块化的产业链。
今天，这条产业链已经演化出清晰的分工结构，几乎可以称为“诈骗即服务”模式。
第一层是“料商”。
他们是数据的源头，负责通过数据泄露、内鬼贩卖、钓鱼网站等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按照“新鲜度”和“颗粒度”进行分类定价。
一条包含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的“四件套”数据，黑市价格远高于零散的单一信息。
第二层是“卡商”和“号商”，这是产业链的设备运营者。
他们利用“猫池”设备批量管理手机卡，接收短信验证码，在各大互联网平台批量注册账号，甚至通过模拟终端环境来绕过平台的“实人认证”。
此次被核查处置的2亿张卡，大部分沉淀在这一环节。
第三层是“话务组”和“技术组”，他们是诈骗的直接实施者。
他们从“卡商”处购买通信资源，利用AI换脸、语音合成、深度伪造等技术搭建诈骗场景。
据万事达卡与德国电信的一项联合分析显示，在遭受诈骗的银行客户中，80%的人在授权转账时正在与诈骗分子保持通话，这说明“即时通话”仍然是操控受害者心理的关键手段。
第四层是“水房”和“通道商”，负责资金的快速洗白。
他们利用跑分平台、虚拟货币混币器、跨境贸易对敲等方式，将赃款拆分转移。
2024年全球电商支付与欺诈报告揭示了一个新的趋势，首次不当使用和退款滥用已成为影响全球近半数商户的欺诈类型，而这些“购买后”的争议场景，恰好为诈骗资金提供了一个看似合法的出口。
所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2亿张卡并非一个“过量”的数字，而是一个黑色产业在高速运转中留下的痕迹了。但问题在于，当中国开始用系统性力量掐断这一链条时，这条产业链上的数百万从业者、海量技术设备和“运营经验”真的就凭空消失了吗？
在我看来，并不一定。
2.当“中国铁拳”成为全球犯罪地理的搅动力量
“断卡”行动、“一证通查”服务、工信部12381预警系统、境外来电强制提醒——这些组合拳构成了中国反诈政策的“供给侧冲击”。
于是，其结果就是，中国监管部门大幅抬高了境内从事“猫池”犯罪的成本，使供给曲线急剧向左移动。
具体来看，这种冲击体现在三个方面。
设备方面，“猫池”硬件被批量查缴，市场流通量锐减，黑市价格飙升数倍，小型“卡商”难以负担。
卡源方面，手机卡实名制、一证通查服务让冒名办卡几乎绝迹。据工信部数据，“一证通查”已累计提供查询服务超过3.7亿人次，这意味着大量用户主动清理了名下不用的号码，挤压了“卡商”的生存空间。
风险方面，AI驱动的实时拦截系统每年能截获64.8亿次诈骗电话和短信，精准溯源让话务窝点的存活周期从过去的数月缩短到数周甚至数天。
在国内运营一线诈骗的预期惩罚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收益。
然而，只要终端收益足够高，犯罪活动就不会被消灭，只会发生“产业转移”。
存量的“猫池”设备、尚未落网的技术人员、积累了多年话术经验的诈骗头目，这些生产要素需要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就是全球“数字鸿沟”制造的监管洼地。
GSMA移动网络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近半的人口每周都会遇到诈骗。
而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移动支付的爆炸式增长，如实时支付、先买后付、数字钱包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快速普及。
可是，这些地区的反欺诈基础设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当移动支付渗透率已经超过部分发达国家，而反诈能力却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时，这种“不对称”就构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条清晰的转移道路。
第一，指向东南亚、南亚和部分中东、非洲地区。
这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硬件级”诈骗呼叫中心聚集地。大量“猫池”设备和话务团队向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迪拜等地转移，在一些边境地带形成了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诈骗“包围圈”。
这些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宽松的执法环境，以及低成本部署通信设备的技术条件。
犯罪组织甚至发展出了“园区化”的运营模式，将数百名话务员集中管理，统一提供设备、住宿和话术培训，形成流水线作业。这种模式与合法产业的“产业园区”逻辑如出一辙，只生产诈骗。
第二，指向欧美发达国家，但形态发生了质的升级。美国特勤局在克利夫兰、辛辛那提、西雅图、丹佛等城市进行的联合执法行动，移除了数十个非法窃取装置，防止了超过4200万美元的潜在欺诈损失。
这些行动揭示了一个新趋势：“猫池”相关技术不再仅仅用于拨打电话，而是演变为数据窃取和身份伪造的底层基础设施。
犯罪分子在ATM和加油站安装微型读卡器，窃取EBT福利卡和信用卡信息，再通过“猫池”设备模拟受害者的手机环境，绕过金融机构的风控验证。这是一种针对特定脆弱系统的“软件级”精准攻击，其技术含量和隐蔽性远高于传统的广撒网式诈骗。
这两类道路似乎已经表明了，全球网络诈骗产业在形成一种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新国际分工。
中国等个人信息高度数字化的经济体，仍然是主要的数据泄露源头，部分“内鬼”和黑客持续从金融、电商、物流等平台窃取公民信息，这些“料”经过分类加工后，流向全球各地的诈骗团伙。
东南亚、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扮演了“劳动力密集型操作中心”的角色，提供廉价的话务员、宽松的监管和低价的技术部署。
而全球电商平台和加密货币体系则成为“洗钱终端”，诈骗分子利用退款滥用、首次不当使用等机制，通过购买高价值商品再转卖，或通过混币器将赃款洗白。
2024年全球电商欺诈报告显示，商户平均每年因支付欺诈损失总电商收入的3%，而首次不当使用在过去一年影响了全球超过六成的商户。
这些数字说明，洗钱出口的规模正在与诈骗产业的规模同步扩张。
万事达卡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垂直业务负责人提出的一个判断切中要害：“欺诈者不会区分数据来源，那我们为什么要区分呢？”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当诈骗产业链已经高度全球化，任何单一国家的努力都只能取得局部的、阶段性的胜利。
中国核查处置2亿张卡，打掉11.7万个窝点，是一场漂亮的“区域性战役”。
但全球反诈的“持久战”，才刚刚进入新的阶段。
3.全球反诈思维要升级了
这场产业链的全球转移，不仅是犯罪分子的流动，也伴随着防御技术的反向输出。
中国在拦截量级上的经验正在形成一种技术标准。
工信部与200余家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技术对接，构建的实时技防体系，每天处理的是全球最大体量的反诈数据。这种在极端压力下训练出的AI模型，在诈骗模式识别、异常行为检测、实时拦截响应等方面积累的能力，正在通过像万事达卡这样的全球支付网络向外部辐射。
2024年全球电商支付与欺诈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商户计划在未来一年内采用AI或机器学习驱动的欺诈管理工具，六种主流AI工具的计划采用率均超过50%。
这意味着，AI正在成为反诈战争的“通用武器”，而中国在这场技术对抗中扮演的角色将从“受攻击者”逐步转变为“技术贡献者”。
但这种技术扩散也有另一面。
生成式AI和大语言模型的快速迭代，正在为诈骗分子提供前所未有的能力。克隆声音、伪造面容、生成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诈骗脚本，这些曾经只在电影中出现的技术，如今已经进入黑产的日常工具箱。
有资料说，“人工智能能够克隆爱人的声音或编造高度个性化的信息来愚弄潜在受害者”，其中的事实就是，AI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在为防守方提供更强盾牌的同时，也在为进攻方锻造更锋利的矛。
因此，未来传统“猫池”硬件的作用可能会在1到3年内逐步衰减。
取代它的将是SIM卡漫游、流量劫持、物联网卡滥用等更隐蔽的通信劫持手段。
而治理焦点则需要从实体电话卡扩展到更广泛的数字身份层，在3到5年的尺度上，随着eSIM技术普及和基于行为生物特征的“无密码”认证体系成熟，传统的“盗号”“养卡”模式生存空间将被极致压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诈骗会消失。
相反，利用多模态大模型生成的实时互动式AI诈骗将成为绝对主流，那种能够根据你的语气、情绪实时调整话术，用你最熟悉的社交方式侵入你决策链路的诈骗，其迷惑性将远超当下所有已知形态。
处置2亿张涉诈卡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中国在境内反诈战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大量“猫池”设备被物理销毁，数以万计的犯罪窝点被连根拔起，数十亿次诈骗通信被实时阻断。这些成就不应被任何“外部性”讨论所消解。
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反诈的真正终局，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单独达成。
当诈骗产业链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布局，当数据泄露源头、技术操作中心和洗钱出口分布在不同的大陆，任何地区的监管漏洞都会成为整个体系的“最薄弱环节”。
正如万事达卡在与德国电信和GSMA的合作中所实践的那样，只有当电信运营商愿意分享通话时的实时数据，金融机构愿意开放账户间的异常交易信号，各国执法部门能够跨越司法管辖的壁垒共享情报，我们才能构建一个真正覆盖诈骗全链路的防御体系。
这大概是目前唯一的可行解？
处置2亿张涉诈卡是第一步，它告诉世界中国在这条路上的决心。但这条路的尽头，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走进同一个战场。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网络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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